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样一种说法，当今国外的普通老百姓只记住了两个中国人。这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李小龙，一个毛泽东。将这两个人相提并论，就多多少少给人以“同日而语”的意思，至少对于我来说，心里不那么舒服，一时难以接受。一个是武术明星，一个是人民大救星，让我反复掂量了多时。掂量到后来，就有一些释然了，我是这样想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普通老百姓，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社会群体，能够让全世界的普通老百姓记住一个人，绝非易事。
接着就有了延安之行。
是我所在的报社组织的，意图不言而喻，借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因此，我们将这次旅行亲切地称之为“红色之旅”。一行十几个人，我们几个年龄大些的，则携了妻子和孩子同行，属于特殊照顾和对待，心里自然是感激不尽。毕竟是第一次去延安，同行的人一路上都很兴奋，议论着革命圣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猜测着延河、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的样子。这些烙有深深的革命象征和时代记忆的地名，虽然我们自小就耳熟能详，却不曾亲眼目睹过，现在就要和它们进行零距离接触，怎能不心情激动呢？
途经宁夏陶乐、盐池两县，到了定边，就开始进入陕北了。
陕北，多么大气的一个名字，如雷贯耳。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撇开那早已烟消云散的千年历史风云不说，只说共产党领导的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命运紧紧相连、息息相关的中国革命，就让人们产生无限的感慨。还有那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信天游，同样能够让人们产生无限的遐想。
陕北，还是一片文学的沃壤。
20世纪40年代李季先生的《王贵与李香香》；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先生的《回延安》；新时期以来，路遥先生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更是让陕北走进了文学的神圣殿堂。这些情厚境美、韵味深长的作品，不仅显示了西部文学的广阔前景，也为人们认识和了解陕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独特的精神入口。记得《人生》发表出来后人们争相传阅，盛况空前，一时洛阳纸贵。那一年我还只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青涩懵懂，读过了这篇作品后却有如醍醐灌顶，久久难以释怀，不知流下了多少感动的泪水。从高加林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也是牧区家庭出身。牧区和农村、牧民和农民其实都一样，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具象的劳动方式的区别，抽象的精神的异同确乎并不存在。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个人的命运与前途很可能和高加林如出一辙，甚至还不如他呢。后来，我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其中肯定受到了《人生》这样振聋发聩的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在我有关陕北的记忆里划上了又一道很深的印痕，即文学的陕北，或者陕北的文学。因此，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出了定边，然后是吴起、志丹、安塞。
这些同样耳熟能详的名字，在我们眼前具象为伸出手就可以触摸的山川、田野和村镇。越往前走，黄土高原的特征和气息越浓厚。山大沟深，深藏在高原褶皱里的一个个村庄，被一条蜿蜒曲折、迂回延伸的公路串联了起来。面对一座座耸入云天，却又贫瘠裸露的山塬，漫长的旅途便少了一缕浪漫，多了几分单调。车上的人开始昏昏欲睡，一个个东倒西歪，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几个年轻记者，已经对这样的旅途开始产生某种厌烦情绪了。
其实，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行走的这条路线，就是一道记载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廊，阅尽沧桑，淬砺烽火，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只不过很多东西被如水的岁月给剥蚀了，也有很多东西被深深地掩埋在黄土下面了。而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则以主动的姿态承载着历史的血腥或者辉煌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是的，在黄河中下游的任何一处，掬起一捧水喝进去，便能够有刻骨的体味，那就是水土交融。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喝进去黄河水的时候，也就是喝进去黄土，也就是体味历史。
相对于历史，人总是渺小的，无法逃脱历史的规律。经历了底层贫寒生活的人很多，历朝历代，俯拾皆是；身处历史转折的节点上而选择孤注一掷的人很少，这样的人是人中豪杰；如果还能够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视民族大义为毕生的追求，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历史往往选择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是领袖，也必将是领袖。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写过这样一本书，书名叫《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毛泽东列第二十位。释义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在以后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改造。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虽然简洁凝练、一目了然，却未免显得有点冷冰冰或者硬邦邦的。还是陕北民歌《东方红》唱得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认知，中国的老百姓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生动，更具有人情味，也就更加完美。我们曾在铺天盖地的红色宣传画，在各种版本的革命历史教科书中认识了陕北，认识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尽管一知半解，并不全面和完整。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理想主义还没有泯灭，如果英雄主义还有市场，我们迷恋延安，我们谈论革命，至少有一个共同的道理：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
毫无疑问，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辈，这一生至少去一次延安，是一个非常值得和必要的选择。否则，会成为一桩遗憾。
这次去延安的确又是一段非常艰苦的行程。为了节约经费，我们租用的是一辆私家面包车；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舍远求近，经常走的是便道。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是，车动不动就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上抛锚，反而比预计到达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天。坐在大幅度摇晃颠簸的车里，时间长了竟能产生某种幻觉，感觉已经不是车在摇晃颠簸，而是两边的黄土大山在摇晃颠簸。三摇两晃便摇晃出了几孔古朴的窑洞、几棵沧桑的老树，或者一个小小的清静的村落、一个小小的人来人往的集市。看来慢有慢的好处，走马观花总比跑马观花要好。
途中我们在一个不大的山村里小憩片刻，我们一家三口信步走进一间土屋，和主人交谈起来。房东是个年轻妇女，看见我们时脸上略显羞赧，身边围着她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脸蛋儿红彤彤的，穿着不甚整齐，却不怯生，目光大胆，看来是见多不怪。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分，好客的女主人让我女儿品尝他们的碗中餐。后来，女儿小嘴鼓鼓地走出土屋，将饭团吐在妻子的手心里，妻子又将手心摊开要我看。我将饭团作了一番分析，只有小米和土豆。看来，这里的老百姓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饮食习惯，养育中国革命的小米仍然是他们餐桌上的主食。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三餐如斯，可属温饱标准？我的心情挺复杂的，耳畔似乎响起那低沉缓慢的信天游。这使得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桩趣事：有一次我抱着牙牙学语的女儿出门，正好路遇一口大白猪哼哼唧唧地蹒跚而过，女儿突然神情愉悦地指着那猪说，肉！这个小小的故事让我思之许久。现在这个陕北房东的小小故事又让我浮想联翩。人都是乐于享受的。我也才明白了，仅仅靠歌声是不够的，歌声能够美化生活、诗意生活，却不能够替代生活。所谓“诗意的栖居”，应该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是不是应该这样说，物质生活结实饱满了，精神生活才能更加丰富多彩。
陕北的乡亲令我崇敬，作为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后来人，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顽强的生存能力，不断给世人以深刻的启悟。他们是一株株挺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枣树，于干渴与苦涩中奉送给这个世界一颗颗红亮的心。陕北人民更应该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永记不忘。
再往前走，鸡鸣狗吠，猪哼驴骡叫，人烟就逐渐变得稠密了。一处处田陌一层层绿，树木也开始葱郁起来，而且以枣树居多，大部分枣树虬枝坚劲，想必是很有一些年月了。俗话说，有枣没枣打三竿，高高的枣树上结满了等待收获的果实，半遮半掩，半红半绿。车到安塞后，我们略作停留，有名的安塞腰鼓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勾起我们购买的欲望。满街的安塞腰鼓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及至后来，我们的面包车里几乎到处挂满了这种只能当做饰物的旅游产品，满车红得耀眼，还时不时地相互碰触、叮咚作响，别有一番情趣。
过了安塞，就是延安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那座著名的宝塔山。而且我敢这样说，我们对延安宝塔山的熟知程度，绝对不亚于北京天安门。作为革命圣地的象征，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它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山城延安比我想象的要喧嚣得多，也繁华得多。延河两岸楼房林立，街上是穿梭的车辆和嘈杂的人流，喇叭里播放的音乐既有高亢的秦腔，又有流行歌曲，与西北的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革命圣地延安，给初访者以这样一个侧面展示着自己，表明它已经步入市场经济的阔海。在我们入住的延河饭店旁边，有一家叫做实验餐饮部的饭馆，我们兴味盎然地进去吃了一顿饭，结账的时候才知道被狠狠地宰了一把。再回首门头上书写的“实验”二字，颇觉其中意味深长，看来沿袭传统的革命老区人民憨厚朴实的思维定势，难免与现实有所抵触。我这样说，其实并无贬义。山中一日，世外千年，城市与山区毕竟是大不一样的，延安是革命圣地不假，但远非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如果拒绝现代商业文明，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第二天，我们轻装前行，直奔目的地而去。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宝塔山等等，才是我们此行的目标。那几排坐落在半山腰的看似普普通通的窑洞，更能够给我们以灵魂的冲击，让我们觉得非常亲切，见物而动情，凝神而思索。
我们第一天参观的分别是凤凰山和杨家岭革命旧址。1935年10月，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其领袖们入住延安。当时，党中央以及毛泽东等人入住延安后，房屋和窑洞都是借用老百姓的，条件十分艰苦。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党中央多次召开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会议，领导了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毛泽东伴着一盏孤灯，伏在一张木桌上写出了他的惊世大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毛泽东会见了柯棣华、爱德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诺尔曼·白求恩等国际友人，并和他们亲切畅谈。后来，斯特朗曾经撰文说，有毛泽东这样亲民的领袖，中国革命怎么能不胜利呢？
在枣园，我们参观了当时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旧居，同样令人心生敬仰之情。在枣园书记处礼堂的会议室里，有一幅照片格外醒目。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看到的，毛泽东登上飞机后向送别的人们挥手告别的那幅照片，时间定格在1945年8月28日，绝对堪称经典。要知道，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时，自己竟然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头上戴的那顶盔式太阳帽还是周恩来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感激作家方纪先生，是他将这一难能可贵的、瞬间定格的历史镜头，用妙笔抒写成了著名的散文《挥手之间》，然后得以广泛传播。
在王家坪，我们参观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总司令部。就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解放区军民坚持了八年敌后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的居所内，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和儿子毛岸英在延安留下的唯一的合影照片。弥足珍贵的照片上，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毛岸英年轻俊朗、英气蓬勃……
随着参观行程即将结束，我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有些怅然起来。是的，斯人已去，庭树依旧在，小院的石桌上虽然没有那时的一杯清茶，刀刻的棋盘上还似留有一缕鏖战的硝烟。窗明几净，一台小小的石砚，几支已被写秃的毛笔，墨已凝结，仍觉能够觑见那挑灯熬夜的著书人。枝头枣未红，灶黑锅冷点水无，好像那迎接战友和亲人的土炕还是热乎乎的……置身这样的氛围，虽说身体是现实主义的，但灵魂却是浪漫主义的，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这点文气实在是不够用。但我相信自己的感受，虽然许多的感受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珍藏在记忆里亦无不可。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与方纪先生的《挥手之间》一样，贺敬之先生的《回延安》，也是我们都很熟知的文学名篇，中学课本里就有。在包括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有关活动中，我们不止一次满怀深情地朗诵过，并为之心旷神怡，为之欢欣鼓舞。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太紧，我们此行没有能够如愿登上那座沐浴了千年风雨的宝塔山。我们只好站在延河桥上，让革命圣地的象征，做了留念照片上的背景。不过，和陕北人民的遗憾相比较，我们的这点遗憾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1947年3月18日傍晚时分，在二纵队司令王震和周恩来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缓缓步出窑洞，恋恋不舍地向处在暮色苍茫中的延安古城望了一眼后，离开了他生活、工作和战斗了十三年之久的延安，从此再没有回去过。之后，陕甘宁边区人民十分怀念毛泽东，有陕甘宁边区民歌《毛主席是大救星》为证：
莲花生在水里头，
毛主席在咱心里头；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
忘了娘老子也忘不了你……
1996.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