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世界上这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
而鲁迅先生留给我的文字则是一首永远印在心头，永远鞭策我前进的一首律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前年我回到北京以后，从斯诺的遗作里看到，鲁迅同他谈到中国的文学时也曾奖誉过我。去年到中国访问的美国友人伊罗生先生给了我一本在美国出版的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这是一九三四年鲁迅与茅盾同志一同编选交他出版的，里面选择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两篇小说。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中写道：“……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且介亭杂文》）鲁迅先生给过我的种种鼓励和关心，我只愿深深地珍藏在自己心里。经常用来鼓励自己而不愿宣扬，我崇敬他，爱他。我常用他的一句话告诫自己：“文人的遭殃，不在身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我不愿讲死无对证的话，更不愿借鲁迅以抬高自己，因此我一直沉默着，拒绝过许多编辑同志的约稿。
四
我被捕以后，鲁迅在著作中和与人书信来往中几次提到过我，感谢一位热心同志替我搜录，现摘抄几则在这里：
《伪自由书》后记：[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致王志之信：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书信集三八四页）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我的种痘》：……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集外集拾遗补编》）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科学新闻社信：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书信集一O五七页）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致曹聚仁信：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书信集第四O八页）（诗即《悼丁君》，载同年九月三十日《涛声》二卷三十八期）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致王志之信：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书信集第六二二页）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信：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书信集第六六O页）
我被捕以后，社会上有各种传言，也有许多谣言，国民党御用造谣专门反共的报纸《社会新闻》以及《商报》，还有许多我不可能看到的报刊杂志都刊载了很多。我真感谢鲁迅并没有因为这一些谣言或传说而对我有所谴责。但到后来，一九五七年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初年代，还有个别同志对于前面摘录的鲁迅的文字，作些不符合事实的注释，或说我曾在南京自首，或说我变节……等等。这种言论在书籍报刊上发表，有些至今仍在流传，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心和询问，现在我毋须逐条更正或向他们作什么解释。我能够理解这些同志为什么这样贬责我，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不是造谣者，也不是存心打击我，他们在那样写的时候，心里也未必就那样相信。这样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的斗争的人，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横遭诬陷迫害的广大干部、群众，完全会一清二楚的。
最近翻阅《我心中的鲁迅》一书，在第二二三页上有一段一九七九年六月萧军对鲁迅给他一信的解释：
关于丁玲，鲁迅先生信中只是说：“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并没有片言只字有责于她的“不死”，或责成她应该去“坐牢”。 因为鲁迅先生明白这是国民党一种更阴险的手法。因为国民党如果当时杀了丁玲或送进监牢，这会造成全国以至世界人民普遍的舆论责难，甚至引起不利于他们的后果，因此才采取了这不杀、不关、不放……险恶的所谓“绵中裹铁”的卑鄙办法，以期引起人民对丁玲的疑心，对国民党“宽宏大量”寄以幻想！ 但有些头脑糊涂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竟说“政府在养她”这句话，是鲁迅先生对于丁玲的一种“责备”！ 这纯属是一种无知或恶意的诬枉之辞！
一九七九年北京图书馆得到美国图书协会访华参观团赠予的一些珍贵文物史料的复印件，其中有《草鞋脚》编选过程中，鲁迅与伊罗生来往通讯的原始手迹，有鲁迅、茅盾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等等。这七件来往书信中最晚的一封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写给伊罗生的。从第一封信到最后的这一封信里，全都没有说过因为有了关于丁玲的种种传言而要改动原编书目的话，而是按照原定计划，照旧选人了我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两篇。与此同时，鲁迅、茅盾在《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对我主编的《北斗》杂志，也仍旧作了正面的论述，没有丝毫的贬义。这七封信的原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光明日报·文学专刊》第一五六期已经刊载；鲁迅、茅盾合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也将会在《鲁迅研究资料》刊出。
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给王志之信中说“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我认为这话的确是一句有阅历、有见识、有经验，而且是非常有分寸的话。本来嘛，革命者如果被敌人逮捕关押，自然是无法写文章、演戏或从事其他活动的；倘如在敌人面前屈从了，即“转向”了，自然不可能写出“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读到这样的话，我是感激鲁迅先生的。他是多么担心我不能写文章和不能写出“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我也感到多么遗憾，鲁迅先生终究没有能看到后来以至今天我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数量不多，质量也不理想，但我想这还正是鲁迅先生希望我能写出的。在鲁迅临终时，我已到了西安，而且很快就要进入鲁迅生前系念的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现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想我还是鲁迅先生的忠实的学生。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厦门
补记：
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鲁迅致申彦俊的一封佚信。 申彦俊是三十年代初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是一位进步人士，他曾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应约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先生，并写了访问记，刊载于朝鲜《新东亚》一九三四年第四期，其中记录了会见时的谈话。申彦俊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先生答道：“丁玲女士才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这很使我感动，更使我惭愧。那年，我才二十九岁。那以前发表过一些作品，就倾向说，虽然我自己也以为是革命的，但实际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品吧。鲁迅先生为什么对一个外国的访问者作这样溢美的评价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我正是在他们这次会见的八天之前被国民党秘密绑架的，存亡未卜。出于对一个革命青年的爱惜，才使鲁迅先生这样说的。因为我是一个左翼作家，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陷入险境，鲁迅先生才对我关切备至，才作了过分的揄扬。
一九八三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