换成普遍性话语，而霓虹灯、广告牌、亮丽时装和小资休闲这类以身体快感为指归的审美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非审美甚至反审美的，简言之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变种。进而视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面上是对人的感性的解放，实质上却是工具理性对于人的更为无情的操控，是在盲目歌颂技术力量的同时，将自由定位在消费能力上面，而从根本否定了人文理性对于人的存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综合各家的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从西方学者布迪厄、费瑟斯通等人那里趸来的概念，它只是对当代中国多层面文化冲突的简单概括，是一厢情愿的理论乌托邦，说它是一种粉饰现实的理论也许有伤恕道，但事实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以感官享乐为指归，故它的审美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非审美甚至是反审美的，是以审美为名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理论变种。陶东风的老师童庆炳，就持这样的看法。
童庆炳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并不是今日专有，中国古代的仕宦之家华裘美食，居宅有后花园，工作之余琴棋书画消遣，这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吗？所以谁喜欢这个话题，愿意去研究它，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何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突然之间会成为一个话题或者说问题。他指出，一些青年学者要把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如去研究广告、美容、美发、模特走步、街心花园、高尔夫球场、城市规划、网吧、迪厅、房屋装修、美女图，甚至大有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置换文艺学研究原有对象的倾向。童庆炳同样不同意日常生活审美化代表了美学新原则的崛起，坚决反对所谓无功利的审美活动和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统统过时，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感官的享乐、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他认为今天一定要说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的话，那么，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进入了这个时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城市打工者、下层收入者，并没有进入消费主义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天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决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提出的新的美学也不过是部分城里人的美学，决非人民大众的美学，或者用我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话来说，这不过是‘食利者的美学’。“比较西方从波德莱尔到西美尔的美学现代性传统对现代社会消费文化的批判，和国内今日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两种判然不同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无疑这一批判中有一些历久弥新的东西，无论我们把它叫做人文失落的焦虑也好，抑或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傲也好。但是另一方面，今日中国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
流行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们久被压抑的感性的解放，并不是一句空话。美学直接介入现实生活其实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事实上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于强烈的审美泛化意识，而且大众文化在产业化的推动下，在我们这个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大有压倒主流文化反客为主的势头，以至于审美在我们的周围一路普及下来，几乎也到了泛滥无边的地步。但就美学自身而言，或许同日常生活审美化拉开一段距离，当是更为明智的做法。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美学格外关注的虚拟性和可变性，正是被许多人冠之为后现代的当代社会的特征所在。美学标志着向感性创造力的转移，也标志着用细腻的法则来强制雕塑感性。这一对矛盾的解决，肯定也是哲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因为我们的一切学科或者说科学，其最终目的之一应是改善我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条件。故此，美学在它的纯理论层面上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大可不必唯恐屈驾跟风不及。
游荡城市的记忆
如前所见，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审美并不限于艺术，而同样见于生活之中。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因而愈发模糊起来。所以有人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理论，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敏感地把握到了在物质生产充溢时代，人的心灵世界所发生的真实的变迁，并且对之作出了如实的描述。但是并不能因此说，这种真实的描述就是问题的最后解决。由此以”游荡者“的视角，来反观我们居住的城市，应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另一种很好的反思。今天我们的城市大片大片的街区被整个儿推倒重建。但是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是北京人在哀悼四合院，上海人在梦寻石库门。假如以平地冒出的那些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仿古一条街式建筑来标示城市的传统，那实在是传统的莫大悲哀。所以，什么是城市的品位呢？
“游荡者”（flaneur）是《恶之花》里诗人波德莱尔自己被读出的形象，本雅明曾经指出，波德莱尔不但是以一个“游荡者”的眼光，隔开一段距离来对巴黎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城市生活作寓言式观察，其体验和表现方式，也是典型的寓言方式。这有波德莱尔本人的《天鹅》诗为证：“脚手架、石块、新的王宫／古老的市郊，一切对我都成为寓言。”波德莱尔笔下现代生活的典型环境是拱门街和市场，通过描写出没于这类场景中的人群，波德莱尔被认为是揭示了商品麻醉灵魂的现代都市景观。故此，巴黎的流浪汉、阴谋家、政客、诗人、乞丐、醉汉、妓女、人群、大众、商品、拱廊街、林阴道等目不暇接的现代都市形象，就是波德莱尔也是本雅明的寓言。这样一种寓言如本雅明本人所言，它在思想的国度里有如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它显得遥远，但是它足以揭示艺术并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游荡者“隐身于人群之中，却不同流合污，他是英雄而不是乌合之众。
巴黎在中国城市里最可以比较的是上海。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称。但上海其实并不很像巴黎，她更像纽约。上海人引为自豪的淮海路一带典型的法式景观，同巴黎市中心那些两三百年前的遗产，几乎是千篇一律土黄色的六七层楼高的建筑，也还有着明显差异。2001年德里达访问上海，法国总领馆为他接风，总领事郁白先生说，他觉得领馆附近这块早年法租界的绮丽街景，更相似法国殖民地而不是本土的建筑风格。这个比较令人沮丧吗？似也不必，今天的上海日新月异，她比巴黎并不缺失什么，东方明珠的高度超过了埃菲尔铁塔，她那鲜亮紫红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造型，肯定要比黑不溜秋的铁塔中看一点；巴黎鹤立鸡群，所以几成众矢之的的制高点蒙巴拿斯大楼，说来可怜，高度只有金茂大厦的一半；香榭丽舍大街的优雅和繁华，似乎和南京路也就在伯仲之间，只不过南京路逼仄了些，容纳不了阅兵仪式，让坦克大炮隆隆开将过去。可是，上海人为什么拿自己的城市同巴黎相比，又总觉得自愧不如呢？即便是在上海的都市现代性特征分明已经超过了巴黎的今天？
香榭丽舍大街
那就征问历史吧。上海的城市空间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巨变，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居住空间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它同时也带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老城厢的日渐消失，和旧区生活形态的日渐凋零。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和缅想因流于肤浅而备受冷落，所以老城厢的消失，在上海这个城市注定不会成为悲情故事。悲情和怀旧或者是飘荡在上海郊外的绿色精英宅区之间，但上海的老城厢其实没有消失，在它的中心就矗立着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老城隍庙。比较起来，真正消失的是天津的老城厢，它在若干年前已经给荡为平地，很长的时间里养在闺中人未识，没见有什么动静。可是天津的老城厢又能有什么怀旧悲情？老城厢百孔千疮、破败褴褛，是贫民窟的同义词，天津的怀旧故事里有袁世凯、冯国璋这些民国枭雄的故居，有点缀着昔年租借小洋楼的五大道，那里并没有老城厢的位置。可见此历史与彼历史，固不可同日而语也。2000年作者去巴黎访学，有一位教外国文学的朋友叮嘱我说，你去巴黎，别忘了替我在香榭丽舍大街踩上几脚，那是莫泊桑散步的地方啊。说真的，香榭丽舍的路面还是上海人所说的那种石块铺成的”弹格路“，没准真能踩中当年莫泊桑们的脚印。可是19世纪的中国城市是什么模样？她们正在经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悲惨的一段时光。可见此历史与彼历史，风光差异自不可以道里计。
关于游荡城市的记忆，包亚明在他的《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里，很有意思地叙写了作者的海上游荡经历，它认真也就是一段复杂的怀旧历程。但是包亚明的怀旧里更多是种儿时记忆的亲切缅想。他坦白童年时代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到延安东路码头，花几分钱在黄浦江上坐几个来回的渡轮。小时候对于美食最深刻的印象，则是天潼路宝庆坊弄堂口一家小饭店厨房里的冲天火光。他曾经在老北站南广场上乐此不疲地玩一种叫”逃将山“的游戏，以至于被同学撞断了手臂。而在见证了四川北路商业形态不断调整，颓势难挽之后，他在那里拍摄人生第一张报名照、排队购买刚刚开禁的外国小说，以及在点心店里津津有味地饕餮鲜肉汤团的记忆，如潮涌上心来，开始怀疑耗资不菲的商业策划，是否有能力唤回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的应是一种邻里直接交流的前消费时代文化，它是不是只有缅怀伤感的价值呢？
《游荡者的权力》依作者的自我定位，是一本都市游荡者的思想笔记。作者认为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侵袭，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趣味和格调正是在此一语境中，演变成了相匹消费主义的美学经验。故此，如何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批判机制，来帮助我们解读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将是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大众文化是不是只有挨批的命数？这倒使我心生疑虑。无疑这里批判一语用的是中性词，但是都市游荡者的寓言式观察，应能显示大众文化同样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大众文化距离大众，果真就那么遥远吗？
两种城市空间
20世纪末叶，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学界多多少少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而此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是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许多学者们开始刮目相待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其中美国文化地理学家1996年出版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是一部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第三空间》的第一部分是理论探究，第二部分毋宁说这探究变成了实践旅途，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一部分的旅程更凸现出经验和视觉效果。耐人寻味的是索亚将他的居住城市洛杉矶和他住过一阵的阿姆斯特丹作了比较研究。比较本身或许纯出偶然，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这两个城市之互不相干，就像爆米花与土豆那样根本没有可比性。但是比较下来，索亚的结论是它们分别可以代表20世纪城市化极端成功和不成功的两极，成功的是阿姆斯特丹，不成功的是洛杉矶。
洛杉矶
索亚指出洛杉矶是一个呈不规则形态的分散的离心的大都市，相反阿姆斯特丹则可算是欧洲向心力最强的城市，洛杉矶一百五十个人中只有一人居住在市中心，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居民则超过全市的百分之十。在吸引游客方面，至少同周围其他景点相比，光顾洛杉矶市区的游人相对要少，而阿姆斯特丹城区每年接待的游人将近八百万，并且日日拥有数千购物者。交通上，洛杉矶商业区地表空间四分之三为汽车所用，高速公路相当气派，而阿姆斯特丹恰恰相反，在禁止汽车方面，仅次于水城威尼斯。索亚对阿姆斯特丹的观察源出他1990年春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作访问教授期间的直接经验，他发现阿姆斯特丹显得紧凑，整个城市的构造，从中心到郊区，都清晰可读。围着主轴线城市层层展开，就像洋葱的横切面，地名命名具有强烈的方位感。此外阿姆斯特丹人珍视城市格局与功能的传统理解，也令城市规划者们制定新方针时，持谨慎态度。对比起来，洛杉矶则似有意打破一切城市可读性和规律性，来挑战什么是城市、什么不是城市的一切传统规则。工业城、商业城甚至大学城犬牙交错，郊区进入市界，市区外移郊区，城市分析的那些既成学派在这里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住房方面，作者描述了阿姆斯特丹影响深广的”市区移民运动“，具体说就是年轻人占据市区废弃的办公室、工厂、仓库和一些居住区以作栖身之地。索亚认为这是一场争取城市自身权利，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自身权力的斗争。他指出在阿姆斯特丹这场斗争比任何地方都成功；而任何地方都比洛杉矶成功。洛杉矶的公共住房计划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是以残酷牺牲贫穷居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加速中心商业的复兴。一边是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一边是触目惊心的纸板房贫民区，后者是移民的天地，工作状况几近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