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七位寄宿的房客，佛哥太太旺季淡季总共有八位法学或医学的大学生和两三位住在附近的熟客，包一顿晚饭。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晚餐时坐到18个人；午饭只有七位房客，围坐一桌的情景颇有家庭气氛。每位房客趿着软鞋下楼，对其他人的衣着、神气、隔夜的故事，都要津津乐道一番。这七位房客好比佛哥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她按照膳宿费的数目，对客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学家一般极其精确。而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也都有相同的打算。三层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付72法郎，这等便宜的价钱也只能在圣·玛赛城关，在产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些地段才能找到。这一点，足以说明那些房客明里暗里全受着贫穷的压迫，所以这座房子内部的寒酸相，在房客们破烂的衣着上暴露无遗。男人们穿着看不出本色的大褂，好像扔在高等住宅区街头巷尾的靴子，衣领磨破的衬衫，有名无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黯淡陈旧、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戴着修补过的旧花边、用得发亮的手套、总是暗黄色的领围和经纬散乱的围巾。衣服虽然这样，但几乎个个都长得很结实，都已在生活的大风浪里经受过磨炼；冷峻的脸，如同用旧而不再流通的银币一样模糊；干瘪的嘴巴配着一口尖利的牙齿。你看见他们就可以体会到那些已经上演过的和正在上演的戏剧——并非在脚灯和布景前面上演的，而是一些活生生的、无声无息的现实生活戏剧，一出出催人泪下的、冷酷无情的、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姑娘米茜努，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油腻的绿绸眼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足以使慈悲女神大吃一惊。身体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边缘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披在一副枯骨上面。当初她一定也俊俏过，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呢？因为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的事吗？是过分伤心吗？还是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有没有做过服饰生意？或许只是个娼妓？是不是因为年轻时骄奢过度，年老时才受到轻视的报应？惨白的眼睛让人发冷，一张干瘪的脸带着凶相，尖利的声音好似丛林中冬天降临时的风声。她自称曾侍候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这老人被儿女们因为没有钱而丢在一边。老人给她1000法郎的终身年金，到现在他的继承人还常常为此跟她争执，恶语伤害她。虽然她的面貌因纵欲过度而摧残得很厉害，但肌肤之间仍有些白皙与细腻的痕迹，让人觉得她的身上还保存一点儿残余的美。
伯瓦拉先生像是架机器。当他在植物园的小道上散步时，活像一个灰色的影子：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地抓着一根手杖，上面的象牙球柄已经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住空荡荡的扎脚裤，衣服在那里扯来扯去；套着蓝袜子时，两条腿摇摇晃晃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上身穿着露出胸脯的白背心，粗纱颈围好似枯草，跟绕在火鸡脖子上一样很别扭的领带，乱糟糟地搅在一起。看他那副模样，人们都在心里思量，这个幽灵是不是跟在意大利大街上游逛的哥儿们同样属于泼辣放肆的白种民族？是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瘦小的？是什么欲望把他长满疙瘩的脸变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如果把这张脸画成漫画，简直不像是真人。从前他做过什么差事？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曾经办理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处决逆伦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等之类的账单。他也许做过屠宰场的收银员，或者当过卫生部门的副检察官吧。总之，这家伙就像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匹驴子，做了奴隶而从不知道主人是谁，几乎是一个公众的灾殃或丑事都围着它转的轴心。总之，我们见了这样的人都会说：“生活毕竟少不得这等人啊。”这些被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得如死灰的脸，巴黎的上层人物是不知道的。巴黎真是一片海洋，就算丢下探海锤也无法测量它的深度。不论花多少心血到里面去搜寻去描写，不管海洋的探险家是多么众多、多么热心，都能找到一片处女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束鲜花、几颗明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文学不知道、想不到去探访的东西。佛哥公寓就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之一。
其中有两张脸跟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明显不同。维多莉·坦依凡小姐脸色苍白，稍有点病态，像害了血痨的姑娘；时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以及寒酸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尽管这样，她的脸毕竟年轻，她的动作和声音也仍然是轻快的。这个可怜的女孩儿好像一株刚刚移植的灌木，只是因为水土不服而叶子萎黄了。黄中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太纤瘦的腰肢，颇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现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显示她是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的。她的装束朴素而廉价，勾勒出年轻的体态；她整个人显得和谐匀称、快乐。如果心情快乐，她也十分动人；女人要有幸福才有美感，正如穿扮齐整才显得漂亮。要是舞会的欢情能把这张苍白的脸润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要是美好的生活可以使这对已微微凹陷的面颊重新丰满泛起红晕，要是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恢复流光溢彩的话，维多莉也许可以跟最美的姑娘见个高低。她只是缺少能使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衣饰和情书。她的故事足够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觉得他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让她留在身边，每年只给她600法郎，又改变他财产的性质，以便全部传给儿子。维多莉的母亲在悲苦绝望之中，最终死在远亲古的太太家里；古的太太就把孤儿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抚养长大。
这位共和政府军需官的寡妇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一无所有，她说不定哪天都有丢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产的少女的可能，使她任凭社会摆布。好心的太太每星期带维多莉去做弥撒，每隔半个月去忏悔一次，让她将来至少能做一个虔诚的修女。这办法的确不错，有了宗教的热情，这个弃女将来也可能有一条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都回家去转达母亲临死时对父亲的宽恕；但每次她都受到父亲的冷遇，伤心而归。她的哥哥是她唯一的一个调解人，但他四年中从没有来探望过她一次，也从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她祈祷上帝使父亲开眼，使哥哥能心软，她为他俩祈祷，对他们毫无怨恨。古的太太和佛哥太太只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写得太少，不够形容这种野蛮的行为。她们诅咒混账的百万富翁的时候，总听到维多莉说些温柔的话，好似受伤的野鸽即使在痛苦呻吟，却仍然吐露着爱。
奥耶那·德·朗森狄尼的脸纯粹属于南方型：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止、姿态，都显出他是大家子弟，早年的教育培养他高雅的习惯。虽然衣着朴素，平常都穿隔年的旧衣服，但有时也能装扮得风度翩翩地上街。平时他只穿一件旧大褂，粗背心；蹩脚的旧黑领带打得马马虎虎，像一般大学生一样；裤子跟上衣差不多，脚上的靴子已换过鞋底了。
在两个青年和其他房客之间，那40岁左右、鬓角染黑的佛托拉，正好是个中间人物。无论谁看到像他那种人都会叫声：“好一条汉子！”宽宽的肩头，很发达的胸部，肌肉强健，方方的手很厚实，手指中节长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还没有到年纪就起皱的脸看上去像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随和亲切的态度，又不像是冷酷的人。他的嗓音介于男低音与男中音之间，同他那粗犷而达观的性格十分配合，绝不令人厌烦。他很殷勤，老是一副笑脸。什么锁钥坏了，他马上拆下来，及时地修理、上油，又挫又磨，装配起来，说：“这是小菜一碟的。”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生意、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如果有人怨天尤人，他立刻凑上来安慰。有好几次他借钱给佛哥太太和一些房客，但受惠的人不敢赖他的债，因为尽管他外表随和，却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令人害怕。外人只要看他那唾口水的架势，就可以感觉到他的沉着与冷静：要遇见什么尴尬局面的话，他也是杀人不眨眼的。正像严厉的法官一样，他的眼睛差不多能看穿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理与感情。他一般在午饭后出门，然后回来吃晚饭，整个黄昏都在外边，到半夜前后回来，用佛哥太太给他的百宝钥匙打开大门。百宝钥匙这种待遇只有他一个人享受。他待寡妇也极好，叫她“妈妈”，搂着她的腰——可惜这种奉承对方体会得不够。老妈妈觉得不足为奇，但不知道只有佛托拉那么长的胳膊才可以搂住她粗大的腰身。他另一个习惯是每次饭后都要喝一杯葛洛丽亚，每个月都很阔绰地花费15法郎。一些青年人浑然卷在巴黎生活的漩涡里一无所见，那些老年人也对一切与己无关的事很漠不关心，即使是深沉的人，也不会注意到佛托拉形迹可疑。他知道或猜得到他周围的人的逸闻琐事，但是，没有人能看得透他在想什么，忙什么。虽然他常把亲热的态度和快活的性情当做墙壁，挡在他跟别人之间，但是，他又不时流露出他那性格的深不可测、令人畏惧。他时常发一阵能够跟于凡那相比的牢骚，专爱嘲讽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抨击它的矛盾，似乎他对社会抱着仇恨，心底里深埋着什么秘密事儿。
坦依凡小姐暗中偷觑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都离不开这个中年人和那个大学生。一个是精力充沛，一个是长相俊美，她无意间早被他们吸引。但是，他俩都似乎没有注意她，虽说天道无常，说不定有朝一日她可能变成一个富有的求爱对象。那些人也不愿考虑别人心中的苦难是真是假，除了冷漠之外，他们还因为彼此境况不同而提防别人。他们知道没有能力减轻旁人的痛苦，而且平时叹苦过多，彼此劝慰的话也早已说尽，像老夫妻一样无话可说；他们像机械地生活，像没有上油的齿轮在互相推动。他们可以漠视一个从身边走过的瞎子，也能够无动于衷地听人家讲一桩苦难，甚至把死亡是看作悲惨局面最好的解决方式；他们饱受贫困，对人间最惨痛的结局也没什么感觉。在这些伤心人中最幸福的还算佛哥太太，高高在上地管理着这所私人救济院。只有佛哥太太才觉得那个小园像一座充满欢声笑语的树林；事实上，静寂和寒冷，干燥和潮湿，使园子像大草原一样广漠荒凉；惟有因她，这所昏黄黄、阴沉沉，到处是苔藓和铜锈味的屋子，才显得愉快。这些牢房是属于她的，她喂养着那批终身做苦役的囚犯，他们也尊重她的威权。以她所定的价钱，这些可怜虫们在巴黎哪儿还能找到又充足又卫生的饭食，虽然不能安排得高雅舒适，但至少也可以住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哪怕她做出刻薄的事来，客人只能会忍受，不敢叫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