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献纪录片是以影像工作的方法去组织历史文献知识的一种纪录片类型。它通过呈现“现象”，让人们去把握“本质”，实现历史真实的复原。
论文的主要立论点在于通过对表现毛泽东为主题的文献纪录片的论析，探讨并阐述文献纪录片对毛泽东解读的视像及叙事方式。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一、通过对文献纪录片概念的诠释和发展历程的追溯，明确了其主要材料构成和三种题材类型。这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基本内容及其表现视域。
二、从观念方面论析了创作者对真实性追求和人文观念不断升华是解读毛泽东的思想基础，它们决定着解读内容和叙事方式。
三、在内容方面，通过对表现毛泽东为主的文献纪录片深入分析，使我们发现了一个丰富的、立体化的毛泽东，构成对毛泽东解读的多维视像。
四、从叙事方式的角度，论析了叙述者的多元化，从而决定故事化的叙事策略和两种话语方式的构建，在影像的制作过程中，运用好解说、采访和文献影像资料，共同实现对毛泽东真实形象的解读，同时为其他的文献纪录片的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献纪录片解读
前言
毛泽东的逝去到现在已近三十载，而关于这位历史杰出人物的写作，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作品，都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总能够感受到毛泽东所处时代的风云雷动，触摸到时代前进的脉搏，也可以看到他穿越时空，迈着坚实的步伐，从历史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中向我们走来，同时我们也在走近毛泽东、走近历史。“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是一部时代巨著。
关于表现毛泽东的文献纪录片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可视世界，一个伟人本色自然内心复杂、性格多重、充满智慧但又有历史局限的伟人形象。毛泽东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以文献纪录片解读毛泽东，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镜像，而又深含着多重意味。文献纪录片，是一种“用现实表现现实”的语言，其“本质是‘呈现’”，透过“呈现”我们又在回归“生活世界”本身。通过对毛泽东的解读，我们也是在回归毛泽东的世界，同时认知历史与国情，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使命感，增强凝聚力，把现在扛在肩上，把未来放在眼里，继往开来，继续走大中国的成功之路。走近毛泽东，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和解读毛泽东，就是认识、了解中国现代发展史和中国基本国情。
第一章 文献纪录片释义与衍化
第一节 文献纪录片释义
“文献”这个名词，现存的文字资料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指的是“文章”，“献”据郑玄注《论语·八佾》篇：“献，贤也”，意思是“贤才”。孔子所谓“文献”，是对“礼”而言的。“礼”的涵义很广，凡是一切典章制度、历史文化，无所不包。这些范围极广、积累极为丰富的东西，要靠文章来记录。而写这些文章的，当然要靠学问渊博，熟悉掌故的贤才。这些贤才又是创造或研究典章制度、历史文化的，所以文与献是不可分割的。后来“凡是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之为“文献”。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的载体也由纸张发展为磁盘、光盘、胶片和磁带等，文献的传播媒介已由印刷、广播发展为电影、电视、网络。
“文献纪录片是以影像工作的方法去组织历史文献知识的一种纪录片类型”。其“文献”含义有三个方面：“文”是指一切有书面文字记载的东西，即有明确的物质媒介体，如影像的、网络的和平面的记载历史、文化知识的物质载体；“献”，是指非物质的媒介方式对历史文化的记载，如民间口头流传的历史文化包括某种语言、民间歌谣、诗歌等，亦即特指民间的口述史；此外，“行为传达”也是一种重要形式，如某种舞蹈、动作和形体行为对历史文化的记载，古老的“傩舞”，当代的“行为艺术”等。这三个方面是构成把握文献纪录类型的主要方面。这一关于“文献”含义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因为它触及到文献纪录片工作的实质：关于历史文化知识的组织与认知。这正是文献纪录片的核心内容。”
“‘文献纪录片’这一称谓及作品在媒体上持续出现，肇始于1993年摄制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其定义，在纪录片界往往与“汇编影片”混同。应该说，文献主要是从内容上来说的，汇编则是从影片资料的剪辑方式来看的。傅红星在其论文《写在胶片上的历史——谈新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中，认为“文献纪录片”就是“汇编影片”，他认为谈到“在新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史上，尤其是近年来的纪录电影创作中，有一类影片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文献纪录片。在西方，这种类型的纪录片通常被称为‘汇编影片’（compilation film），一般是指利用以往拍摄的资料片（有时辅以适当的新拍摄的素材）编辑而成的纪录片，这是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艾瑟·苏勃在20年代确立的一种纪录片类型，其后在许多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种纪录片开始在中国发展和繁荣起来。西方人有时也将在同一时期由多个摄制组分别在不同地方拍摄的素材剪辑而成的影片称作汇编影片，本文依旧沿用我国纪录电影工作者熟悉的文献纪录片这个说法，指称以过去拍摄的资料为主剪辑而成的纪录片。”显然，这是指以历史性的资料为主剪辑而成的纪录片，而不是以剪辑形式为主体的影片。所谓“文献”主要是从内容上讲，而“汇编”主要是讲影片资料的剪辑方式。
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纪录影像，以其资料的时代性、真实性和生动性，得到国内影视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认同和肯定。随着这几年中央电视台及诸多影视制作单位文献纪录片相继播出，极大地提升了文献纪录片的制作水平和艺术含量，扩大了涵盖面，造成了很大社会影响。由此也推动了文献纪录片的理论研究，丰富了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文献纪录片的基础是文献，这一类型的纪录片是在现有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以历史文献内容为主要核心，进行纪录片的艺术制作。在文献纪录片中，文献资料的来源主要有可记载的物质媒介载体、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非物质形态的口述和某种可记载历史文献与文化的行为媒介。“通常在文献纪录片中出现的材料构成主要是：文字与图片；文物与遗址；当事人与研究者。这三方面的文献就构成了文献纪录片的基本内容及其美学视域。”
总之，“所谓文献纪录片，是以一个事件展开过程必备的历史资料所构成的有意义的影像方式”。这个定义是根据对“文献”的理解而来的。就目前来说，文献纪录片的题材大多是反映主流文化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其次是民族文化及民间文化。在中国，以中央电视台为主要文献纪录片制作基地，已经制作了大量反映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具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文献纪录片。无论从国家文化战略发展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战略角度来看，大型文献纪录片一直处于重要媒介地位，并作为主流文化战略的传播媒介，文献纪录片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通过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从正面积极影响、引导和培养大众的视觉阅读兴趣与能力，最终达到传播国家主流思想、文化及其意志的目的。在中外纪录片史上也有相对应的创作实践，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的主流意志的导向，都是通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反映主流文化的意志，也因此有了文献纪录片这一主流纪录片的类型。
第二节 文献纪录片的衍化
在《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这本书中，谈到了一种编辑电影（compilation film），可以说是文献纪录片最早的雏形，它的开始几乎与新闻片同时，“它仍是在剪辑台上剪下其他影片中的镜头再编辑而成，也可以是非剧情片中的一个次类型”。书中还谈到“第一位认识到编辑电影可作为一种信靠史实用途的人是波兰的理论家波斯洛·马塔朱斯基（Boleslaw Matuszewski）。一八九七年，他在卢米埃兄弟推出电影之后的两年便宣称电影将会是一种新的历史资料。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编辑电影在敌对国家的双方都因为成了宣传工具而蓬勃发展，但要到20年代透过苏俄的维多夫及艾斯·苏伯（Esther Shub）认真的努力才确立其地位。”“苏伯1926年完成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编辑电影“的开山之作。”
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开端，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黎民伟摄制的《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这部影片长达90分钟，是他利用自己过去拍摄的有关孙中山和北伐战争的新闻片汇编而成。十四年后，也就是1941年，黎民伟又将原先制作《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所用的素材进行重新编辑，完成了《勋业千秋》（又名《建国史的一页》），这部有声版的纪录片更加完备而精炼地叙述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功勋，以及他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盛况。然而，在今天我们都已无法看到完整的影片，只能见到《勋业千秋》残存的部分影像。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苏联政府派遣了一个电影摄制组来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机构合作摄制了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导演瓦拉莫夫）、《解放了的中国》（导演格拉西莫夫）。前一部讲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长期武装斗争，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过程。后一部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场景。这两部影片均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对于此后的文献纪录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解放军摄影师们原来的工作方法，使影片的拍摄更加具有艺术创造性。在影片拍摄之前，通过采访和案头准备工作，先写出剧本或拍摄提纲，以此作为整个影片的拍摄依据，对影片的主题和艺术结构作出具体的设计，这样对提高影片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加上延安电影团多年培养的创作骨干，一些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和被解放了的电影基地的专业人员，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使新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创作由此拉开了帷幕。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十七年，相继问世了一批文献纪录片。题材的摄取主要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记录时代前进的步伐，宣传党的政策，发挥文献纪录片“形象化政论”的作用。核心是宣传和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路线方针，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如：建国初期拍摄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红旗漫卷西风》《解放战争》《大西南凯歌》等。“这些影片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取得政治和军事的决定性胜利、解放大西北、挺进大西南等地消灭大陆上蒋介石军队、最终埋葬旧中国的历史见证”。由于这些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胜利的战争场面，记录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具有很大的激励和启迪作用。在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百万雄师下江南》《红旗漫卷西风》《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大西南凯歌》等纪录片荣获纪录电影荣誉奖。此后相继摄制了较有影响的文献纪录片主要有《纪念白求恩》《南泥湾》《两种命运的决战》《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光辉的历程》等。总之，从这十七年拍摄的文献纪录片可以看出，纪录片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大力宣传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报道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收复国土、恢复经济、维护世界和平、治愈战争创伤和建设新生共和国的伟大壮举。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重大错误，而过去在文艺方针上出现的一些偏差也发展到极致，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严重挫折，中国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没有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献纪录片，但当时不间断地拍摄了很多关于毛泽东的新闻纪录片，比如1966年毛泽东曾经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些活动都被记录到胶片上，成为了永恒的瞬间。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为今天制作关于表现毛泽东的文献纪录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素材，为人们认识毛泽东、认知时代的历史，乃至触摸历史文化脉搏提供了丰富的视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献纪录片的创作比较繁荣，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其中一类作品，遵循“文学就是人学”的艺术规律，以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或从事件中突出人物，或以环境衬托人物，通过人物传达一个时代的精神和风貌，以人物之情反映时代风貌。产生的主要原因起初是社会拨乱反正的要求，其次则是作为中国第一代的领导人相继辞世，缅怀他们，为这些开国元勋树碑立传成了文献纪录片摄取的重要命题。因此出现了《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1979年）、《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1980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生平片断》（1988年）、《我们的邓大姐》（1988年）、《周恩来外交风云》（1997年）、《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98年）、《丰碑》（1997年）等。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类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的作品，如回顾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历史的《星火燎原》（1977年）、展现近代百年历史的史诗巨片《近代春秋》（1984年）、反映改革开放的《改革开放的中国》）（1989年）、纪念抗战50周年的《胜利》（1995年），表现抗美援朝的《较量》（1995年），再现新旧政权更替的《中国1949》（1999年），回顾共和国风雨历程的《解放》和《新中国》，记录近代民族命运的《百年中国》，纪念抗战60周年制作的《抗战》《为了胜利》《丧钟为谁而鸣》（2005年）等。此外，还出现了一类涉及民族民间文化的文献纪录片，如《一百年的歌声》等。
从上述文献纪录片的三个题材类型来看，有些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以叙事为主，同时穿插推动事件进程的历史人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经常出现在影像当中，比如：《较量》《中国1949》《解放》和《抗战》等，这些纪录片都出现了毛泽东这个人物形象，然而却不是以毛泽东为主要叙事元素，对毛泽东的解读只是局部的，因此，不在论文的论述范围。
而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摄制的十二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文献纪录电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摄制的电视文献纪录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以下简称《诗人毛泽东》）、文献纪录电影《走近毛泽东》《百幅手迹怀伟人——毛泽东的110个故事》《毛泽东在湖北》《我眼中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山西》《毛泽东的故事》等。这些文献纪录片以生动丰富的视像，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叱咤风云的一生，以及富有诗人气质与特色的人格魅力，客观评价了他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真实形象也走进观众，走近亿万人民心中。同时也呼唤着人们走近历史，认知历史，领略伟人光彩照人的风貌。作为解读毛泽东的文献纪录片，是时代与社会的精神缩影，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与历史真实的再现，对于启迪人民、教育人民、激励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准，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章 解读——创作观念的回归与升华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了新中国。另一方面，他也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创作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了许多错误。文献纪录片对毛泽东的解读一定要公正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对他所犯的错误片面夸大，而唯一要遵循的创作的基本原则就是“唯真无他”，相对于文革时期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敬仰，把他当做“神”看，这是创作观念真实性的一种回归。
文献纪录片作为主流文化战略传播的影像作品，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通过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从正面积极影响、引导和培养大众的视觉阅读兴趣与能力，最终达到传播国家主流思想、文化及其意志的目的。因此创作者在构思作品的同时，其观念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表现毛泽东为主的文献纪录片主要是拍摄制作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外交流的广泛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人们思想也获得了巨大的解放，这一时期反映在纪录片创作的人文观念也不断升华。
第一节 基本原则——唯真无他
文献纪录片对毛泽东解读的基本性原则简单的来说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唯真无他”，或者说，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确凿的事实和影像材料，客观而准确地评述毛泽东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在此基础上求得对毛泽东的全面认识，从而求得对其所处历史阶段、某些历史事件、某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的接近真理的把握，这和纪录片创作所要求坚持的真实性理念是相一致的。
唯真无他首先要求能够对毛泽东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特点以及人格特征、历史功过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从根本上摒弃杜撰、编造事实、歪曲历史真相等弊病。对于我们党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他的行为意志体现了我们党的集体领导的意志，他的思想的智慧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历史问题比较复杂，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创作者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对问题的理解也容易发生偏差，不能够真实地理解历史的现象。因而在处理材料、评判问题时不得不十分谨慎。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些史料的逐步公开，我们能够进一步探询历史的真相。文献纪录片《毛泽东》（1993年）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尤其是建国以后的一些重大失误，如接班人的问题、“文革”的问题等，没有回避，而是在创作的方式上把它们放入一定的历史背景当中，加以客观表现，不做过多的解释、分析和评价，重在表现毛泽东的个性特点。这样既保证作品的权威性，又不失作品的客观公正性。
唯真无他要求创作者把毛泽东置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予以考察，在如实地描绘史实的基础上予以尽可能客观公正和准确的评价。总之，应该是在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述中求得对于某种历史真实地把握。在这方面，涉及一些以前的错误理论问题：英雄史观、天才论和历史研究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等。具体在看待毛泽东的错误观念体现在“文革”期间，把毛泽东看做是一个神，看做是一个天才，对他盲目地崇拜、盲目地服从，这些观念都不符合对毛泽东正确认识，不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因此必须要破除。那种坚持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要符合“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的错误观念的人，对此可以引经据典地说出许多理由，但是他们忘记了最基本的原则“唯真无它”。偏离了这一点，所谓“为政治服务”，只能以丧失其科学性为重大代价，而文献纪录片的科学性一旦丧失，“为政治服务”尽管可以有一时一滴的社会政治功效，但这种功效在本质上带有更大的消极作用。
唯真无它还要求创作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由此决定的对毛泽东真实形象的把握，对历史真实的认知，这应当是创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比如1983年为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而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编导高维进、吴均），影片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对他的功过是非作了公正的评价；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但缺少像1993年《毛泽东》那样更加人性化多视角地解读毛泽东，把毛泽东与时代、环境、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一定分量的评论和讲解，对文化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都作了分析。也就是说，由于创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以及文献纪录片的主创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包括专业知识的素养）的异同，总会产生对毛泽东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尽管对毛泽东绝对真实认知无法获得，就像绝对真理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把真实理解为相对的、可以逐步接近，对真实的追求就是可行的，并且不断取得进步。”这也就是文献纪录片对毛泽东解读所承担的使命与职责，唯真无它自然是对毛泽东解读创作观念的必然要求。
第二节 人文观念的升华
所谓中国纪录片人文观念的确立就是指1978年以后，“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关注的对象由神秘虚幻的神转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并慢慢学会用一种正常的平视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现实的世界。同时，创作者和观众都获得了尊重。”这种创作观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的解放，也不断升华。
“文化大革命”以前时期，纪录片被视做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充满了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和教育功能。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之久的浩劫结束。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和毛泽东“神化”时代宣传基本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也步入了繁荣期。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彻底改变了纪录片创作的社会环境，也改变了社会和人们的观念。社会开始逐步恢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被认同为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感情的个体。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者也慢慢学会用一种正常的平视眼光看待毛泽东。创作者也从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进而逐渐深入地挖掘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具有“人性”的一面，探求毛泽东领袖地位形成的原因与错误思想形成的深层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多角度、多侧面对毛泽东进行了解读。
1983年为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而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影片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传达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影片将毛泽东真实生动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毛泽东既有卓著的历史功绩又犯过严重的错误，“他是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是领袖又是普通人，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这部影片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时代的结束，改变了当时一些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错误认识。
12集电视文献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编导刘效礼等）于1987年8月在全国首播，片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直呼其名，还把毛泽东称为“一个夹着雨伞的教书先生”“这种亲切拉近了伟人与普通百姓的距离，同时也让这部纪录片具有广泛的亲和力和平易近人的叙事视角。”紧接着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摄制的十二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1993年）开始筹拍，编导还是刘效礼，他在提出拍摄《毛泽东》的具体设想中谈到“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的任务是用电视的手法，从12个不同的侧面为毛泽东立传，为20世纪的中国立传，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必回避，但要入情入理”。经过上百人的共同努力，1993年12月13日开始，中央电视台用12个晚上的黄金时间，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虽然由于毛泽东作为一个对中国的历史以及当时的现实产生重大影响的伟人，对他的还原不可能像对一个普通人那样彻底，但是至少已经不再是把他神化。这部文献纪录片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故事为载体，除去了一直笼罩在这位伟人身上的神秘光环，深入细致地刻画出毛泽东这个人物的丰富多面的性格特征。
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摄制了文献纪录片《诗人毛泽东》《走近毛泽东》等。《诗人毛泽东》总撰稿陈晋在谈到他的创作过程说“我长期从事毛泽东的研究，在研究中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毛泽东这个形象走近观众，走进老百姓心中”“我不光是写毛泽东的诗，更是通过诗来表现毛泽东这个人。毛泽东的诗像海洋一样，很丰富，诗是心灵的窗口，打开窗户，我们能看到毛泽东这个人，他的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他的戎马生涯、情感历程和意志力量”。
《走近毛泽东》编导艾辛谈到这部纪录电影策划创作的最初阶段，定位是解读和展现毛泽东的人格魅力。通过了解和解读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个性风采、奋斗理念与理想追求，可以从中感悟历史，感悟人生。她介绍说：“《走近毛泽东》这部影片不是面面俱到的人物传记片、功勋片、成就片，也不是资料汇编。影片展现给观众的毛泽东，不是程式化的毛泽东，不是概念化的毛泽东，也不是神化了的毛泽东，而是一个既普通又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毛泽东。影片的风格不仅是回忆、不仅是怀念，更是对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同时又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种解读和再现。这种解读和再现以毛泽东一生所经历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作为背景，重点着眼于毛泽东的个性风采、个性魅力和毛泽东的人民性。”
以上的几部优秀的文献纪录片，从创作观念来看，都是把毛泽东当做一个人来看，他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一方面他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情感生活和挫折失败，另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也无可否认。人文观念的升华是文献纪录片对毛泽东解读的思想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升华，它决定着解读内容和解读的方式，最终实现了对毛泽东真实形象的认知。以下两章着重以上述几部文献片为依据，讨论它们对毛泽东的解读视像及其解读方式。
第三章 解读——多维视像
文献纪录片对毛泽东解读，从内容上来讲一般包括毛泽东的生平事迹、思想风貌、个性特征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集体的社会活动场景以及人物之间的交往联系等。另外还涉及纪录片所反映的社会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历史观等，由此形成了解读的多维视像。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诗人毛泽东》和《走近毛泽东》，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解读毛泽东，使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丰富的、立体化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具有充满诱惑的人格魅力，具有让人瞩目的时代风采。他的一生云山雾海，跌宕起伏，具有浓厚的、强烈的传奇色彩和神秘色彩。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和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这其中的任何一种身份都足以使他受到敬仰，更何况他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大成者。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唯他一人有此威望，有此殊荣。无怪乎毛泽东在他的《沁园春·雪》中，写出了吞吐山河的气势和感觉，“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敢于蔑视历朝历代的帝王，绝非妄谈，而是显示了一位历史伟人非同凡响的气魄、胆略和胸怀。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同样写的是一种感觉与气势，但相形之下，逊色多矣。毛泽东才华盖世，个性具有复合性，“虎气”和“猴气”并存，诗情与思辨兼具，时代与传统交融，现实与浪漫结合。这种性格上的复合性，使毛泽东的一生烁烁生辉，极富戏剧性。他既是平民又是领袖，既是革命战士又是军事统帅，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论家，既是诗人又是哲人。
第一节 平民毛泽东与领袖毛泽东
1893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小时候的生活同其他农民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帮助家里种地务农、挑水砍柴，自然也是分内的事情。这种生活环境，使得毛泽东和当地农民频于交往，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农民的生活和疾苦耳闻目睹，体察很深。据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介绍，毛泽东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任何领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国家的公民。对此，毛泽东曾分别于1917年夏和1918年夏，两次游历并考察了湖南的部分地区。第一次与萧瑜，第二次与蔡和森。一条毛巾，一把雨伞，一双凉鞋是他们的全部行装。他们调查了各村各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及其租税情况。游历途中，毛泽东和萧瑜谈起公元前3世纪皇帝刘邦时，毛泽东认为刘邦是大英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当上皇帝的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并为此毕生都在坚贞不渝地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平、平等、纯洁的最完美的、最合理、最进步的社会。
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奋斗的坚定信念和最高境界，并把这五个大字书写在新华门内。他始终把人民装在心中，而人民也把他作为心中的丰碑。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第一集《丰碑在人民心中》，围绕毛泽东“心系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大量搜集了毛泽东在延安和农民交往，南泥湾大生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治理淮河，消灭吸血虫等影片、照片、报纸、文件等历史资料，采访了16位分别和上述事件有关的当事人，如：延安农民赵子明、杨在林、雷志富；党内高级干部曾任华北局书记刘澜涛、曾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徐远北；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贺文迅、河北公安厅和河北高级人民法院档案人员刘海陆、韩丽；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江西省委接待处服务员王惠英、护士长吴旭君等。过去的故事，虽然已经是历史，但是由于当事人有深切体会，从怀念的视角叙述，许多故事又使人极为感动。护士长吴旭君说“来中南海开会的书记，毛主席只给每人吃一碗面条”；江西省委接待处服务员王惠英叙述：1975年，主席病得很厉害……在江西接待处828所，恭恭敬敬向服务员敬了一礼……这些背景材料，通过他们的回顾和生动的叙述，不仅再现了历史资料的真实和价值，而且客观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的人民观，反映了毛泽东同人民群众的心心相印的关系，展示了毛泽东一切为人民、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中的伟人品格。
毛泽东是平民，也是领袖，是凡人，也是伟人。正是他平民的意识，构筑了他领袖的基石和地位，而作为领袖，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毛泽东》第十二集《晚年岁月》有一个细节，讲述了毛泽东在做完白内障摘除手术眼睛复明以后，很久没有看电影的他，于1976年春节看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欢迎的场面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走近毛泽东》从人情和人性的角度充分展现了领袖独特的性格和情感。例如他吃饭的时候也会“咂吧”嘴，他见人就给人让烟，还给客人布菜；他还会游完泳以后光着膀子跟老百姓坐在一起抽烟聊天；他累了也会坐到土坎和铁轨上休息；他也会好奇地看非洲卡翁达总统夫人手上的象牙手镯；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年迈的毛泽东因腿疾而站不起来；1975年12月31日晚上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毛泽东体力不支，交谈时不得不将头靠在沙发上。这些情景都让人感到，毛泽东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世界和生老病死。
历史上关于伟人的爱情生活，书上多有记载。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千古流传，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画卷，那么作为领袖毛泽东有没有普通人的感情世界？《毛泽东》第十一集《领袖家风》中通过对杨开慧纪念馆工作人员的采访，讲述了一段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的情感故事，反映了毛泽东起初关于爱情的苦闷。《诗人毛泽东》第三集《爱情之歌》中，通过毛泽东的三首诗作《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和《蝶恋花·答李淑一》，从诗的角度解读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感情经历、生死别离。毛泽东诗词中写爱情的作品，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在那样的时代，毛泽东更多的是思考人民的疾苦，思考中国人民的福祉。为了中国革命，他承受着家庭亲人蒙难的阵痛，负载着革命战友英勇牺牲的悲伤，忍受着“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与孤独。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爱情世界进入到一个领袖的情感世界的心路历程。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毛泽东出生平民，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使广大人民感激不尽，衷心拥护。毛泽东痛恨社会存在阶级差别、贫富悬殊及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毛泽东从不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崇高的人格力量震撼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他一生时刻都挂念着劳苦民众的温暖和疾苦。当他面对劳动群众的贫穷和痛苦时，往往控制不住自己漫流的泪水。毛泽东一向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十分艰苦朴素。他穿的衣服往往是补了又补，直到无法再补时还舍不得扔掉。饭菜掉到桌子上，拾起来即放进嘴里，他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平民意识，使他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毛泽东处处把人民看做“上帝”，始终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管理者真正以平等的姿态看待过老百姓，因此谁把老百姓当人看，老百姓就把他当领袖敬仰。毛泽东把人民看做上帝，使长期受封建等级制度歧视而自卑的人民感激不尽，人民也把他当做“上帝”“救星”一样来崇拜。一沙一石堆砌起来，筑起了山的巍峨；滴水细流汇集起来，造就了海的壮阔。平凡之中孕育着伟大，伟大之中包含着平凡，领袖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爱领袖，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二节 革命战士毛泽东与军事统帅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使解放军广大将士崇拜不已。在反“围剿”战争中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四渡赤水战斗中声东击西、迂回包抄的战术都反映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战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更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指挥120万人民军队，以“小米加步枪”摧枯拉朽、风卷残云般地击溃了400多万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反动军队。1950年，毛泽东冒着极大的风险决定出兵朝鲜，直接与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对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和英明。对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解放军指挥员无不敬佩仰慕。毛泽东作为世所罕见的“没有摸过枪，没有受过伤”的常胜将军以及他堪称东方一绝的军事理论使他赢得了解放军指战员的高度信任和忠诚。
然而作为军事统帅的毛泽东，也同样有着普通战士走向成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毛泽东》第三集《曲折之路》谈到毛泽东大小经历过20次挫折。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的部队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是攻打长沙的计划接连受挫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过程中犯了军事投机主义的错误，还认为他所率领的军队经过的区域里，没有执行杀土豪劣绅的政策，最后对他作出了组织上的处分，开除了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了他的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直到后来，在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以后所召开的红四军一大会议，毛泽东才又当选为红四军军委书记。
毛泽东的坎坷起落始终联系着中国革命的潮涨潮落、迂回曲折。《诗人毛泽东》第七集《战地黄花》为我们讲述了毛泽东革命道路上的四次挫折。1929年6月红四军经过一夜奔袭，第三次打下龙岩。就在这里，来自红四军内部的一场争论，使毛泽东在党内遭到了第二次挫折。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党领导军队和如何在军队开展工作问题。当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选掉了。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亲手创造的红军，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国民党的报纸甚至发出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山中。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郑重其事地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直到古田会议时，才再次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在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年代，政府主席并非要职。这时他头上还扣着一顶右倾主义的帽子，并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毛泽东第三次在党内遭受了政治上的挫折。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不久就和贺子珍到东华山养病，后被周恩来请下来攻打漳州，胜利之后恢复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但是好景不长，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指责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撤了毛泽东的职，又让他回后方工作。这是毛泽东在党内受到的第四次挫折。这期间，毛泽东的军事地位常常在战士与首长之间起落。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许多同志认识到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毛泽东担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决策红军的军事行动，由此确立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历史就从这里开始转折。长征途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拄着拐杖，和战士一起行军宿营，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率领红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第七集《胸中百万兵》中讲到遵义会议后，当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时，红军面临的是国民党一百五十多个团，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凭借一条赤水河，灵活用兵，写下了他平生的得意之作，这就是战争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
《走近毛泽东》讲到，从1945年开始，气势恢宏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这时候，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毛泽东也从陕北东渡黄河，住进了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庄。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就是在这里运筹决策的，毛泽东把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辽沈战役打响以后，毛泽东的眼光便盯住了锦州，因为它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1948年10月，毛泽东果断决定，对长春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让林彪率部南下攻取锦州。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命令范汉杰死守锦州。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锦州战役就这样打响了。然而，仅仅用了31个小时，挑起国民党东北和华北两大军事集团的扁担便折断了。人民解放军活捉守将范汉杰部下九万人，东北的大门关上了。为了一座孤城，蒋介石赔了部队，还丧失了战机。后来，毛泽东这样评价这场战役：如果当时蒋介石果断地放弃锦州，西撤华北，同傅作义军事集团连兵一处，我们的仗就不好打了。人们在总结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时感叹道：战争指挥艺术的高下，关键是看指挥员有没有眼观全局、运筹帷幄的战略胸怀。这就是革命战士毛泽东的追求，这就是军事统帅毛泽东大智大勇的气度和浪漫情怀。
第三节 政治家毛泽东与理论家毛泽东
毛泽东在坎坷的革命历程中长期代表正确的意见。在中国革命屡遭挫折陷于低谷的时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矛盾论》《实践论》《战争和战略问题》《论十大关系》等，如盏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指引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所以说毛泽东不仅是一个致力于社会活动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善于把革命实践活动上升为理论的理论家。
政治家首要任务是创建国家，治理国家。而要达此目的，既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又要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毛泽东》第四集《艰难的探索》中讲到，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怀着极大的热情走进了中国的农村社会。他曾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说：“农事不理，则不知之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1917年暑假的时候，他与同学从长沙出发到各个县和地方，进行农村调查，途经宁乡县、安化县等五个县和地区。冬天，毛泽东又与蔡和森一起到浏阳县进行社会调查。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了解当时社会上的许多情况。毛泽东认为要了解中国，就要深入社会，了解实际，才能学到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取得实践经验。1927年夏，同时在国共两党中负责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回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这次考察，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若没有农民参加，革命就无法实现，并提出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通过调查，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毛泽东正是以谋求祖国富强，人民幸福为目的的，并在其实践中，总结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从而实现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在他读书笔记中写道：“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在我。”并说古代的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并评论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唯真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毛泽东还指出，要想谋求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走近毛泽东》谈到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长沙一个叫许克祥的小军阀，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镇压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马日事变”。由此，毛泽东看到没有枪杆子的被动和悲哀。是，在武汉召开中共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说：“从前我们说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一个根本战略。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的部队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是攻打长沙的计划失败了，毛泽东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继续攻打长沙，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后来毛泽东经过实践，逐渐形成理论，融会在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
政治家要具有虚怀若谷的气度，没有永恒的敌人，而只有国家的利益。“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在解决问题的策略中，毛泽东则从科学分析入手，实事求是出发。比如，在1936年冬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事变初期的时候，中央包括红军将领，曾提出过把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倾向属于中派，中央也认为要先承认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努力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促进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是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毛泽东最后下决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最后决定的精神，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西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联络各方，团结各方，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十年内战由此暂时告一段落。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依然团结王明，动员大家选举王明成为中央委员，说王明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是汪洋大海，我们现在对这一部分人还要团结。1945年重庆谈判的过程中，拜访了各界知名人士，就连戴季陶和陈立夫这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他都拜访了。毛泽东对在人民解放事业中作过贡献的人不会忘记。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毛泽东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也坦诚相待，并且按照傅作义的想法，安排他做水利部部长。
政治家要具有放眼世界的战略眼光。毛泽东除了苏联没有到过别的国家，这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但这并不影响一个政治家依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对内对外政策。《毛泽东》第八集《放眼世界》让我们感受到政治家的另一个侧面。影片开始介绍了毛泽东在长沙图书馆学习的情景，图书馆的墙壁上有一幅世界地图，毛泽东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并对它注视良久。天地是如此广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雄心就此萌发；1936年，斯诺到访延安，使得世界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外交政策上那种“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做法，重树了新中国的形象；1949年2月访问苏联，重新签订条约，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为新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派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政府，并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产生着影响并推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1972年2月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我国，从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尼克松访华后的一年里，一共有二十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西方国家就有十多个。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舍弃家庭，进行革命实践活动，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成为一名为党内外所公认的政治家。他纵观国内外风云变幻，以其敏锐的观察，生动的文风，亲自写下了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著作，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纲领性文献。
第四节 诗人毛泽东与哲人毛泽东
毛泽东是被外国人誉为“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的一代伟人，是历史上少见的“诗人政治家和政治家诗人”。他在戎马倥偬之中留下了几十首雄奇壮丽的诗词，证明他是无愧于这一赞誉的。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思想内容丰厚精深，气势磅礴，字里行间洋溢着豪情壮志，而且在艺术上既体现了中国传统诗词的精华，又不拘一格而富有创造性，“风骚独绝，文情并茂，有一种气魄宏大的艺术风格”。古今中外一切著名的政治家、国家领导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毛泽东这种无与伦比的诗才。毛泽东一生写了70多首诗，其中大部分诗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所以有人俏称他为“马背诗人”。他的诗完全是触景触事有感而发，绝不是无病呻吟、卿卿我我之作，有着豪放派的诗风。诗不在多而在精，文不在繁而在深。乾隆皇帝一生写诗逾万首，但很少有家喻户晓之作，而汉皇刘邦的一首寥寥数十字的“大风歌”，却成为千古绝唱。当代诗词家柳亚子先生曾赞毛泽东的诗：“推翻历史三千载，资助雄奇瑰丽词”。山东大学教授高烹在读了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集之后，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这首词比较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的诗词创作。
《毛泽东》第九集《独领风骚》先从韶山峰正在修建的毛泽东诗词碑林的场景展开叙述，着重介绍了毛泽东的七首代表诗作，贯穿诗词产生的时代背景，采访了近十位对毛泽东诗词艺术有深入了解的学者名人。这里面有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日本汉学家竹内实、冰心、臧克家、姚雪垠、吴祖光等，都对毛泽东的诗词做了透彻的评价，尤其是对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陈晋的采访，他精练的概括了毛泽东诗词的特点和创作高潮：“突出的创作特点，就是越是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越是处于逆境当中，他的诗情也高涨，因此创作高潮也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第一个高潮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这四年时间。第二个高潮是1934年秋天到1936年到达陕北这一年多的长征前后。第三个高潮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大跃进之后，中国受到严重挫折，经济上混乱，国际形势也不妙的时期。”毛泽东的创作成就和创作风格和他特殊的个性有关，同时也是和他一生从事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不可分。诗词创作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人们从这些诗词中感受到了一个特别的艺术世界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风云。
《诗人毛泽东》以“毛泽东诗词为展示视角”，于讲述了并不为一般观众所了解的凡人毛泽东和诗人毛泽东。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得好：诗是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一生酷爱以诗词的形式抒发人生理想，他的诗词在漫长的岁月中熏陶了几代中国人。在诗人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豪放雄浑诗句背后，蕴藏着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在那些和谐美妙的诗韵之间，更蕴含着毛泽东情感深处的喜怒哀乐。拍摄时，毛泽东青年时代反映他“指点江山”青春抱负的作品、战争年代记录他“马背诗人”岁月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描写他领导党和人民建设新中国历程的作品，一一被巧妙地融进了专题片。同时并不只是对毛泽东的这些诗词做简单的阐述和直白的诠释，而是用形象的文学语言夹叙夹议毛泽东的故事和内心世界，用精美的画面构图表现毛泽东诗词的深远意境，用丰富的影视资料再现毛泽东的个性风采。
毛泽东的诗是史诗，也是时代的诗。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格素养，造就他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紧密地融和在一起，真切地写照了在中国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壮阔场景。由《毛泽东》第九集《独领风骚》和《诗人毛泽东》可看到毛泽东作为诗人的诗格、诗风。毛泽东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还有他的诗词，已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和文化象征。
作为哲人，毛泽东思维是敏捷的、清晰的、深沉的。在1937年至1938年延安期间，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为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寻找哲学基础。阅读和消化了大量翻译过来的俄文哲学著作。斯诺回忆了193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采访毛泽东时的情景：当时一个客人给他了几本哲学方面的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事不管了。”毛泽东在延安创办了一个研究院。他经常到这个研究院讲课，既讲军事战略，也讲哲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在长期革命实践活动中不断读书和推理，又经过在研究院演讲而形成的。最著名的著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
毛泽东的哲人思想也反映在他对个人的生死观上，《走进毛泽东》中讲到进入晚年的毛泽东，对于人的生老病死是非常旷达的。闲暇时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说：“人总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他还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
作为诗人，毛泽东的诗词融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一体，有着文学家的形象思维和想象，同时兼具哲人的严谨；作为哲人，毛泽东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思辨，同时兼具诗人的浪漫。
第四章 解读的叙述者与叙述方式
第一节 叙述者的多元化
纪录片中的叙述者就是文本中的“陈述行为主体”“声音或讲话者”。景秀明所著的《纪录的魔方——纪录片的叙事艺术研究》认为纪录片的叙述层次分为外部层次和内部层次，相应的就出现了外叙述者是第一层次故事的讲述者，内叙述者也就是内部层次故事的讲述者。
所谓叙述层次，瑞蒙·凯南解释说：“一个人物的行动是叙述的对象，可是这个人物也可以反过来叙述另一个故事。在他讲的故事里，当然还可以有另一个人物叙述另外一个故事。如此类推，以至无限。这些故事中的故事就形成了层次。按照这些层次，每个内部的叙述故事都从属于使它得以生存的那个外围的叙述故事。”
景秀明认为就纪录片来说，往往是有若干叙述层次的，但是叙述层次不应该像文字艺术那样复杂，因为影像是一种“一次过”的艺术。因此他把叙述层次分为外部层次和内部层次。外部层次又称“第一层次”，指包容整个作品的故事；内部层次又称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乃至第N层次，指故事中的人物讲述的故事、回忆等。
相应的就出现了“外叙述者是第一层次故事的讲述者”。从以上所述的几部文献纪录片中，外叙述者就是以编导为中心的摄制组。由于摄制组的不同，讲述的内容和角度也有所差异。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以李振羽为中心的摄制组，《毛泽东》（1993年）是以刘效礼为中心的摄制组，是从为毛泽东立传的角度解读毛泽东。《诗人毛泽东》是以苏子龙、高峰为中心的摄制组，是从诗的角度去解读毛泽东的心路历程。《走进毛泽东》则是以艾辛为中心的摄制组，主要抓住毛泽东的性格魅力和人民性来“走近毛泽东”的。外叙述者通过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经历的“情景再现”和“虚拟扮演”以及解说、采访、汇编和影像制作手法控制着整个故事的讲述。纪录片创作主体不同，外叙述者的多元化，使观看者具备了解毛泽东的多种途径。这是从不同的纪录片来说的，就同一部纪录片来说，则存在着不同的内叙事者。内叙述者的多元化也让观看者体会到毛泽东丰富的人生，多样的个性魅力，从而认知毛泽东，认知时代。
“内叙述者也就是在故事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乃至第N层次讲述故事的人。”一般来讲，亲历见证事件的口述者、文献影像的制作者都属于内叙述者。比如《毛泽东》（1993年）中采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总统德斯坦、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等十七位外国原政治首脑；曾在遵义会议上做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还有毛泽东的战友薄一波；毛泽东的亲属李敏、李讷和毛新宇；毛泽东的“故交”李淑一、罗章龙、易礼容；五位毛泽东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徐涛、吴旭君、王宇清、周福明、吴连登等，这些都是亲历见证事件的口述者；还有《毛泽东》中以往影像资料中人物和影像资料的制作者，如毛泽东在延安写作电影资料、1973年“十大”电影资料、1965年毛泽东会见斯诺的电影资料、1966年“文革”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资料片、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看林彪讲话的电影资料、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的电影资料，这些资料中的“毛泽东”和资料制作者。在这里“毛泽东”是以行为作为故事的内在叙述者，影像的制作者则属于以往影像的“外叙述者”，但它被置于《毛泽东》中，又属于内叙述者。
外叙述者作为总的叙述人而言，内叙述者是临时叙述者。在故事的叙述中，内叙述者处于被外叙述者监督的位置。虽然只不过是外叙述者的简单的“代言人”，但观众可以通过影像，对内叙述者在叙述时候的语气、神态、语言本身等具体信息判断外叙述与内叙述者的微妙关系，判断话语所蕴涵的意味。比如《毛泽东》第十一集《领袖家风》采访李讷：“我觉得他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他对我们的教导，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最宝贵的，这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人曾经说过，当年你父亲要求你那么严格，你觉得幸福吗？甚至还有人问你恨不恨他？我说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爱他还来不及呢！他那是真正的父爱。他爱我，真的！”从整个话语来判断李讷对父亲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且体会毛泽东与众不同的父爱。但从她一句不经意的话“甚至还有人问你恨不恨他？”可以看出，还存在着另一种看待毛泽东的观念，这种内叙述者的话语提供了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而对外叙述者叙述话语的可信性进行判断、产生质疑，并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另一方面外叙述者考虑到某种效果，在叙述允许的范围内，让内叙述者的叙述具有独立的意识。比如《毛泽东》第二集《历史的选择》采访基辛格：“世界上对于毛泽东有很多见解，他们认识到，毛泽东在统一中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他的体制；另一方面，从他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结果上，他是个伟大的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有比较大的错误。”而《毛泽东》的摄制正逢改革开放后的15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一年，社会政治日益民主化，此时的摄制组只是对基辛格的叙述处于一种冷静凝视状态。这样的内外叙述者的关系，使纪录片更为客观真实可信，内容丰富。
“在纪录片中，让内叙述者发出声音，总比让外叙述者直接说出，让人感觉客观可信。”最重要的是内叙述者应该有和毛泽东关系各不相同的，有和毛泽东不同立场的叙述者，这样内叙述者就趋向多元化，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内叙述者。比如《毛泽东》中采访的西藏日喀则牧民、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儿李讷都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敬仰和爱戴；国内领导人薄一波赞赏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而外国政要匈牙利前总理福克·耶诺认为毛泽东做了许多许多的好事，但是也做了不少错事。
这些内叙述者对毛泽东的不同看法，与毛泽东的不同关系，本人的身份及背景的差异性，使观众看到比较全面的毛泽东。作为文献纪录片对毛泽东的解读，创作者应把握内叙述者的多元化，对于我们全方位的认知毛泽东，认知历史，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第二节 叙事的故事化与细节处理
传统的文献纪录片往往偏重于政治理念的传播，其“本质上是政治叙事”，从叙事方式上讲，也可称为“宏大叙事”。这是因为文献纪录片所含的主题要求作品应该在宏大的空间场景中叙述历史变迁。但随着我国纪录片界与国外交往的增多，一些纪录片的制作理念也随之进入我国，使我国纪录片制作者对纪录片理解也不断加深，理念不断开放。朱景和研究分析西方优秀纪录片得出结论：西方纪录片，不管表现人还是表现事物的题材，都力求结构故事化，巧用悬念，引人入胜。“纪录片工作者应该在非虚构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构建完整的情节，塑造丰满的人物，使整个事件有因、有果、有发展、有悬念、有高潮。”这些理论同样也被文献纪录片的制作者采用，近期几部毛泽东的文献纪录片就越来越注重叙事的故事化。
“纪录片的故事化，强调表达形式的情节叙事因素，不仅以将故事方式代替自然主义的刻板记录，而且在题材选择和表现内容上偏向人文世界的深度挖掘。”我认为对毛泽东解读叙事的故事化关键之一就是细节的处理。正如陈汉元所说：“谁能拥有足以反映、表现人物个性的众多细节，谁就有可能将故事讲得好听、好看。”
所谓细节“就是构成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情境、自然景观的最小组成单位。社会情境和人物性格的完整屏幕体现往往是由许多细节所组成的。细节表现要服从屏幕形象的塑造和立体意念的表达，以便具体、生动地反映事物的特征，增强屏幕的艺术感染力”。细节处理，就是要在表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叙事的铺垫，通过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真实细节的寻找，把故事讲得更好，使人物形象塑造得更丰满。毛泽东的几部文献纪录片创作取得如此之成功，关键是编导对细节的发现、挖掘和运用。
毛泽东是中国和世界的一代伟人，他既是平民又是领袖，既是革命战士又是军事统帅，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论家，既是诗人又是哲人；同时，他既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严肃认真，猛烈逼人；他很谦恭、豁达，也不乏高傲与敏感；他做事细致严谨、明察秋毫，但作风却粗犷洒脱、不拘小节……这些都构成了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要在文献纪录片中真实地展现毛泽东的这一人格魅力，仅凭解说词从政论角度宏观阐述是远远不能满足观众要求的，就必须从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大量故事中发现出最感人和精彩的细节。
《毛泽东》第五集《书山有路》主要表现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编导为观众展现了一个细节，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有一块匾额，上书4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块匾额的悬挂时间是1916年。1917年至1919年毛泽东来到长沙求学。编导这时客观地向观众介绍，毛泽东这段时间曾寄住在岳麓书院，当年他一定看到了这块匾额。紧接着，画面上出现了毛泽东在延安书写的“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个细节的出现，令观众耳目一新。众所周知，长沙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奠基地。编导没有花大的笔墨去论证岳麓书院的读书生活对毛泽东后来的影响，却通过“实事求是”匾额的细节描写，让观众去慢慢领会伟人毛泽东不仅仅是酷爱读书，而是将读书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细节的选择和运用是从属于作品整体，为充分表现主题思想和展现人物典型形象服务的。细节的选择、提炼与安排，必须从内容出发，服从作品整体的需要。“因此，为了充分展现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编导们进行认真的筛选，忍痛放弃了大量细节素材，选用了最生动，最富表现力、感染力的几组素材。”《毛泽东》第十二集《晚年岁月》在表现毛泽东晚年身体状况时，选用了1973年毛泽东出席党的“十大”开幕式上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细节，并加上同期声的运用，给观众留下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这一集结束之前，编导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细节：在眼睛复明以后，很久没有看电影的毛泽东，看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一细节无疑对观众的内心冲击力是可以想见的，尤其是当它同全片的最后一个细节连在一起时，它所产生的冲击力就更大。1976年9月8日，毛泽东的工作还是跟往常一样，但是比平常感觉疲劳，他已不能讲话。毛泽东用手势示意工作人员找来《参考消息》，为他念了当时日本政党竞选的情况。这一天，毛泽东还看了其他一些书籍和材料。几个小时之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艺术细节是细小的，但它所产生的冲击人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从一个个相关交织在一起的细节总和里，我们看到的是完整的、活生生的典型。由于这几个细节在《晚年岁月》中的有机组合，因此，尽管该集没有回避而是正面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最后留给观众的毛泽东的形象却依然是令人崇敬和久久难以忘怀的，使观众从感情上得到了满足。
《走近毛泽东》的细节，是支撑着整部影片的追看和耐看的磁力场。突出细节的作用，是影片制胜的制高点和突破口。影片摆脱了宏观论述的角度。而是从微观的细节入手，影片通过细节的切入、细节的放大、细节的整合和细节的延伸，让我们看到毛泽东既有普通人的共性又有超越普通人的个性的东西。
影片的细节组成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情节和故事。如：毛泽东“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拐杖；毛泽东“胜似闲庭信步”的“毛式”泳姿以及他要到恒河和密西西比河游泳的想法……细节已经变“大”、变“深”、变“高”了，已经跳出事实的局限，成为一种张扬个性的有立体感的“雕刻”，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让人产生出很多的联想，很深的诗情和富有意义的象征。由此可见，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纪录片可能没有很多故事，但决不能没有细节的描写。
细节的艺术对比，是耐人寻味并富有冲击力的。如：晚年毛泽东头靠沙发的倦意转到天安门城楼前的毛主席的“大中华脸”的巨幅画像。1965年毛泽东面对黄洋界坐着转到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的白色恐怖，毛泽东感悟到没有枪杆子的被动和悲哀，从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根本战略。“三大战役”的胜利与毛泽东的一根白发……细节像种子，落在泥土里就能发芽；细节的种子愈多愈深，就会看到形象生命的生长，就会根深叶茂、充满生机地覆盖整部影片。细节有了人的活动，有了情状，有了气氛，历史复活了，感情喷发了，故事也生动了。细节牢牢地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在心灵上引起震动。归根结底，是有艺术的自觉和主动，才能在细节中融入平民化和人性化，“润物细无声”地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毛泽东的典型形象。
在以上这些细节的展现和与重大事件、历史背景的组合中，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相比之下，一些用华丽的辞藻组合而成的，慷慨激昂的解说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这些细节的选择和运用，对于关于毛泽东这样重要历史人物的影视作品，以其直观的方式再现和升华了历史的真实。还须强调一点的是：在细节的选择和运用中，真实是第一位的。文献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电视剧和其他艺术门类，它不允许用虚构或者夸张的艺术手法来“制造”细节。只有真实，细节才有生命，只有真实的细节，才能在作品中为塑造毛泽东典型形象而产生巨大作用。
第三节 叙述性与展示性话语的整合
从影像叙事构成来看，外叙述者是一个控制画面、设置情节和讲述主题的局外的权威叙述者。外叙述者的话语不完全是现场事件的原状话语，而是再构成的符合历史事件事实的话语，同时，又是转述并代言制作者的权威性的话语。文献纪录片的叙述性话语的功能更趋权威性和再构成性，更加强调控制和整体重建历史事件的可能现场，改造并整合关于历史事件的诸种文献原状材料和再构成的代言性材料。
叙述性话语非常注重纪录片叙述的外部层次的材料构成，纪录片的制作者通过纪录片主持人、情景再现、“虚拟扮演”、字幕解说、旁白音响、或某种代言性的材料等叙事策略及构成元素，向纪录片的观看者发布关于历史事件的权威性话语，从而达到公布制作者的意志，教化民众的目的。“这种由事件现场以外的影像元素及叙事策略所代言并直接面向观看者的话语形式，就是叙述性的话语模式。”
文献纪录片对于毛泽东解读的话语方式也始终体现国家意志和权威话语方式，最终达到传播国家主流思想、文化及其意志的目的。《毛泽东》（1983年）与“拨乱反正”联系紧密，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传达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毛泽东》（1993年）则与改革开放联系，同时详细而多方面地介绍了毛泽东的一生，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有关内容作出了更为形象化的、通俗化的、具有极大说服力的诠释。
解说词有时体现了关于历史事件的权威性和叙述者“全知全能”话语方式。如《诗人毛泽东》的解说“正在永定合溪养病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心境顿时好了起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解说“还有邻里们无拘无束的乡音，使这位人民领袖的心中荡起了温馨的春风”。这里“心境顿时好了起来”“使这位人民领袖的心中荡起了温馨的春风”，似乎叙述者亲身经历，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的多。
而文献纪录片的展示性话语，则注重纪录片所表现的在事发现场的见证性话语。如《毛泽东》第十二集《晚年岁月》中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等当事人的口述见证的影像材料和1973年“十大”的资料片及毛泽东原声的文献原状材料。文献纪录片《中国出了毛泽东》中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的画面及讲话同期声和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镜头及同期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还有《毛泽东》第二集《历史的选择》中19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和克莱德曼演奏钢琴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现场等关于历史事件的诸种文献原状材料。
文献纪录片关于历史事件的诸种文献原状材料和再构成的代言性材料是历史事件的叙事基础。在《毛泽东》（1993年）中，那种尊重事件现场原状的语言，强调镜头真实完整地展示事件现场，这种“在现场”对事件及其过程完整而真实的叙事与纪录，清除了外叙述者对事件现场的干预及其权威性叙述话语，就成为纪录片的一种叙事原则，这一原则所体现出的话语就带有展示性。文献纪录片通过强调事件材料的真实和对这一真实的材料构成的展示，去实现纪录片的主题叙事。“这种注重纪录片事件现场的充分展示和原状完整的内交流材料构成的话语形式”，就是文献纪录片的展示性话语。
需要强调的是，文献纪录片叙事的基本元素应该体现在这种展示性话语中。展示性话语将对事件的选择、制作者对材料叙事结构的把握和影像画面时间空间的发展进程，与观看者经验中最真实的认知实践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充分尊重并展示出历史事件作为一种事实的现场应有的形态；另一方面，又让观看者获得一种独立阅读、独立判断历史事件的认知方式，尊重观看者的阅读权力。这样，文献纪录片的制作者通过展示性话语，总体上呈现出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与文化含义，清除了画面语言、阅读心理及经验中与观看者沟通的障碍，观看者面对纪录片时就如同置身历史事件本身的原状时空，处于历史事件原状话语的接受与关照之下，避免因为摄像机画面语言不真实而限定并控制观看者面对历史事件的影像阅读真实感知。文献纪录片虽然依靠对历史记载的文献材料进行再现构成，但这种再构成仍然是注重对展示性话语——关于历史事件的诸种文献原状材料和再构成的代言性材料的影像组织。
叙述性话语与展示性的话语的差异不在于纪录片的事件材料与构成，而在于表现出构成事件材料原状与代言的真实和这一整合的真实。叙述性话语的核心在于控制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而展示性的核心则在于呈现“事件的完整性”。
显然，《毛泽东》（1993年）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诗人毛泽东》和《走近毛泽东》虽然都是叙述性话语模式与展示性话语模式的双重构建，都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历史主题下，都运用了解说和文献影像资料作为文献纪录片的叙事要素。但《毛泽东》（1993年）更增加了当事人的口述见证材料，这种口述见证材料的运用首先对于解读毛泽东的完整形象更客观更有效。其次，必要的时候当事人可以对所有人物与事件作出感情的反映和道德评价，给纪录片本身带来一定政论色彩和抒情气息。再次，当事人也可以转述他人叙述的内容，以突破本人见闻的限制。此外，见证人在叙述评价毛泽东相关历史事件的时候，由于他进入场景，往往形成见证人之间的映衬、对话关系，因而增强纪录片表现人物和主题的力度。
第四节 解说、访谈和文献影像资料的运用
展示性话语的主体是事件现场充分展示和原状内部叙述层次材料构成的话语方式，如《毛泽东》（1993年）历史文献、当事人的口述见证材料等；而叙述性话语主体则是作为外叙述者本身的一种话语方式——由事件现场以外的构成元素及叙事策略所代言并直接面对观看者的话语方式，如《毛泽东》（1993年）、《诗人毛泽东》中的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经历的“情景再现”以及字幕解说等。这两种话语方式体现在关于毛泽东的文献纪录片的主要纪录手法就是解说、采访和文献影像资料的运用。
一、解说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史来看，解说词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大量使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则为大多数人贬低，但是解说词仍然是文献纪录片中的主要纪录手法，关键是要合理运用。
在文献纪录片运用解说词应该注重言简意赅。“我认为应该在看不明白的地方才加解说词”，不能太多，运用要恰到好处。应该避免那些简单重复画面的内容，多余的解说词。比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画面是毛泽东在广场的人群中间，而解说词也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广场的群众中间”，这就没有必要了，这样的情况最好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里”，让画面说明毛泽东是来到了广场的群众中间。画面和解说都表现同样的内容，就会给观众造成重复的感觉。最好是一方面用画面说明，另外又用解说来帮助画面。如《毛泽东》第十一集《领袖家风》中画面是中年男女照片，解说词“从1893年到1910年秋天毛泽东在父母身边生活了16年。这是一对典型的农家夫妇，男的勤俭能干、女的纯朴善良”就是对画面起到了补充说明的作用。
解说词应该推崇平实风格。有外国专家评述说“解说词太诗化了，这不符合我们创作习惯。西方人比较中性，一般不赞美某一事物……这样的创作方法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对毛泽东解读的文献纪录片中的解说也应该保持客观中性，推崇平实的风格。我们试以两部影片毛泽东回家的一段场景的解说词加以比较。
《走近毛泽东》中解说词“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这是毛泽东1959年到韶山时写的诗句。此时此刻，他走进父母的卧室，望着父母的照片，还有他出生的这间土房，少年时代的一切仿佛历历浮现在眼前。”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乡亲和族人簇拥着这位名声赫赫的游子，并没有因他的地位而陌生。毛家的石三伢子回来了，从这条小路出走，又从这条小路归来。儿时的课本，自家的牛栏，还有邻里们无拘无束的乡音，使这位人民领袖的心中荡起了温馨的春风。”
相对而言，《走近毛泽东》比《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解说词要平实，也说明了中国纪录片的十年历程，使解说词在文献纪录片中的运用有了一种进步。因此，解说词应该尽力避免“过分文学修辞的策略、盲目的抒情冲动、对宏大叙事的迷恋、言之无物的抽象热情和偏好清淡等行为”。
二、访谈《毛泽东》（1993年）中运用了访谈这种纪录手段来作为解读毛泽东的方式之一。访谈是“节目制作者对历史当事人或历史研究者的访问，请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或历史问题的权威研究人士讲述或评述历史事实”。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们的谈话通常能够使纪录片对历史的介绍和评价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当事人和知情者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们的言谈举止、神态动作也反映出对所表述历史事实的主观感受和思想感情。观众从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表述中不仅了解了事件发生的过程，而且受到叙述者情感和现场气氛的感染，对事物的认识和感知比光听解说词的转述更直接、更真实和更生动。
文献纪录片《毛泽东》的创作人员采访了二百六十多人，他们的回忆和评说很有历史价值，可信、感人，尤其是这种在故居、旧址中进行，伴以过去的照片、影片资料，为电视片增加了十分精彩的亮点，让观众感受到一位伟人的魅力和人格，同时也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崇敬和挚爱，使观众受到深深的感染和启迪，为我们文献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若干启示。
首先采访对象要具有代表性。编导在制作《毛泽东》的时候，注重选择国内外著名政治家、领导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属等进行采访，这些采访对象在见证历史、评述历史事件及人物时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个别采访者则不具有代表性，比如《毛泽东》第五集《书山有路》中对广州培正小学学生龙婧的采访，她谈到了毛泽东的读书环境，还有“人之初，性本善”等观念，显然不够深刻。
增强采访中的对话性。就是说要让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产生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从而使纪录片具有张力、戏剧性、可看性。就是要在物色采访者时，要考虑采访对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有不同看法的人，使文献纪录片客观地、多视角地、多层次地看待问题，关照历史人物与事件本身，使影像本身呈现出开放的自由的状态。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也就是前文所论述的外叙述者和内叙述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对文献纪录片创作的意义已有论述，在此不多论述。
不重要的采访可以省略，以使得片子本身更具凝练的艺术性。比如《毛泽东》第七集《胸中百万兵》中三大战役结束后，卫士长为他梳头的一段场景。摄制组采访李银桥：“那天中午睡觉起来后，在院里树底下，我给他梳了梳头。我看见主席头上有根白头发，我说，给拔下了吧。主席说，拔吧。我拔下来了。他用手搓着看，说打胜了三大战役，白了一根头发，值得！”而在《走近毛泽东》中则直接用解说，既把事件说清楚，又非常的凝练、概括。
总之，文献纪录片的访谈，由于这些亲历者见证者的出现，使时空上已经遥远的一段历史变得如在眼前。采访所得的信息，往往是具有个性和情感的，容易被观众认同、感知、接受。
三、文献影像资料的运用文献影像资料在历史事件发生或历史人物活动的当时现场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历史影像资料。文献资料是文献片的生命本源和主要载体。
判断一部文献性纪录片价值高低的标准，就是看其文献资料价值的高低。文献资料价值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独家、首次公开并带有解密性主题等特点上。反之，在资料选择上缺乏新意，使用已经在多部影视或印刷品中被反复使用过的、许多观众都已很熟悉的历史资料，便不能给人带来任何新的信息，片子的价值也就低了，甚至失去了片子的存在价值。
首先要注意文献影像资料的运用的准确性。优秀的文献纪录片无疑都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创作的，态度严肃的编创人员对文献资料的选择与使用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们拒绝采用镜头代替法，更不允许张冠李戴，他们生怕由于自己的不够尽力或闪失会给以后的历史研究添乱。他们的创作过程更像是对历史的探究、文字的训诂、遗迹的发掘。因此，出自他们之手的文献纪录片精品居多，史料价值很高。比如，很多人都见过毛泽东在红军时期一张头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歌颂性的电影纪录片大多把该照片用于歌颂遵义会议。但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的创作人员通过努力查证，发现该照片是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保安地区拍摄的，比遵义会议晚了一年多。这个八角红星帽是斯诺从自己头上摘下来戴到毛泽东头上的。是他们便在创作中把该照片用在最适当的位置，增加了文献资料的准确度，进而也使该照片具有了较高的历史价值。编创人员采取这种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说是纪录片制作者对历史价值认识的提高与自觉，是应该提倡的。史料纯度越高，真实性就越高，史料价值也就越高。
其次要恰当运用好文献影像资料。文献纪录片既然是历史文献的一种视听表达形式，要以观赏性为主，因此用好用活文献资料，提高可视性是文献纪录片制作者的重要任务。比如，文献纪录片《毛泽东》第十二集《晚年岁月》有这样一段细节：1973年，毛泽东主席虽已身患重病却仍带病出席中共十大，在开幕式结束时，主席在代表们的掌声中艰难地站起来向代表致意，可站了十来分钟后，代表们还是不愿退场，这让毛泽东主席有些尴尬，他又不得不坐下来等待代表们退场。台下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敬，希望等主席退场后自己再退场的代表；台上是不愿让代表知道自己步履维艰的领袖。这段细节以前从未对世人揭晓，而该片创作人员在采访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后，大胆地用上了这段影片资料。直到最后毛泽东以颤巍巍的声音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请问，还有什么艺术形式能比这段纪录资料更真切、生动地反映晚年的毛泽东呢！
《走近毛泽东》中也出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带有一定揭秘性的镜头。如：1964年71岁的毛泽东骑上特别为他训练的白马照了相，那时中央警卫局秘密组建一支护卫他考察黄河的骑兵大队。与此同时，影片还是出现了不少似曾相识的历史资料。然而，为什么《走近毛泽东》的资料运用，能让我们从旧的资料阅读中产生新的感觉！因为影片没有停留在资料堆砌的层面，没有让资料编辑重复以前表现毛泽东的事件上，没有满足于资料纪实的就事论事上。
资料的新发现和新发掘十分重要。独有的资源得到新的开发，更有鲜活的现实意义。用现代意识赋予资料现代信息和思想内涵。用艺术眼光去鉴别、筛选和提升资料的价值。从资料中体现人性，显现性格。不是围绕着历史过程转，而是聚焦人的情绪、情感和个性相关的活动。用现代思维去剖析、认知和开发资料。用时代精神激活历史资源。我们要珍惜和善于发现资料的历史含量、信息含量、精神含量与美学含量。
结语
文献纪录片是以影像工作的方法去组织历史文献知识的一种纪录片类型。它通过呈现“现象”，让人们去把握“本质”。有位学者常说“现象即本质”，通过现象我们回归世界的本真，实现“物质现实世界的复原”。
无论是从立传的角度、从诗的角度、还是从性格的角度对毛泽东的解读，都是在还原毛泽东的真实形象，回归毛泽东的真实世界，构建大众对历史的认知。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就是认识、了解中国现代发展史和中国基本国情，这使我想起了钱穆说过的话：“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我们距离毛泽东的时代越来越远了，但是时间似乎并没有妨碍、也没有阻挡人们对毛泽东真实形象的认知，反而使我们愈来愈客观真实地看待毛泽东及其所处的时代。这看似是一个不合理的“悖论”，然而真实的历史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悖论”的结果。
相信在未来，文献纪录片对毛泽东的解读还会有更多的角度，更多的方式，但是历史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文献纪录片解读毛泽东的意义。它见证历史，打捞历史的证据，使有可能沉沦的历史真相重新浮出水面，进入到历史的光亮中来。文献纪录片制作者工作的意义就是建构多元的历史，无论是叙事者的多元化，还是话语方式多元化，还是采取故事化的叙事策略，都在追求毛泽东真实形象的回归，构建大众对历史的认知。总之，关于表现毛泽东为主题的文献纪录片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但唯有“多元”，才能满足大众认知历史的欲望。通过“多元”，人们又在回归对毛泽东的真实认知，回归“一元”的真实的视界。
致谢辞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黑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这句歌词曾经是我“考研”生活的写照。那时的学习生活有些单调有点苦，但至今那样宁静充实的生活已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我是个喜欢苦中取乐的人，正是因为尝过了药的苦，才知道蜜的甜。生活中有了困苦，才会感受到幸福的本真。硕士论文的写作，本身是一种苦。但苦中，一定有乐，只是还在寻找“乐”的方向。感谢我的恩师关玲，是她牵手将我带入了这电视文艺的领域，同时她在工作百忙之中，指导我论文的写作，并督促论文的完成。
感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高峰、傅红星、程佳宏老师，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他们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至今记忆犹新。
当然，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同学的帮助，尤其是耿明海、梁伟、马明国、赵婧、周佳羽同学，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