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下旬的一天，凌晨四点钟，我到了密山。这是黑龙江省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城，离兴凯湖不远，在未开发前，可能是只有十七、八户人家和两三个留人小店的一个边境小屯。二十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为着军事上的需要，也为着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这里修建了大营房，组织开拓团，开发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没有搞好久。东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北大营旧址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院。我的儿子蒋祖林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就穿着从河北建屏领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几个同学，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学校学了几个月。这个地方真正兴旺热闹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建国以后，王震同志出任中央农垦部长，大批铁道兵部队的官兵，每年绵绵不断地涌人完达山脉，虎、饶地区，乌苏里江沿岸及兴凯湖畔，安营扎寨、屯垦戍边，大批长期鏖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鸭绿江边、大同江畔的英雄健儿们，放下枪枝，拿起锄头，使这千里莽林荒原，进发出青春的火光。在边境线上，几十个军垦农场兴建起来了。密山便成了这些农场的指挥枢纽和后勤基地。城镇虽小，却充满了新生的气象。
东方升上来的太阳，照着我的身影。在密山，一个熟人也没有，我还是孤身只影。车站虽小，但同所有的小车站不一样。上下旅客不拥挤，也不会有来接待我的人。但我看见这里人同人都——————
① 本文是摘自回忆录中的一节。
是笑容满面，都是高兴地走过来互相说几句话，好象是老友重逢。开始，我不免有点担心：“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吧？”但他们彼此之间也都是这样，看来，谁都不认识我。
怎么？是不是我脸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象没有人想追究我是谁，只要是到这里来的，就都是农垦战士，各个农场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们一视同仁，把我当成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因为到得太早，密山铁道兵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从北京一路送我来的那个人跟着我。大街上店铺也没开门，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我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我身边啄食。我又走向山坡，望见四面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个农场的路。我想，我将走向哪里？看来，这里就是我今后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作人”的起点了。幸好，我可以放心，这里的人还是很和气的。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我带来的那份不光荣的介绍信，他们读过报（怎能不读报呢？），开过会（怎么能不开反右的会呢？）那他们将如何看待我呢？离京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茎麟劝我下来改一个名字，想来是有道理的。只是，我如果老是骗着人，骗取人家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好感，我心里可能会更加不安。两相比较，我想还是应该老实地对待群众，老实地对待自己，即使十分难堪，也属“罪”有应得，也是只有咽下去的。我反复想来想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八点钟时，我再去农垦局，王震同志还没来，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来往的干部，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外边世界严酷多了。我总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我的小房里看书。为了躲避人们审查似的问话或眼光，我又总是到外边散步，象幽灵似地在这个小镇上、在镇子的周围徘徊着。
密山，我是喜欢你的。你容纳了那末多豪情满怀的垦荒者，他们把这块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发源地，是向地球开战的前沿司令部。当年威震湘鄂，后来又扬名南泥湾的矿工出身的王震将军，就常驻节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向大自然挑战，勒令土地献米纳粮，把有名的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这样一场与大自然斗争、与人们的好逸恶劳思想斗争的运动，怎能不激发我的战斗热情，坚决勇敢地投入伟大的建设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严寒中的小草，随时都可能被一阵风雪淹没。我恼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坚强，我也不能冲破阻拦我与世隔绝的那堵高墙，我被划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过去曾深深憎恶那些敌对阶级的犯罪分子，现在，怎能避免别人不憎恶我呢？我曾以为只要我离开了北京多福巷，只要我生活在新的人群里边，我的处境就可以一天天变得好起来，现在，我到了密山，密山的人们对我不坏，我对密山的印象也很好。只是，那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在装成一个好人，一个心里无事的普通人的样子，才能得到这份平等对待。假如我露出了插在我头上的标签，我还能这样安静无事吗？我就象发寒热病似的在不安中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天，两天，……
二
我在极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准备着与王震同志的会面。记得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同志从保安到了定边的绍沟沿，前方的指挥员都集中到这里，研究怎样同胡宗南打最后的一仗。我在这里见到肖克，见到陈赓，后来又有一个穿狐皮领子大衣的军人走进窖洞，用湖南腔大声嚷道：“啊！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在哪里呀？”当时，我很惭愧，没有说话。他似乎是在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是吗？”他又转向别的同志，然后高声笑着，走出去了。别人告诉我，他就是王震。以后大约我们还见过面，点过头。一九四三年，中央党校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我跟着去了，但是没见到旅长王震同志。全国解放后，他去了新疆。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散会时，我挤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着说道：“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惊诧了，而且脸红了。我没有想到象他那样的武将，政务繁忙，会有时间读我的小说？而且还那末直率了当来了一个评价。我仓促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感激地对他笑了一笑。这以后我们没见面了。自然，象他这样的红军将领，我很早就听到过许多对于他的赞扬，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现在，我要到他的治下来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要去见他，我将以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情，来同我向来崇敬的人谈话呢？自然，我现在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过他赞许的同志了，现在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是阶下囚，我将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呢？我能否继续把他当作一个最能使我敞开胸怀，掏出一颗受折磨的、虔诚的、破碎的心的同志呢？我能在他的面前为自己申辩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几个字吗？难道我只能把他也看成是一个神圣的法官，将要在他面前又一次地认罪吗？……我在农垦局的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后来被领到楼上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还没来，有两个象是秘书的人陪我坐着，彼此都不说话，我等着那最紧张，最重要的一刻。
我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高声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来，没有低头，望着前方，一群人走进了屋。我张眼望去，王震同志正站在我对面，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来了。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作什么，默默地把眼睛望到远处，是一副漠然的样子。他刚刚在门外还笑来着，现在，他不笑了，静静地，可能是正看着我吧。他用一种什么心情、什么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个负责人的态度在对待我，他这时不会对我个人表示什么感情。我想，他过去并不很了解我，但是一定会听到过许多对于我的这样那样的诽谤，尽管他读过我的一篇小说。在漫长的经历中，他看见过的人，伟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无功无罪的都太多了。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他爱同志，他对人民对战士都非常热情，但他也处治过人，他是革命将军。我也是毫无阅历的，也算是会观察人的，不是一点不懂在什么时候最好怎么说、怎么做。可惜我就是不愿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一个人起码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声不响，什么也不说，等着他发话。
屋子里静极了，这时，没有旁人说话的地步，大家都看着部长，等他说话。
王震同志自然没有过去那样对我的笑容了，但也不过分严肃。他只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几句话我永远记得，而且的确对我很有好处。但这时，我只想：这些话也对，但并没有说到要害，很难怪他呵！王震同志接着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较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我们仍然没有说话，他便又说下去了：“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
他不再说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踌躇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突然说了：“契诃夫只活得四十年，他还当医生，身体也不好，看来他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最多是廿年。我今年五十四岁，再活廿年大约是可以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卅岁，以前什么都不算……”说着说着，我发现自己在这时还说这些大话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约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扯起契诃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们之间还是隔有一座高山，这一点也不怪他，他是个好同志，在这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即便是共产党员也是很少的，是极难得的。他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同志，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则谈何容易啊！后来，他每年到垦区视察工作，还对我讲过许多话，给过我许多帮助，这都将在以后再说。
他给了我一封写给佳木斯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的信，最后说了一句，“安心等陈明，他一两天就要到了。”我告辞走了出来，孤单单的独自一人站在街头，无处可是。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着伸向远方的公路。陈明！陈明啊！你将从哪条路走来咧？
三
第三天，吃过中饭，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门呀的一声开了，走进来一个人。我认识他，但又觉得不是他了。这是怎么的？我一下跳下床，陈明猛地扑过来，把我挡住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分开才三个多月，他又黑、又瘦，显得老了，但很有精神。他深深地望住我，怜惜地说：“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是吗？”于是我们并排坐在床上，他向我讲他是何时得到通知的，他是怎么来的，他舍不得离开八五三农场，舍不得那一同挖井筑房、平地起家、共过艰苦的战友。我摸着他的手，又粗又硬，简直不象他的手，这是他吗？就是他。还是几个月前我们分手时那样的知心，那样的体贴，我只能从他旧有的轮廓来印证他外形的变化。陈明发现了我的诧异，深沉地说：“我现在是一个农工，一个农业工人。常在风里雨里，太阳晒，怎会没有变化呢？不过，我的心是不会变的。共产党员，能上能下，什么事不能干？在多福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今后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存在，改变自己和社会的联系，改变自己的成份。今天，我在招待所的登记簿上填写成份时，我写的是农工，我感到自豪。我现在拿我的双手为社会主义服务，还用我的双手照顾你，我只希望你快乐些。你应该快乐地活下去，而且写文章。我们不背包袱，白手起家，从零做起，从负数做起，我们要在这里共同走出一条路来。”
陈明和我总不是完全一样的，他有些想法比较简单，而且从好处想得多。他也曾痛苦过，我永远记得，他在被开除党籍那天流的眼泪，一个从来不流泪的人，忽然流泪了，而且，泪水是那样止不住地涌出来。我无法安慰他，只能陪着他哭，我懂得他，为他的那颗心而哭。但他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好象他仍是一个党员那样坚强地生活。他总是用一些使人愉快的消息，一些好的想法，来安慰我，支持我，鼓励我。我有时会觉得他太简单了，他可能还不全懂得我；但他却又使我常常想到，他怎么会不懂得我？正因为他太懂得我，所以才这样的。他把一切忧愁都悄悄地放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把乐观却捧给我，让我能过得稍微舒展些。我也的确因为他，因为他的支持，受他的影响显得更坚强些。假如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或者消极悲观的人，那我的心境一定将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终会被痛苦埋葬。我怎能不体贴他，而也振奋起来呢？
今天是七月一日，招待所食堂的黑板上写着通知，党员同志都开会去了。我装着好象不知道这回事，陈明也不说话，我们表面上都很平静，可是我们不能安心躲在招待所的小房子里。我们凄然地在大街上，在村边，在没有人的地方，默默行走。我想着过去，想到延安，那年在文协山头上开“七一”纪念会，李又然、吴伯箫，因申请入党未得批准，他们痛苦地离开大家，独自下山徘徊的情景。而现在我们却是被无辜地开除党籍，离开了母亲的怀抱，离开了战友、同志，无亲无故，两个人形影相对，在这不毛之地，沉吟徘徊。整个下午，我们在密山寻找可走的地方。我们去火车站，买了车票，我们是从这里来的，明天将从这里出发。
车站象一座农具仓库，路边排满了农业机械，许多人在这里观看、抚摸。我们又走上山坡，陈明指点我，哪些路通往哪个农场，他是从哪条路来的。我们走向附近的停车场，上百部十轮卡车，停放在这里，是从各个农场来这里运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黑了，我们不愿回招待所，便去小饭馆吃饭，在这里听到从农场来的人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这些人物，都能引起我们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可以排愁解忧。陈明很象一个农垦战士，人们都乐意问他点什么，他无所顾忌地讲故事给他们听，有时又加点幽默。人家欢喜同他接近，我自然而然地觉得轻松了许多。密山！我是喜欢你的，可是我们得离开你了，我们前面的路程可能是很好的吧！
七月二日，我们两个人便乘火车去佳木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