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上书弹劾当朝宰相宋庠，指出宋庠为官不正，平庸无能，贻误国事，有负圣恩。这几条理由举出的证据十分有力，不容辩驳。而且包拯并没有像一些怀有私心或是为政治集团服务的御史一样将宋庠推向绝路，只是要求皇帝免除他的宰相职务放他回乡养老而已。包拯的弹劾奏章一上，宋庠心服口服，而且他惧怕包拯那种不说服皇帝誓不罢休的劲头，赶忙请求免职并马上离开宰相的位置。
另有一次，包拯上书弹劾宋仁宗所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担任三司使（负责全国财政与赋税的官员）的张尧佐，指出他平庸无能，靠着张贵妃的关系才得到皇帝的重用，若让他长期担任此官职将误国误民。包拯的上书中明确谈到仁宗皇帝因为宠爱张贵妃才重用张尧佐，这种大胆指责皇帝的做法在当时在绝无仅有的。但仁宗皇帝没有因此怪罪他，反而为此十分为难，既怕真的撤换张尧佐让贵妃不高兴，又怕不予理睬惹怒包拯等大臣与社会舆论。仁宗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在上朝时和大臣们商议，准备把张尧佐外放去做节度使，但包拯等大臣依然不同意，认为张尧佐的才干也做不了节度使。
仁宗见大臣们不肯让步，自己也很没面子，怒道：“你们不仅仅是要说张尧佐的任命问题吧？我让他去做节度使，节度使不过是一个粗官，不需要什么太大的才干，你们还争什么？”
包拯和其他大臣据理力争，回答道：“节度使这个官，我大宋的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都做过，恐怕不是陛下所说的粗官。”
仁宗见大臣们以自己的祖宗作为说辞反驳，一时语塞，无法回答大臣们的诘难。包拯见仁宗自知理亏，便继续上前进谏，言语慷慨激昂，不由得仁宗不同意他的观点。
退朝以后，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心里非常憋气，见到张贵妃，就斥责她：“你只知道让自己的伯父做节度使，你知道我朝中有包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御史吗？”可见，仁宗皇帝对包拯的敬畏。
作为皇帝的臣子，包拯能够忠于职守，不盲从于皇帝个人的意见，这种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说中那个只服从天命惩奸锄恶的獬豸倒是十分相似。
魏阉毒手斩獬豸
明朝天启年间，皇帝宠信太监魏忠贤，让他控制宫内的事务，并执掌朝政。魏忠贤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上，凡是不利于他的，都予以铲除；凡是效忠于他的，都加以扶植。
作为一个宫内的宦官，魏忠贤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并非前朝大臣，也没有任何功绩，只是凭着自己对皇帝的谄媚才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所以要巩固自己的权威，就一定要利用御史，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爪牙。
当时，许多朝臣和魏忠贤结交，有的不惜屈膝求荣，甘愿成为他的义子。但当时在朝野颇具盛名的东林党人却丝毫不买他的账，还连连上表要求皇帝处治他。东林党人周宗建上书给天启皇帝，指出魏忠贤的不忠不贤。这道上书长达千余字，全篇挥洒淋漓，字字充满正气，尤其是指斥魏忠贤弄权误国的那句“千人所指，一丁不识”，让所有阅读过这篇奏折的人都深为震撼，连魏忠贤本人见到这句话都大惊失色，出了一身的冷汗。这道上书，标志着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对抗从一般的朝野议论发展到政治上的水火不容。魏忠贤当然不甘示弱，他一面布下爪牙暗中监视东林党人；一面通过自己在宫内的关系向皇帝告状，说大臣们藐视朝廷，借指责他魏忠贤来影射天启皇帝昏庸无道。
天启皇帝朱由校本人性格比较懦弱，而且懒散不喜处理朝政，加上他对国家情况的一无所知，所以他很轻易就相信自己身边的亲信，把政务基本上都交给他们处理。他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早有勾结，他们合力阻塞皇帝的视听，皇帝对外界的了解，基本上都是他们和他们的手下所作的汇报，使皇帝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
尽管如此，天启皇帝听说那么多大臣反对一个宦官，虽然不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觉得很奇怪，也没有马上作出任何处理，只是象征性地将上书的周宗建罚俸三个月，想以此平息事端。
但是东林党人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希望皇帝能够彻底查办魏忠贤。于是，左副都御史（御史机构的副长官）杨涟也上奏章揭发魏忠贤的罪行。他在奏章中陈说利害，指出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主要罪状，有理有据，不容质疑。在他上奏之后，东林党人纷纷上书给皇帝要求惩办巨奸魏忠贤，短短数日之中，就有一百多道上书论及此事。
魏忠贤得知东林党人上书的消息，十分震怒，他收买了刺客去刺杀杨涟，但杨涟临危不惧，令刺客为之感动，毅然中止了杀害杨涟的行动。于是，魏忠贤只好再次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请求天启皇帝为他做主。
魏忠贤及其党羽给东林党人安上了一个结党营私、藐视朝廷的罪名，而且也言之凿凿。皇帝被他们蒙蔽已久，对魏忠贤也是百般安抚，于是下令将三百余位东林党人或免官，或夺回封号，或禁锢终身，剥夺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之所以没有将他们就地正法，是因为皇帝觉得杨涟等人还算忠臣，而且也听到过一些杨涟等人酌事迹，不想草菅人命，加上皇帝天生懦弱，怕真的有阴司地狱的报应，所以对杀头的事情能免则免。
天启四年，被贬官的东林党人杨涟和左光斗离开京城准备回乡。
谁知魏忠贤又设下一道奸计，想查处他们贪污受贿的证据再制造罪名。可是结果令魏忠贤大为失望，杨、左二人离开京城时，行李物品甚少，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简直和普通的游人差不多。但魏忠贤岂能善罢甘休，命令手下将已经回乡的左光斗、杨涟、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魏大中等人逮捕，押解到京城审讯。
这些东林党人被送到北镇抚司审问。北镇抚司向来以酷刑逼供著称，这次接到了魏忠贤的指令，更是对杨涟等人大刑伺候，要求他们供认出自己贪赃枉法收受巨额贿赂的罪行，并责令他们在限期之内交出赃款赃物。
这些人都以清廉为世人所称赞，贪污受贿的事情根本就是捏造，但公堂之上是不容分辩的，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就要严刑拷打；如果承认自己确实贪赃枉法，就要交出一大笔所谓的赃款，也是他们根本交不出的。
这几个人就在北镇抚司经受了多日的折磨，审讯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几人被棍棒活活打死。
看到奸佞当道、贤良受诬的事实，杨涟悲愤不已，在公堂上对同时被逼供的家人说：“你们回家之后，告诉我的孩子们，不要读书，读书也是对谁都没有用处的！”
但这番气话救不了他们，东林党人要求释放他们的上书也被魏忠贤扣下，皇帝并不知晓，于是杨涟和左光斗、魏大中私下商量：
“照现在的情形，如果我们不承认他们所问的罪状，肯定会被打死，那样我们的冤屈也永远不能昭雪了，我们不如先招供，以此作为权宜之计，等到离开这里，将案子交给法司定罪的时候，我们再行翻供，并在公堂上说出魏忠贤对我们严刑逼供、残害忠良、打死我们同僚的事情，法司有我们的好友，一定不会冤枉我们的。”
杨涟的想法，如果是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也许是行得通的，因为按照明朝的律法，审讯得出的结果最后都要交给法司定罪发落。而且，他作为御史机构的副长官，对国家的办事程序十分清楚，相信像他们这样的国家二品大员的案子皇帝不会不过问的。左光斗和魏大中听了杨涟的建议，也觉得可行，然后三个人就分别招供了自己“贪污受贿”的罪行。
但是，魏忠贤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机会翻供。他们招认之后，就要求他们马上交出赃款，可是这三个清廉如水的大臣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于是，魏忠贤就指使审讯者严刑逼问三人究竟把赃款藏在哪里或者用到何处了。
三人越是说不出，动用的大刑就越残酷。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生还的机会，便傲然领死。
最终，他们被公堂上的棍棒打死，死状惨不忍睹。杨涟死后，用刑者还怕他装死，又用铁钉贯穿了他的耳朵，用沙袋压在他身上，三天之后才上报说杨涟拒不交赃受刑死去，当时他的尸体已经溃烂流出脓血了。魏大中则在死后六天，尸体才被人从牢中拖出，遗体已经腐烂，上面的蛆虫遍布全身。
魏忠贤用这样残忍的行为向东林党人示威，但东林党人并未退缩，而是更猛烈地抨击朝政、揭露他的丑行。他便继续搬弄是非，令天启皇帝相信那些东林党人依旧在攻击皇帝，便拆毁了江南的多处书院，杀害了大批的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的悲剧在于，他们认为御史的天职就是惩恶扬善，大臣的天职就是辅助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但是丝毫没有想到作为朝中的獬豸，他们如果不能讨驯养者的欢心，就难以保全自己的身份，甚至生命。
做一个桀骜不驯的獬豸，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是身家性命。
在古代，为军队驯马的人对烈性马的驯养方法就是：先使用自己的骑术去驯服马，让马可以听从自己的使唤；如果不成功，就用强力慑服马．去除马的野性；如果依然不成功，就只能放弃驯服这样的烈马，把它杀掉。因为这样的马如果被敌军获得并驯服，战斗力一定会超过己方的马。
把这种思路推而广之，意思就是，不驯服于自己、不能为自己所用的，无论是宝马还是贤臣，最后都要予以处决。魏忠贤显然深谙此道，对于不能为自己所拉拢、利用的东林党人，就进行了血腥的清洗。
反过来说，东林党人即使再桀骜不驯，只要触怒了驯养者和希望驯服他们的人，就会受到迫害，这些桀骜不驯的獬豸，最后只能哀叹生不逢时含恨而逝了。
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无论你已经多么强大，也有你的弱点可能被对手发现。隐蔽起自己的“树叶”，去寻找对手的“树叶”。人生就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你不控制别人，就要被别人所控制；你不厘定自己的人生轨迹，那别人就会“帮你”设计一个人生轨迹，他会把你引到什么方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