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家大爹一生干过的一件最荒唐、最可笑的事，就是为儿子娶了一个他喜欢、儿子一点也不喜欢的媳妇。尤家大爹的儿子，是那时我老家附近读过多年书的人，只是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稍微有点小麻子而已。可他那媳妇，后来我也见过，不光眼角有块大大的烫疤，还病病叽叽的，苍白苍白，小孩子见了，都要处处往开躲。起先他儿子见了本不愿意，可尤家大爹将两人“八字”一合，硬说那媳妇的“八字”好，一副富贵命，最后讲“恶”地硬是逼着他儿子将那媳妇娶了过来。结果，那媳妇进门没几年，还未来得及给尤家大爹留下个孙子，就一下撒手西去了。
老家人们每每说及这件事，都无不要为他儿子叹惋。好在后来，他儿子终于是又娶了一房他自己中意的媳妇，才总算弥补了他人生的这一大缺憾。这事后来曾被当着笑话，在我的老家一度流传得很广很广。
后来，我上学了，就再也没有时间陪着尤家大爹一同上街卖枸皮了。只是，每每放学回家的时候，路上遇见尤家大爹去街上卖了枸皮回来，依然还会牵上他的拐杖，顺便搭拉上一手。有时放学打猪草，打到了尤家大爹的房屋周围，尤家大爹总是一下就能辨别出我的声音，柱着棍子要和我扯上几句闲谈，遇上屋角的李子成熟了，照旧还会给我塞上满满一荷包……。
“人生观”
我说的“人生观”绝对不是一个哲学名词，他是一个人，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那时，我们一帮小孩子背地里都叫他“任佬”。
其实，“任佬”的大名叫任盛官，一个叫起来和听起来都挺不错的名字。只因那个时代，报纸广播、大会小会，天天都在大讲特讲“人生观”的改造。于是，大伙干活歇息时，就时常有人拿他的名字，利用谐音来开玩笑。结果，久而久之，任盛官的大名究竟是哪几个字，除了他自己，其他人大都弄不太准确了，大伙就只知道叫他“人生观”。
“人生观”在我老家那一方，是他那个年龄层中唯一读过“十年长学”的人。虽然，到现在我依然不清楚“十年长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制，但我想，至少要读够十年书，那是一定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山里人，能够在解放之前就读满十年书，不论他的书读得怎么样，按理说，都应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情。因而，老家的那些老辈子一谈论起“人生观”来，就常常显得有些神乎其神。结果，就有年轻人出来“抬杠”，说“人生观”读了“十年长学”，干吗到现在还窝在山里和大伙一样扛挖锄呢？在年轻人看来，读过“十年长学”的人，学问一定了不得，早就该到外面干大事去了。于是，立马就有上了年纪的老人，磕着烟袋“呵呵”一笑，说这“人生观”啦！读过“十年长学”一点也不假，可他也就是被这十年的长学给一下读迂了！
“人生观”的“迂”我是见过的。记得那时大集体，生产队所有人员集中劳动，有一次到我家去歇息，别人一进门，不是拖了把椅子便开始喝茶，就是摊开了烟荷包准备裹烟。可“人生观”不，一进门就径直走到堂屋的“毛主席像”前，毕恭毕敬地来了一段“一二一”的大踏步，踩着节奏就开始旁若无人地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果，惹得我们一帮小孩子躲在门角落象看稀奇似的“哈哈”大笑。偏偏一同干活的人们中有一些人“看戏不怕台高”，见到“人生观”一发迂，就连连直喊，说“人生观”没唱好！“人生观”要改造！再唱一首“下定决心”！本来已转过身来准备去喝茶的“人生观”一听，便只得又乖乖地回转身去，重新面向“毛主席”，继续喘着粗气踏着“一二一”，认认真真来了一段“下定决心”，才总算最后了事。
待“人生观”的两段“语录歌”唱完，屋里的椅子也让别人给坐满了，壶里的酽茶凉茶也让别人给倒得差不多了。“人生观”最后就只得自己续上开水，从壶里倒出一杯已毫无丁点茶味的白开水，一人在阶沿边蹲坐歇息下来。可他端着开水还未来得及开喝，立马就又有人故意假装站起，说队长在吆喝，要大伙赶紧喝完水后好去下田。“人生观”想都没想，端起茶杯就猛灌两口。结果，杯里的开水就一下将“人生观”烫得呲牙咧嘴，连连地直摆脑壳。逗他的人们就一下全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人生观”因为迂，便只会干一些直去直来下苦力的直爽活。和他在一起干活时，大伙常常为了取乐，总是喜欢想着法子来逗他。遇到背粪、背土时，就故意给他的背篓装得最多、最满、最结实。“人生观”见了也不恼，背得动就背，背不动时，就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有时，“下定决心”一句都还未背完整，就连人带背篓一齐歪倒在了地上。有时甚至听信别人的许诺，为了歇息时能向别人讨得一根解乏的山烟，“人生观”可以将大伙共同的活，一人干去一大半。
见过了“人生观”的迂，于是后来我读书的时候，每每读到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时，脑里便都要闪现出一些“人生观”的影像来。总认为“人生观”就是自己身边的“孔乙己”。只不过那时的“孔乙己”时时念叨的是“多乎哉？不多也！”现在的“人生观”常常念叨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人生观”虽然迂，可他毕竟读过“十年长学”。有时，他也会情不自禁地给人说及一些诸如“地球是圆的”的常识来，只是，当时的老家人有些不太懂，用“地球是圆的，人不岂要掉下来，水不岂要泼下来”一反驳，他又憋红了脸，嗯嗯吐吐地有些说不清。其实，“人生观”对于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比如历代朝廷的改换等等都记得特别地牢，别人随便问及什么，他都能一一回答出来。只是他的那些东西，靠的全是死记硬背，别人一刨根索源，他就一下又哑了嘴。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懒得同那些后生讲，还是他自己真的有些说不清。于是，他说过的话总是常常不能让大伙一一信服。
但“人生观”有一种本事，那是老家的人们都公认了的。那就是他对“六十花甲子”的排列与推算，已达到了乱熟一心的程度。谁家的猪圈乱了要重新修一下，谁家的灶台垮了要重新打一个，只要喊一声：任佬！我想修一下猪圈，啥日子最好？灶台垮了重打一个，啥日子最好？“人生观”就掐着手指“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一通念念有词，然后就给人们定下一个“适宜动土”的兴旺日子。也只有在那时，“人生观”的脸上才会浮现出一丝读过“十年长学”的荣光。
我最后一次见着“人生观”，是在已经上学之后，有一次到他家找他和我同龄的孙子去玩。那时，“人生观”的眼睛，就已经老得看不见了。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见着他依然还在扶着磨担，摸索转动着家里的那副古朴的大石磨，只是嘴里已不再背诵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刘春波
刘春波是我老家附近为数不多的几个上过地方志史的人之一。只是他的“上”，上得有些让人糊里糊涂。原因是，一九三一年贺龙在湘鄂边闹红军时，为筹集经费，曾经在我的老家，对当时家境还算殷实的几户人家捉过“金罗汉”。也就是先把人带走，不打也不骂，然后让家人急着去筹钱，最后送钱去再将人赎回来。而那几个曾经被贺龙红军带走过的人员里，其中就有刘春波。
曾听老辈子说起，刘春波那时只不过是在我老家的小街上，开着一家供人吃宿的小客栈，手里的现钱自然是要比别人活络一些，但要论起家产来，是一点也不算大，也无甚恶行。可就这事，后来一到那些续写志史的人员手里，成文的时候，刘春波的名字，就莫名其妙地同一个政治色彩颇为浓厚的词语“土豪”联系了起来。
老辈子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并不清楚，至于“土豪”究竟又该如何界定，我更不清楚。但刘春波土改时的成分只是个“小工商业者”，这是我所知道的。且刘春波解放前一直窝在我老家的那个小集镇上开客栈，是哪里也没去闯荡过，要来称他为“土豪”，我想，还真的是有些高抬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