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就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要把学问做好，一是学，二是问。“学”就要刻苦，静得下心来，耐得住寂寞。“问”就是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要寻求解决的办法，向比自己知识阅历丰富的人请教，“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这个意思。
近代做学问有成就的人大体有两个特点：一是家里经济情况较好，比如，蔡元培（1868-1940）出身于世代经商的家庭，祖父经营典当业，家至小康，其父曾经作过钱庄经理；胡适（1891-1962）的家庭也是历代经商，做茶叶生意，其父还做了官，生意也是越做越兴隆。梁漱溟（1893-1988）出生于官僚家庭，家境亦非贫寒；冯友兰（1895-1990）其祖上到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经商，逐渐成为当地望族。二是在国外留过学。蔡元培39岁到德国柏林，随后进入当地大学听讲；胡适本人19岁就到美国留学，先是康乃尔大学，26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冯友兰24岁赴美留学，29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金岳霖（1895-1984），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官费留学美国，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熊十力（1885-1968）曾入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后任教于北大，讲授佛学。
当然，也不是说出身于贫苦家庭的人就不能在学问方面有所成就，比如李大钊等。但从上面所列举的人物来看，大多是家庭经济情况比殷实的，如此才能有钱出国留学。所以我说学问是要做得起的。
做学问不是个经济问题，但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的优势由东方转移到了西方，哲学、历史学、科技等各门学问的成就也以西方较高。因此，如能到这些西方国家深造学习，开阔视野，拓宽眼界，则对我们诸门学科的发展是非常有裨益的。
专门做学问是件苦差事，但其学术成果一旦被认可，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启蒙运动时的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理论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他关于三权分立和法制的理论后来成为美、法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理论基础。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文章中写到：“一些知名人士在讨论，谁是最伟大的人物？——是恺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非常正确，因为我们应该尊敬推崇的正是以真理的力量来统帅我们头脑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而在被称为法兰西思想和精神圣地的先贤祠，这里供奉着已逝的72位法国伟人，有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其中仅有11人是政治家。对思想与文化的崇拜早已浸润了法国人民的心灵。也只有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伟大的思想就是产生于那些勤于做学问的人，点滴知识如同小溪汇入江河，奔腾搏击，最终注入人类思想智慧的海洋。
做学问的人往往起初没有想做学问，而“只是爱有我自己的思想，爱有我自己的见解——为我自己生活做主的思想和见解。由此，便是不想谈学问而卒不免于谈学问，不著书而卒不免于著书之由。”
钱穆讲：人生目的可以有两种，一为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一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即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的人生该如何呢？漫漫长路，知向何处？对真理的探求，不啻为通往人文人生的路径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