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三年大饥荒的生活记忆深刻，称得上铭心刻骨。其中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我九岁，正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我饿得成了大头，长脖子，细腿，连走路都费劲。去学校上学需要翻过一条干坑，以前，我在这条坑里跑上跑下，如履平地。饿成瘦鬼后，过那条坑就难了。此岸，我屁股贴着岸边往下滑；彼岸，我得把自己变成一只小兽物，四肢着地一点一点往上爬。这年夏天，父亲病故了。作为父亲的长子，为父亲送葬时由我扛幡，摔恼盆。堂叔大概怕我瘦得没劲，替我把陶制的恼盆摔碎了。食堂面临断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人们的生存受到了极为严峻的考验。换句话说，贫困和饥饿已使人们的生存到了一个最低的底线，过了底线，人马上就得饿死。谁都不想死，人人都想活命。人们别的念头都没有了，只要能找到一口吃的，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条命，就是最大的成功。于是人们的生存意志、生存韧性、生存智慧和生存想象力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了，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生存状态。
我服从了自己的记忆，或者说受到了记忆执拗的引导，在刚开始写小说不久的1980年，我就以那段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看看谁家有福》。小说在《奔流》发表后，引起比较大的争议，该刊连续发了好几篇争鸣文章。肯定的一方认为我写得很真实；批评的一方说我写得太低沉了。这篇小说很快被翻译到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也为这篇小说列了一条。此后，我按捺不住自己的记忆和冲动，一直想写一部长一点的小说，来记述那段生活。我暗暗对自己说，你不写这部小说，就对不起那些饿死的人和那段历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白活了。二十四年之后，我终于写出了这部在我心底埋藏已久的《平原上的歌谣》。我读书不多，在创作上没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我知道，人类的记忆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记忆力是一个人的基本力量。同样，一个民族的记忆是这个民族的力量所在，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试想，一个民族倘是失去了记忆，就有可能重蹈灾难的覆辙，那是多么可怕。有两句话，我不记得是哪两个外国作家说的。一句是，文学是为历史作证。另一句是，文化是对记忆的守卫。我觉得这两句话都很有道理。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民族提供记忆，保留记忆。当然，这个记忆应该是细节化、情感化、人性化、真实性和艺术性的。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生活记忆，如果我们这一代亲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死了，让后来的人再想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记忆文化向遗忘文化挑战。
那段生活无疑是沉重的，但我给小说定下的是不屈和自强的基调，写得并不低沉。我没写饿殍遍地，哀鸿遍野，没有渲染惨绝的气氛，相反还有些幽默，露出了有节制的微笑。这是因为受到我大姐的启发。前些年，我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都要和大姐二姐谈起三年大饥荒的那段日子。我是有意提起这个话题，让大姐二姐帮我回忆饥饿的生活细节。大姐悄悄告诉我，母亲不愿听见我们老说那几年多么苦，多么难过，母亲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我想，母亲可能是出于自尊，我们把过去的事说多了，母亲会觉得都是她这个当娘的没本事，让她的孩子受苦了。我说：“那时候挨饿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全国的人都在挨饿，只不过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重一些。”大姐又说：“你别说，当时并没觉得多么苦，一点都不发愁，好像还挺高兴的，该笑还是笑，该唱还是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以前构思这部小说，我的心情总是很沉重，很压抑，甚至想哭，大姐的话改变了我的想法。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什么样的坎儿都能过去，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这部小说是献给我母亲的。父亲死时，我们姐弟六个还小，大姐最大十三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周岁，上头还有一个年届七旬的爷爷，一家八口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为了多干活，多挣工分，母亲从妇女队伍中走了出来，天天跟男劳力一块干活。母亲犁地耙地，暴土扬场，和泥脱坯，挖河盖房，凡是男劳力干的活，我们的母亲都一点不落地跟着干。在秋天的雨季，母亲要冒着雨到地里出红薯。不出红薯全村人就没吃的。出完红薯回家，母亲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身上滚的全是泥巴。在大雪飘飘的冬天，妇女们都不出工了，在家里做针线活。这时母亲要和男劳力一起往麦地里抬雪。初春队里的草不够牲口吃，母亲要下到冰冷的河水里，为牲口捞水草。母亲所受的苦累和委屈，一想起来就让我这个当儿子的痛彻心扉。我对两个姐姐和弟弟妹妹说过，我一定要写写母亲。可我的小说还没写出来，苦命的母亲已于2003年3月5日去世了。母亲再也看不到我的小说了，这只能让我更加痛心。
关于母亲，还有一个大些的说法，我们愿意把祖国也说成是我们的母亲，那么我把这部小说也同时献给祖国母亲。伟大的祖国母亲，请您收下吧！您愿意收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