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争鸣
（一） 陌生与感觉
莫言在漫长的岁月里，被论者最长提及的除了“魔幻现实主义”和“寻根文学”之外，就是他作品中的“陌生化”与莫言独有的感觉。
品味陌生
莫言的家乡是高密东北乡，可是，这个高密东北乡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高密东北乡，而是一个看起来很陌生的高密东北乡，包括莫言，他在高密东北乡也越来越陌生。或者说，他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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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言家乡，你问，你知道莫言吗？他们说，知道，大作家。而当你问，莫言住哪儿？他们说，不知道。莫言对他们而言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名字，面孔，陌生的是住所。其实，莫言自己也这样，他对故乡很熟悉，没有人敢说莫言不熟悉高密东北乡，毕竟他在那里生活了21年，21年，对于一个不安分的孩童来说，应该走过了每个角落。可他说过，在参军、到北京、上了军艺、鲁迅文学院，接触了西方小说和理论，都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发现自己就是发现故乡。
想来是很动容的，从理论上讲，理性上讲，就显得不那么悲伤。王尧对这种陌生的熟悉就概括的很好，他说，“不远离故乡，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离开了，那地方才有了‘故’的意义。”也许，但你没有远离故乡时，是最烂熟的熟悉，就不会“发现”故乡，就是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
陌生又熟悉的故乡。莫言先是提到了自己的硕士论文《超越故乡》，说故乡每个人都有，不一定是父母之邦，出生长大的地方就应该算是故乡。这里有祖宗坟茔，有母亲生育时候流下的血，“血地”的概念就是这样出来的。莫言的意思是，从血浓于水的母亲将你生下来的那天开始，你就和这个土地有了最真挚的联系，你理应熟悉这里。
但是写进小说，就变得陌生了，或者你把故乡那种天然的熟悉感，变成一种你从来没体会过的亲近，就完成了“陌生化”，也就是你的同乡知道这是故乡，但就是做不到像你那样的诉说。这种“陌生化”其实是不随着时间和地域改变的，就是即使离开了故乡，即使在故乡过了很多年，你也会记住故乡最初的样子，这种模样对于读者来说可以是陌生的，但却是你骨子里最深刻的熟悉。
诚然，莫言把他的故乡故意变得陌生。这种陌生有个前提，就是忠于自己的故乡，故乡不能像什么，而是是什么。这其实因为有些人认为乡村才是故乡，其实不然。王安忆从小在上海长大，即便她在南京出生，也不是南京人。所以她有部很有意思的作品，也是儿童视角，叫做《上种红菱下种藕》，里面的秧宝宝就介于乡村和城市生活。王安忆离开上海，真的有些四不像了，可她说过，最喜欢莫言的小说。以前，出门几个月，多半因为年龄小，对外面的世界很新鲜，竟然乐不思蜀。这要做自我批评，然而每当我把故乡捡拾回来的时候，却记忆模糊。我的故乡在济南，对童年的我来说是一个寂寞的城，我住在楼上，我的童年被门窗偷走了。这也许就是我每每遗忘的原因。不是因为乡村更像是故乡，而是城市不适合成为故乡，因为那些被同化的童年没有故事。
直到我真的离开故乡，在外地居住，我的城对我而言真的陌生了。我的心开始想念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公园里的青草味道，父亲拿手的菜，母亲身上的肥皂味儿，超市里熟悉的清新剂……
我想，这种感觉，莫言也有，并且，灵感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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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来到北京，离故乡渐行渐远，但每个角落都是故乡的影子。比如莫言喜欢在北京的厨房看妻子侍弄海鱼，因为那里面有母亲的影子。母亲说姥姥家门前那条大街上的鱼一片银白，又宽又厚，哪像现在的待遇，瘦得像高粱叶子，母亲忿忿不平地说，这也配叫带鱼？大黄花、小黄花、偏口鱼、披毛鱼、青鱼这些同样引起了我的回忆，想想，我已经好久没回山东了。我最爱的鲅鱼，父亲总是留一些在冰箱里，吃没了马上补，等着我随时回去吃。我对故乡，现在也只能看看文章望梅止渴，就像莫言想起家乡的样子，多半也是望梅止渴，身在北京，怎么方便常常回去呢？所幸莫言靠着订阅《北京晚报》，稍微有了一点北京人的感觉。
莫言在陌生的地域突然发现他的故乡时，是1984-1987年。这三年，莫言大约写了100万字的小说，以前是没有东西可写，现在是故乡的人和事朝着他奔涌而来。他可以把自己熟悉的七百多口人一一细数出来，有个人咳嗽一声，他都可以辨别出是哪一个。
莫言到了台湾，发现台湾的作家像朱西宁、段彩华、司马中原，这批作家都是1947年随着国民党的军队撤退到台湾的，20世纪50、60年代拿起笔写作的时候，即便是已经在台湾20年，但写出来的还是故乡。他们说对故乡有感觉，台湾近在眼前，乡愁深入内心。莫言对张大春讲：
“故乡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其实，对于台湾的作家来说，故乡已经是一个不可触及的地点，在离开大陆那一刻，他们坚信很快就能回来，包括蒋介石也认为如此，但没想到，一去就去了一辈子，倘没活到两岸开放的年代，就真的此生无缘了。《我的高密》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帮儿童，莫言在旁边写道：故乡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我想这些台湾的老作家们，做梦也想被故乡的儿童包围，问一句，你从哪里来？记得《大江大河一九四九》里，龙应台先生曾经惋惜，三峡工程一修建，很多人的故乡就彻底沉到了水底，再也回不去了。
你所远离的异化
除了故乡的渐行渐远，小说里那些“异化”的人和事也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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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中没有提到两篇小说——《月光斩》和《火烧花篮阁》，这两篇小说都写了不同寻常的现实故事。所谓现实，就是叙述中的笔调是真实的笔调，除了不同寻常之外，还带着浓厚的当代气息。
《月光斩》是一个案件，小说的主体是在县文化局工作的表弟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我，要给我讲一个县里发生的大事。县委刘副书记的头被放在办公楼外那棵高大的雪松上，吓坏了整个办公大楼的人。后来，人们发现了刘副书记无头的尸身，奇怪的是，切口平整，没流一滴血。未几，有人在公共厕所的墙面上，写了几个大字：月光斩。各种传说由此开始。这篇小说还获得了2004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和2007年“蒲松龄”短篇小说奖。
究竟是什么凶器杀人不见血？有两个传言，一个是这把宝刀是用1958年大跃进，县火葬场的“化人炉”改造成的“炼钢炉”，练出的钢打的刀。二是，“文革”时期，东关村的铁匠接受了一个姑娘的“蓝钢”，搭上自己和两个儿子的性命打出来的宝刀。最后又来了一个额外的传说，就是刘副书记压根没死，是有人故意整出这个闹剧，来坏他名声的。最后，刘副书记出现在电视里，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小说结尾是一封家信，信中说了表弟的婚姻问题：
一转眼你也快三十岁了，婚姻问题要赶紧解决，天涯何处无芳草？不必死缠着小龙女不妨，我看那个还珠格格就不错，野是野了点，但毕竟是金枝玉叶。跟她成了亲，对你的仕途大为有利，赶快定下来，万勿二心不定，是为至嘱。
小说结束了，可其中的问题却没有解决。首先，这件案子就是异化的，处处弥漫着一些神秘色彩；其次，我和表弟的通信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仿佛是两个灵魂在说话；第三，小说以一个恐怖的乌鸦啄食人头的场景出现，还特别说明有一面墙的窗子都打开了，仿佛让这个谜团渐渐紧缩，让我们很想知道结果，但最后还是一头雾水。我仿佛看到，那个把一切都说不清楚的莫言又回来了。也就只有这样，才会引起读者对于“陌生”的追求。
《火烧花篮阁》则是个关于升迁的故事，就是每当花篮阁被烧，就会有官员高升。下一任官员再次重建，重建之后又免不了火烧的命运，从此形成一个怪圈，火烧——建设——火烧，怪就怪在，没有人放火，它是自己烧起来的。现任市长决定不再让花篮阁火烧，决定用耐火砖，绝大多数群众却反对，小说在“难道人民群众需要火灾”的质疑声中结束。新任市长的质疑，也就是我们的质疑。我想，人民群众需要的不是火灾，而是墨守成规的安全感，和时下不浪费不创造经济效益的恐怖思想。换言之，莫言在用这种奇特的故事来叩问惯常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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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莫言往往没有理性。莫言的小说当中，常常有儿童视角。因为孩童多半是靠感觉来分析世事的，所以儿童视角本就没有多少理性。
很多年前，当莫言在军艺看到的伦茨的《德语课》时，就已经默认了这种角度。这小说是伦茨对于自己一段经历的忏悔，伦茨曾经是一名纳粹海军，小说中的角度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叙述故事的。莫言看到后，很喜欢。崔京生语：
它帮莫言找到了一种视角——通过一个孩子来看人性、兽性及其间的关系，还有比这再深刻的主题吗？
可见，崔京生看到的角度与我看待的是不同的，我看到的是孩子们对于理性的漠视，他看到的是孩子们因为没有被社会伦理侵染而与生俱来的纯洁。这样看来，莫言开辟的儿童视角理应有着不一样的色彩。
小说《屠户的女儿》就写了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姑娘。她叫做“香妞儿”，整个文章里，因为叙述者是“香妞儿”，所以处处弥漫着孩童之语。香妞儿总是带着一只小黑狗，香妞儿总是有着属于她的快乐，跟母亲、外公上街，喜欢吃烧饼夹肉，外公也是厚道人，带着皮卖猪肉，而不是以为“皮价贵于肉价”就把皮额外割下来。但相安无事的小说发生了变化，就是有一天，母亲见香妞儿生病了，就让香妞儿自己在家，而香妞儿忍不住带着小黑狗出去了，却暴露了她是个人鱼的事实。小说的末尾，香妞儿知道爹有一双大脚，总有一天，她也会长出一双大脚。
故事风格是《哦，香雪》似的小说，篇幅不长，质朴美丽。香妞儿从来都被母亲保护得很好，她被迫接受整个社会的伦理，接受社会大众的审美，她看待人们对她的质疑，也没有什么理性，只是强调：
我不是妖精，我是人，我叫香妞儿！
越是这样单纯地呐喊，越觉的世界对她而言简直一碰就碎。
小说《铁孩》里，也写出了一帮饥饿的小孩。我想法国人拿这篇小说的题目来当整个“儿童视角”小说集的文集名不是随意为之。小说里，有一帮被老太太们看得死死的孩子，食物匮乏本，老太婆们还克扣孩子们的口粮，导致一顿三餐，就是野菜粥、野菜粥和野菜粥，每个孩子把肚子喝的滚圆，但还是会饿，这样的饭菜也没什么营养可言，饥饿的孩子们连栅栏外长出的黄色小木耳、乳白色的小蘑菇也撸下来吃。有一天，说要通车了，孩子们可以被父母领回家了，于是老太婆们给孩子一人发了一个鸡蛋，这已经不是鸡蛋了，是毛蛋。我想，这多半是因为老太婆克扣下来，一直没吃，所以成了毛蛋。孩子们吃不下，老太婆们却把这毛蛋的壳剥掉，煎炸着吃。逼着孩子们吃完，就把孩子们赶走了。“我”就跟铁孩一起开始了吃铁的生涯。小说结尾，“我们”被麻绳结成的大网罩住了，咬不动绳子，被抓住的“我们”被砂纸擦得生疼……
小说里处处体现着因为饥饿带来的异化，“我们”认为铁是最好吃的的东西。小说中唯一的理性就是人们想要抓住这两个小妖精，后来抓住了，但很快就因为两个人被砂纸磨得疼而掉落了魔幻，我们猜想，这吃铁的小家伙们已经开始成为铁的一部分了。
直面丑陋
当你试图抛开莫言的儿童视角，决定好好看他的小说时，你突然发现，除了一个孩子之外，里面还有一个肮脏的怪物正在被放上神坛。这就是莫言小说里一直摆脱不掉的“审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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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丑”到了《檀香刑》里是关于历史、侵略的戏谑。小说关于“侵略与反抗”有这样的描述：
从陷阱底下散发上来扑鼻的臭气，说明孙丙不仅仅在下面栽满了利器，而且还倒上了大量的粪便。知县蓦然想起，几十年前洋人初进中国时，某位封疆大吏曾经郑重地给皇上建策，说洋兵最爱清洁，最怕的是大粪，如果让我天朝的士兵每人背上一桶大粪，上阵之后，只管将大粪淋过去，那些洋兵就会掩鼻败退，甚至会呕吐而死。据说咸丰皇帝对此策深为嘉许，认为这是富有创意的提案，既能克敌制胜，又可以为天朝省下大笔的开支。（第十三章破城五）
用“大粪”来左右战争的胜利，这未免太过荒谬。至于《檀香刑》里的血腥暴力，也毋庸多言。刑部的王大人直言：
“你们卖腊人肉给人当药，每年不是能捞不少外快吗？”（第二章赵甲狂言一）
对小虫子施行“阎王闩”的时候，说到“小虫子”的怪叫：
小虫子怪叫一声，又尖又厉，胜过了万牲园里的狼嗥。我们知道皇上和娘娘们就喜欢听这声，就暗暗地一紧一松——不是杀人，是高手的乐师，在制造动听的音响。（第二章赵甲狂言一）
行刑的过程中，小虫子屁滚尿流，连屎都拉到了裤子里，臭气不是人间的臭法，但这还不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