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人类春天的麻醉师
冉云飞
周秦几劫灰
1938年，谢国桢先生编了七册《吴愙斋尺牍》，系吴大澂写给前辈陈介祺商量金石、议论文字的书翰，纸墨精美，甲骨、金文、篆、隶、楷、行、草俱有，曲尽各体之妙。而陈介祺也用《秦前文字之语》来酬答吴大澂的叩鸣与切磋。我常常怀想《诗经》是用什么样的文字形式留传下来的？纸张之发明尚早，保存不易，可以想见。我们常说，《诗经》是上古人们的歌唱，是周代社会的谣曲，但又有多少失载之痛楚，消息在天壤，而不为尘世所纪念。真可谓周秦几劫灰，三千年间黍一炊。即使丘也不削，而时间亦会猛删，时间喜欢在一切人类活动中大动手脚。能在时间的暴政下留存下来的，都属命中之物，《诗经》便是如此。
你是我的惊雷
越重要的东西，我们越容易忘记。空气何等重要，寻常有谁计较。母爱何其动人，多少人要到慈母见背，才知道一切永不可再。大自然的斑驳与多元，加上我们人类的点缀，置身其间是何等的惬意。可惜，多年以来，动物是何等的招摇，植物是何等的葳蕤，山水是如何的明媚，我们没有望见的眼，更没有抵达的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困在城市这座坟里，你无法想像它如许的生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致，我们差不多快忘个干净，“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情景，似乎也无福享用了。
而今，我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堪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来自警：二月，足够用墨水来痛哭。“五更疏欲断”，墨水怎能哭够那“一树碧无情”？其实是植物无意，还是我们无情，这是个问题。
一厢情愿的麻醉
所有植物自有一种光华，人类无能执掌它的内心，只好用自己的心情去阐释，这是一种诡秘的一厢情愿。因为所有文字的人造味道，决定了它对露水的盗窃，决定了它对植物的袭击，更决定了它对大自然的偷换。再好的名字，对于植物本身而言，仿佛都只是个笔名，只是无限接近事物本身。但是植物笔名的麻醉作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在人世间的平凡。鱼腥草一名折耳根，又谓猪鼻孔；忍冬而披金银，药铺再谓二花；芣苡一谓车前子，二谓猪耳草。要是算上它的拉丁名和其它绰号，就像人一样，表字、郡望、职官、谥号，搞学问的也不省事，普通人就彻底负了。《诗经》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我们愿意诸种植物名称的麻醉，因为只有在麻醉中才能忘记痛楚，治愈我们对大自然的渴慕与相思。
这是无眠的纲要
关于经典，卡尔维诺不会是人类最后一个喋喋不休者。而我们关于经典的争论与阐释，也会无穷无尽。对于经典的绝妙阐释，没有比1945年深秋与思想家伯林通宵长谈、没有比莫迪利阿尼画笔下雍穆、没有比暴政下艰难而高贵的阿赫玛托娃所说的一句话更准确的了：“这是无眠的纲要”。任何对经典的穷形尽相，都只是个简要的提纲。阐释经典而成经典，便是令人兴奋的“无眠的纲要”。
《诗经里的植物》是一本在网络上诞生的书。网络的好处，使得时空被重新铺排，人物异时异地之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顾颉刚先生关于古史“层累”之说，掀起了二十世中国史学的疑古浪潮，这样的浪潮是针砭食古不化、信古而自高、先前阔过的民族主义自大狂的药石。而台湾作家王鼎钧（曾用“一勺金”的ID，天涯社区闲闲书话里，潜过水，交流回复过，也发过贴）先生则在《诗经里的植物》的跟帖中说道：“经典的伟大，好像是一代一代后人堆高的。后人不断诠释、发扬、模仿，再创作，后出转精，而又将光荣归於原典”。原来经典也是“层累”的，但最终要将光荣归于原典。与此同时，作者深圳一石亦在回答网友的质疑时说道：“一本《诗经》，穷尽怎样的想象，都不会过度，无数的阐释，怎样的曲解正解，都没有什么诗篇盖过它的光彩。所以，写的时候，只有我们的不够，没有它的不足”。这都是对待经典的谦卑态度。
谁握有衡度《诗经》的标尺？这当然是个愚蠢的问题。善以情度意的读者，不必视那些考证为琐碎烦乱，因为考证是在做近乎科学的工作，我们不能否认科学对诗也有它的效力。当然考证者，也不必介怀那些主情度意派的臆断，那是些对自己的感觉负责的人，倘能因此获得更多人的共鸣，不必是他的刻意，而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至于对同一物事，各有各的理解，那么休谟便出来打圆场了：趣味无争辩。
人生本来是个严酷的冬天，我们需要春天的麻醉，我感谢《诗经》里这些来自春天的无名麻醉师。同时，也要感谢再度把我引向这些无名麻醉师的网友深圳一石兄。
2007年5月之杪于成都
后注：
一本书作者唯一的权力，就是能够有一点机会，可以把和这本书有关的顾念说出来。我与冉兄至今未谋一面，只在网络上的几行文字里有过交集。2005年初写这些文字时，从未想过它在现实世界里会有什么结果。2005年年底，冉兄编选一本《2005年网络散文精华选集》（大概是这个书名，也不知这本书最后是否出版），将开头几篇文字选进了初选，并在短信里留言，鼓励一个粗浅好文的人，向心于写作。常话说，“玉在断处现，人在绝处生”，“现”和“生”，既需要自身力量的主导，也需要外界力量的开挖。那是一个年轻生命在迷茫困顿时听到最暖心的话。冉兄或许已经忘记那几句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话，那几句话，在一个生命内部曾经是生生念的微火，是文字河谷里有了生趣的暖风，促使过一个人发生过渐变。2007年，书出版前，想着冉兄和这本书的渊源，向他提及写序的事，他二话没说答应下来，尽心尽力写下序言。因为特别的原因，书出版时，出版社把原本作为序言的文字放到书后成了跋。到我发现，和出版社交涉，书已上架。这个时候做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对一个原本投去过一点希望的人，却这般言而无信，一定让冉兄失望。
没想过书会有再版的机会。一个人背着“言而无信”的包袱，总会耿耿于怀。这次再版，想联系冉兄，没有联系上，我便自作主张，把这篇序言重新放到它原本该有的位置上（添加改动的文字是对王鼎钧先生的说明），算是对冉兄迟来的一份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