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圈子太窄。由于我们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反映在文学批评上，也过分要求整齐划一，而不能容许多样化。譬如，在提倡革命文学时，就要求一律写革命题材；在提倡国防文学时，又要求一律写国防题材，结果完全以题材来定作品之优劣。这当然过于狭窄，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又如，我们常常以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作品，而把“反现实主义冶作为一条罪状，套在不合己意的作家身上，甚至弄得连当时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直到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时，他才重新打出浪漫主义的旗帜。而这时，批评家又将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好作品都说成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果，好像非此即不足以称好。有些人对于西方现代派的抽象艺术采取不淤《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
承认态度，以资产阶级颓废艺术之名，一笔抹杀；而信奉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人呢，又反过来把现实主义艺术说得一文不值。这些，都是批评标准———也就是圈子太窄的缘故。而现实的冲击，则迫使批评家不能不修正自己的标准，放大批评圈子，否则，只有被遗弃。
二、批评标准的选择
文学批评该有什么样的标准，这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我国比较流行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这种提法，本来还是考虑到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变成了政治标准唯一，也就是仅仅从政治上去衡量文学作品，这当然是片面的。它不但忽视了作品艺术上的成就，而且也排除了政治以外的思想意义，其结果使文学批评的标准愈来愈狭。后来，人们看到这一弊病，就改为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结合，这比以前宽泛得多了。因为政治标准仅仅抓住政治思想这一条，而思想标准则囊括各种思想，———除政治思想外，还有社会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等。不能把政治思想和其他思想完全等同起来。不但不能等同，有时，其间还存在着矛盾。例如，歌德和黑格尔，在政治上都和法国革命保持距离，甚至持反对态度。恩格斯曾批评歌德道：“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小小的乐趣。冶淤但是，歌德的文学和黑格尔的哲学，却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反映了法国革命、讴歌了革命思想。这里，既有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的矛盾，也反映了政治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此外，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也不尽相同。例如，我国现代作家沈从文，他曾经主张中间路线，在政治上当然不能为革命阵营所赞同，但是，他的小说创作却大量地暴露了上流社会之丑恶，并表露出对下层“抹布阶级冶的同情，这是值得肯定的。过去我们以政治标准涵盖一切，对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当然是不公正的。且不说沈从文还是个文体家，单就在反映湘西地区民情风俗上，他也是独一无二的。至于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的不一致，那更是常见的了。有些干部，在政治上是赞成民主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在道德观念上，封建思想极浓厚，我们却因政治上的原因，把他的一切都肯定下来了。这也是以政治来代替一切的弊病。
也有人将文艺批评的标准定为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根据在于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说过：“我们决不是淤《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7页。
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冶；同时，恩格斯又在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论《济金根》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冶。但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来批评，与其说是批评标准，毋宁说是批评方法。就批评标准而言，倒不如将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扩大为真、善、美三条标准。我们将真、善、美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的根据是，这三条标准正好与文艺作品的三个构成部分：生活、思想、艺术相一致。恩格斯在上述致拉萨尔的信中写道：“而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冶可见他也正是从这三方面的融合来衡量文艺作品的。
三、真、善、美的标准
真真是指作品的真实性，指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内容。这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最基本的方面。许多作家都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如巴尔扎克说：“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冶淤高尔基说：“文学是以其真实而才伟大的一种事业，所以关于文学必须得讲真实。冶于如果所写的内容是虚假的，当然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正如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所说：“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冶左拉也说过：“当我读一本小说的时候，如果我觉得作者缺乏真实感，我便否定这作品。冶盂。但真实性并不是指表面的真实，也不是指外形的真实，而是指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关系。恩格斯在前述致拉萨尔信中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冶艺术作品当然只能攫取历史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但要反映出历史潮流的流向，也就是要能从一滴水里见世界。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刻。所以真实性又是与深刻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说他是以对现实关系的理解深刻著称；而巴尔扎克的作品的深刻性，正是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淤《外国文学参考资料》（19世纪部分），第557页。
于《致大·亚·阿慈曼》。
盂《论小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2辑，第122—123页。
真实性，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既是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它不但关涉到思想的深刻性，而且取决于作家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鲁迅曾批评我国古代作家不敢直面人生，不敢正视社会矛盾，从而产生了许多瞒和骗的文艺；而解放以后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又不断地批判“写真实冶口号，也是引导作家回避和掩饰矛盾、产生缺乏真实性作品的原因。所以，将“真冶列为文学批评标准之一，是引导文学创作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