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去日本，我顺手拿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放进行李箱里。短篇小说集不是别人的，是我自己的。在日本期间，我看不懂他们的电视和报纸。参加活动之余，一个人在房间里无事时，我就看自己的小说。在那样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里，我看用我们的汉字写成的小说，像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并像回到了家乡，亲切感油然而生。看着看着，我的双眼就有些湿。同行的一个朋友把我的小说集借去，看了几篇之后，不大想还给我，问我能不能把小说集送给她。说来我显得有些小气，我没舍得把小说集送给她，我说：对不起，我出来只带了这么一本，我自己还要看。
2009年春天去美国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我带的书就多一些。除了王安忆的一部长篇小说，村上春树的一部长篇小说，《外国小说名篇选读》，我自己的书，我带了一本长篇小说《红煤》，和一本短篇小说集《红围巾》。我们住的地方是原始森林中的一栋别墅，与外界的信息联系几乎隔断。写作之余，我只能看我自己带去的书。过了一段时间，我把《红煤》送给了一位华人女翻译，《红围巾》却迟迟没有送人。远嫁美国的一位东北女士，到驻地给我们包饺子吃时，看到了《红围巾》。她把书翻了翻，看了几段，就表示喜欢，红着脸问我带的书多不多。她的意思我明白，是想让我把《红围巾》送给她。我说这样吧，等我临走的时候，把书给您留下。只是现在您还不能拿走，因为我自己还要看。她看着我，样子似有些不解，问：这书不是你自己写的吗？言外之意是，自己写的书自己为什么还要看呢？我说：不错，是我自己写的书。我这人有个毛病，爱看自己写的书。离开美国的前夕，那位女士请我们到她家做客，我才把《红围巾》作为礼物送给她。
你说我敝帚自珍也好，笑我不自量也好，反正我说的是实话。出门在外，带一本自己的书，对我来说已成了一种习惯。把书打开，不管翻到哪一篇，仿佛打开了一扇门，里面有个人把我轻轻一拉，我就进去了。语言是一个好向导，她把我带到这儿，带到那儿。里面的情景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还有些触景生情。常常是，泪水辣了我的眼，我只得中断阅读，把眼泪搌一搌，再接着看。看完一篇，我悄悄感叹：亏得自己会写点儿东西，这一辈子活得总算不亏。
在写一篇长一点的小说时，写之前我曾给自己定了四条标准：看了还想看；愿意带在路上看；愿意送给朋友看；不论从哪里看起，都得看得进去，并有所得。这四条标准不是什么硬标准，是软标准。不是外向的，是内向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第一个标准主要是对情感而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为了表达感情，都是以情感美为中心。我要求自己写的小说，情感一定要饱满，真挚，首先能够感动自己。第二个标准主要是对味道而言。那种味道是汉字的味道，中国的味道，民族的味道。汉字的味道有天生的成分，也需要后天的调配。只有调配得当，色香俱佳，味道才会深厚绵长。第三个标准主要是对语言而言。一篇小说是否拿得出手，要看它的质地如何。而它的质地是通过语言呈现出来的。我重视语言的灵感，认为赋予语言以灵感，语言就是个性化的语言，就是活的语言。没有灵感的语言是僵死的语言。第四个标准主要是对细节而言。看小说其实就是看细节，好的小说都是细节好。好的细节都是形象化的，审美化的，心灵化的，而且有着较高的密度。当然，每一个标准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互相支持，才有望使小说耐看一些。
我像仰望星空一样，对经典心存敬畏。我从不敢把自己的小说与经典相联系，更不敢奢望把自己的小说写成经典小说。把小说写得经得起看，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目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