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桂清在屋子里面忙活了一阵子，出门，大喘一口气，对杨青林媳妇说，这鬼还真厉害，开始跟她好好说，让她罢手，到坟地里好好做她的鬼，她就是不听，说你们青林刨地的时候把人家墓头子（坟前石头垒的拱形）刨了，把石头随便一扔就不管了。这就跟咱活人一样，谁要在咱家家门前挖土咱还能没意见？说不好还吵架、打架呢，鬼，也跟人一样也讲究这个。赶紧去把人家的坟头子垒好，就没事儿了。
曹桂清说的神乎其神，我听了后，对这个矬子就有了敬意。鬼道和人道一样，鬼心即人心。这道理讲的深刻。
可是，半个月后，爷爷受伤的肩胛还疼，而且疼得厉害，一点儿也没有因为捉鬼先生曹桂清的“处置”而有所好转。奶奶说：难道猜错了。到晚上，又把筷子在清水碗里竖了一回，结果又不一样，说是村里死了好多年，发丧那天晚上差点成了僵尸的那个老娘们搞的鬼。
我多次听爷爷说过，那个老人，在我出生十几年前就离开了人世，骨头都可能变成渣子了。奶奶说，那是杨进的娘，死的那天晚上，你爷爷和几个同辈人帮着守灵，半夜里她尸体动了，头发由白变红，嘴里乌拉拉地喊叫，那样子，绝对不是复活了，而是炸尸（迷信说法，死后的人重新站起来，到处害人）。你爷他们几个就用铁链绑了，还分别捉了她的四肢。没想到，这老娘们真会记仇，刚折腾了你万新爷爷，这回又来报复你爷爷了。还得请捉鬼先生曹桂清来。
曹桂清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不在家，没有看上曹桂清捉鬼，总觉得遗憾。
奶奶之所以请曹桂清来，并不是因为附近村里只有曹桂清一个捉鬼先生。
粗粗略算算，附近村庄会捉鬼的人不下20个。曹桂清只是其中之一，因年龄稍微大一些，人都喜欢找他。如果他忙脱不开身，就只好再去找其他较为年轻的。
也就是说，在曹桂清这一行当里，年轻不是资本，老了才有威望。村人看重老年捉鬼者的原因，无外乎年龄大、做事可靠和经验老到等几个方面。
可是，会捉鬼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竞争。但捉鬼先生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到了你死我活的残酷地步。通常，捉鬼先生之间也会互相贬低和诋毁，不凑巧遇到一起，相互抡开膀子打上一架，骂上一顿娘也很正常。
我在邻村中学读书的时候，中午和晚上一般到离学校很近的小姨妈家吃饭。一个夏天的傍晚，放学到小姨妈家，看见一个陌生人，小姨妈说是请来的算命先生，捉鬼、看风水和算命，样样精通。
那人小六十岁的年纪，没长胡子，脸板儿光的像一面河条石，很白。要不是皱纹爬了额头、眼角儿和嘴边，谁也不会相信这人快六十岁了。按常理，在乡村生活的人一般不太富裕，太阳晒黑脸膛，生活压弯脊梁，胡子拉茬，鼻屎悬悬是避免不了的。
吃完饭，小姨妈说，你迟点去学校，让人家给你也算算命，看你能不能考上大学，成点事儿。我说，上次让邢台的一个（算命先生）算过了，我命还不赖。那人本来坐在椅子上抽烟，满脸高傲，突然一下子转过脸来，右手里捏着香烟把子，急急地问我说，邢台的哪个给你算的？我说好像姓刘，是路罗村的。那人把身子向椅子后背一靠，神色放松。嘴里边啊了一声说：那个刘二棍子呀，他懂个屁。老子走村串乡那阵子，他还撅着屁股刨地哩！看了几本书，就出来跟人家算命，纯粹骗吃骗喝。
小姨妈和姨父一听，跟着啊了一声。那个算命的先生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说，那是个半吊子，根本不会。姨父就说：献平你就算算吧。
我应了一声，坐在那位算命先生跟前，问他怎么算。他扔掉烟头说，按生辰八字，或者手相面相都可以。我说那就看面相吧。他说好。就把身子哈下来，两只眼睛像看贼一样看着我的脸。一会儿又伸出手来，摸摸我的额头、下巴和耳朵。恢复了原来的坐姿，开口说，你这人额头高，是个当官的命，可是，下巴尖一些，耳朵短，也没肉，不会当很大的官儿，最大也就是个乡长。还说，你的嘴巴长得小，左上角儿有一颗痣，人中直而深，有福气，但年轻时候得受罪。上了三十以后，才时来运转，洪福齐天。
他说了一大堆，基本上都是好话，和先前那个姓刘的算命先生说的基本吻合，我有点失望，不过，心里还很高兴的。爱听好话，喜欢奉承是每个人少不了的毛病。我说，你再好好看看，到底怎么样？他说，那我就再跟你看看手相吧。抓了我的左手，看看摸摸掐掐后，说：你这人三十岁以后是吃不愁穿不愁，但是手里存不住钱，有了就花了。22岁到30岁这段时间最艰难，出门在外，没有大官拉挂，所谓朝中无人难做官，全得靠你自个人奋斗。
我又一阵高兴，心里美滋滋的，不管怎么说，一个乡村穷人家的孩子能走出大山，到了外面，这不光是我个人的最大愿望，也是我们全家，甚至直系亲戚们的一致心愿。都知道我们家在村里受欺负，家里人手少，父亲又老实，能出一个公家人那就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几个月后，爷爷的疼痛一天天减轻乃至消失，身体基本恢复了健康，照常柱着拐棍敲敲打打，在村子里摸来摸去，和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院子里的石板条儿上扯闲话。
后来，我听和曹桂清一个村的同学说，曹桂清和人扯闲话，炫耀个人“捉鬼功绩”的时候，把我爷爷痊愈也算作了他的一项“成果”。回到家里，我专门问了爷爷。爷爷说，哪里有的事儿，当时就是疼得厉害，直到现在，遇到天阴或者下雨，肩胛那地方还疼。
冬天，雪下得厚了，村人闲了下来，一个个坐在灶火边儿或是挨着炕的炉火上面，一个人想心事或是几个人扯闲话，没话可说时，就说些鬼怪神狐故事，听起来也很有趣。对这些东西，村庄人们深信不疑。几百甚至上前年以来，村庄的祖祖辈辈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延续至今的。
有一次，大姨妈来到我们家，和母亲说起白庄村的一个真事儿。一家和另外一家总是因为房基地争吵打架，闹得不可开交。一家就请风水先生生了一个计谋：在另外一家的房子后面埋了许多的犁铧片儿、桃木刻的小人儿，还有破尿盆之类的。这一家男人开着拖拉机，不知怎么的，在武安一带翻了车，把腰摔断了。到医院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没啥大事儿了，回家养一段时间就好。谁知过了一年，这家男人还是不能起床，连尿便都不能自理。又拉到医院检查了一番，医生说病人恢复得很好，将来下地干活儿也不碍事儿。
这家男人回到家里又养了几个月，还没有痊愈。这家人就犯猜疑了，觉得其中必有蹊跷。这家女人的爹娘说：要不迷信一下，请个人看看？闺女回家依言而行，找了一个风水先生，在自家房子周围看了看，对这一家人说，黄昏十二点的时候，拿个铁锨在房子后面翻翻，那里肯定埋着东西。这家人一翻，果然如风水所说，光犁铧片儿和木头刻的小人就挖了好几个。
这件事传开，村人更加坚定了风水之说。对村里少有的几个风水先生奉若神明，不是很大的事情，一般不敢招惹这号人等。有运气不好，和邻居有过节甚至世仇的人家，也时常在自家的房子后面挖挖，看“仇人”有没有埋什么害人的东西。
二表哥结婚那年，我十一岁。二表哥对我很好，每次到大姨家去，二表哥就到山上给我摘山葡萄和山楂吃。还和大表哥、三表哥和四表哥一起，帮着我们家盖起了新房子。对几位表哥，到现在我都是当亲哥哥看待。可不幸的是，我十六岁那年春天，二表哥竟然上吊自杀了。那个中午，我刚从学校回来，到家一看，母亲和小弟都没有在家，门上的铁锁提醒着我的饥饿。
我到奶奶家，还没进门，奶奶就说，你二表哥死了！一听这话，我心里一惊，但仍不相信。我说，奶奶你开玩笑也不能这样开呀。奶奶说，谁跟你开玩笑儿，你去你大姨家就知道了。
二表哥真的死了，一口黑色的棺材放在院子里面，好多的人在二表哥院子和家里面走进走出，大姨的哭声震的我耳根子疼。我走过去，掀开棺材盖儿，看见一脸平静的二表哥躺在里面，几只又黑又大的苍蝇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三表哥一把把我拉开，训我说，谁叫你打开的？进苍蝇，叫二哥死了还受苍蝇的气？！说着就又哭了起来。
晚上，村里面就响起了奇怪的叫声，整夜不停，开始听的像狼嗥，后来才辨清是灵魂的叫声。到第二天傍晚，太阳还没落，大姨村里的那些人就吃了晚饭，早早拴门睡觉。据说，谷子杆和柴火灰可以辟邪，村里人就拿了谷子杆在自家路口点着，把柴火灰撒在门槛里面。
那几天，母亲、小姨妈和三表嫂一直陪着大姨妈，几个妇道人家睡在一个炕上，一方面是怕大姨妈悲伤过度，出现什么危险情况，一方面感到害怕，几个人一块儿壮胆。据母亲说，二表哥的魂儿上了小姨妈的身，小姨妈说话的声音也变成了二表哥的声音，行为举止也和二表哥一样。母亲和三表嫂几个人把小姨妈拉在炕上躺下，小姨妈还是以二表哥的口气说话，把一些二表哥做过但从没对人说过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这是我在村子里遇到的一个最令人惊异和不解的事情，以致到现在，二表哥住过的房子我一个人还不敢进去。
200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小弟打电话说：咱娘现在不信鬼神了。我说，这是好事。但又信了耶稣（基督教）。小弟又说。
我说，这也是好事，人上了年纪，有信仰总是好的。小弟说，村里很多人都信了基督教。还经常集会，唱赞6美诗。我说挺好的。和小弟说完，我请母亲接电话，母亲抓住话筒就说，你也信耶稣吧。
这反映了村庄人们的一个普遍心态：永远向着更大的权利低头和顶礼膜拜，向着虚无和虚妄贡献自己心灵和信仰。
好长时间，我怎么也想不通，曾经对迷信鬼神的母亲，怎么也突然转向，转而进了西方的宗教呢？态度坚决而迅速，令我惊讶不已。我一直在想：村庄的人们一直在重复着什么？我并不排斥宗教，但我总是觉得，村庄人们在坚定和转移信仰的时候，恰恰忽略了自己，也就是“人”这个更为真实和宏大的命题。这么多年以来，在异乡，我时常想象到母亲拿着黑皮的《新旧约全书》，站在众多乡人中间，高唱赞美诗的样子。每当特别冷的时候，我每次电话都对母亲说：娘，路很陡，冬天雪大，天冷，你要多穿一些衣裳。
消失的木匠
1.上工
春节的气氛还没有消散，木匠就要上工了。通常情况，过了正月十五，木匠们才开始出工。此前，有人来找，自个儿家里没有太大或者紧要的事情，木匠都会高兴地应允。毕竟，做木匠是要挣钱的。这正是，自己愿意，别人又找，好像瞌睡给了个枕头，两相情愿的事。木匠的高兴甚于做家具的人，木匠出卖手艺和劲力，赚回来的是钱。做家具的人家是付出，木材、饭菜、酒水和香烟，盘算下来，花费也不小。
户主每请一次木匠，最短也得三天。仅仅三天，木匠大概也能吃掉自己家三口人一天半的口粮。若不是遇到老人过世，孩子娶媳妇和新盖的房子缺门少窗户的紧急事情，谁也不愿意白白掏钱给木匠。
木匠怀揣手艺，坐等人请。有人来了，说好时间、价钱。木匠就收拾一下家具，磨了凿子、斧子、锯齿和锛，装在专用的布兜或箱子里。到父母房里坐一会儿，说明天要去哪儿哪儿干活儿了。父母就劝木匠早点睡觉。木匠嗯嗯着答应，起身回到自己房里。脱衣上炕，看孩子们睡熟了，就把婆娘按在身下，做完事情，倒头睡去。
第二天一早，木匠打一个哈欠，裹紧对襟棉袄，到驴圈给驴子洒点麸糠，然后将装满凿子、锛、木尺、锯、墨斗和铇子的油布袋子放在毛驴背上，再用手左右晃晃，看真的结实了，进到屋里，冲还在炕上半露着肩膀和胸脯的婆娘说，我走了，有啥事记着给我捎个信儿。反身把门关了，牵住毛驴的缰绳，嘚了一声，驴子就戴着缰绳和嚼子，跟着主人的脚步，走向别人的村庄。
这时候，要做家具的人家早早开门等着了，先自行把放在房顶或埋在土里的木头扛下来，挖出来，一起堆在木匠做活儿的地方，等木匠来了，丈量后量才使用。
太阳像一堆红柿子，淡黄的光晕洒在枯燥的村庄和山坡上。早晨还冷，穿着棉袄还瑟索发抖。主人家朝村口看了一会儿，不见木匠的影儿们，就再回到屋里，点着柴火，把硬木疙瘩放在上面，噼噼剥剥一阵儿，突突的火焰就燃烧起来了。
青烟刚从房顶上冒出来，木匠就到了，小毛驴脖子上的铁铃铛敲着早晨的安静，迈着铿锵有致的步子，前身一耸，跃上一个台阶，就进了做家具人家的院子。做家具的人家赶紧捧出满脸的笑，快步走到院子边儿上，说，这么早就来了。木匠说这还早呀？太阳都升了三丈高了。主人家笑笑，心里却想：再来早点才好呢。木匠喘息未定，就张口问：在哪儿做？主人家赶紧替木匠牵了驴子，说就到新房子那边去吧。
新房子还是石头砌的，所谓的新，就是石头的新了。正屋的大梁也许没换，檩椽可能还是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有的不能用了，就又补了几根新的。屋顶的石板下面是掺了麦草的黄泥，黄泥的下面是一层新编的苇席。石板压得黄泥从苇席缝儿里挤出来，像是一条条的蚯蚓。村人不管这些，反正房子是新盖的。叫新房子是理所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