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谐作为社会的外部特征，根本上取决于社会本质的实现。
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呢？或者说，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张在根本上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如同许多问题一样，在这方面我们曾经由于将问题过度抽象化或复杂化而失去了对问题本身的清晰把握。其实这在马克思那里很简单：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使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
马克思少年时代大量接触了古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品，和并深受法国启蒙学派的影响；大学期间，一方面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地把握了自由对于人的意义，另外一方面，费尔巴哈哲学不但牢固奠定其思想的人本主义特征，而且为他架设起一座从绝对观念通向现实的人的桥梁。
从文献可知，1840年前后，正处于思想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明确赞同那些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普适价值的观念：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
因而当他踏入现实社会后，立即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和莱茵省议会林木盗窃法中，感受到当时社会不是人的社会，“而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这个社会在本质上与“真正的人类世界是相反”的。什么是“真正的人类世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类世界必须符合人的类本质要求；人的类本质即人之为人，其根本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与此相对照，“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将黑暗的中世纪称为“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明确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其意义在于“使人复活”。然而，实际建立起来的社会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人的能力、思想及精神的解放，但又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一是虽然把人们从君主专制下解放出来，但并没有将社会真正交到人民手中，依然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个人与个人的对立，因而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充其量只是“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的解放”；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分工不但没有能够消除人类社会早就存在的异化，反而将之推向极端，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在劳动中所获得的非但不是对自身的肯定和类本质的实现，而完全是否定与丧失。因此，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到处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或尖锐的社会冲突。
在存在着人与人、集团与集团或阶级与阶级尖锐对立甚至激烈对抗的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既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更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自由。
由对当时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状况的考察，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所达到的政治解放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但还远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第二，人类解放的着力点在工人的解放，工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而“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
上述思想大致产生于1844年前。也正是以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认识为思想原点，在清楚认识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批判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对立与对抗，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开始了自己的思想追求与理论创造过程，特别是逐步形成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设想。
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最初表达，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段著名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这段话曾被认为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时期的理论表现，主要缺陷在于表现出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然而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和研究人类当下所面临问题，有几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度是造成人类社会异化的根源，但未来社会对之并非简单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并且这仅仅是手段，根本目的是以此达到用社会的方式、全面的方式解放人，恢复人的自由本性；其次，这种“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非但不是完全否定人类过去所创造的一切，恰恰相反，要以自觉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即一切文明成就）为条件或前提；再次，要实现人的解放或自由，既需要充分重视人的价值和真正以人为本位，同时还必须尊重自然和以自然作为唯一真正的本体，从而达到社会人与自然人的高度统一，使自古以来始终存在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真正获得解决。
简而言之：未来社会的本质在于实现人的解放（自由），而人的解放之实现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为前提，和谐（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既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条件，也是达到这一目标后的标志性社会状态、社会特征。
以《手稿》所达到的思想创造为基础，《共产党宣言》通过对近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及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分析论证，进一步提出对未来理想社会本质的完备表达：代替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社会理想贯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追求、理论创造之始终。
《资本论》第一卷明确认为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未来前景作出生动描述：在物质生产“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将开始进入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境界。
—恩格斯写作于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书”。在这本小册子中，恩格斯将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简要概括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在这样的状态下，人是自由的人（意味着“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1894年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一位叫朱·卡内帕的人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周刊写一段题词，要求用简短的字句表述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精神，恩格斯认为除了上述《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在历史上，自古希腊起就存在着自由人理想，资产阶级革命也曾经举起“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革命旗帜。那么，马克思的以实现人的解放（自由）为本质要求的社会理想与其他一切相类似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呢？区别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明确以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基础，肯定现代文明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并以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为本质要求；第二，立足点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阶级一边，认为只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获得解放，才能有人类的解放；第三，将人的解放与具体社会形式相联系，强调只有在特定的共同体或联合体中，才能够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第四，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研究，把人类解放及人的解放当作是随人类文明推进不断加以实现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
回顾历史，无论是全人类解放还是个人自由，实质上都取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两对矛盾的处理和解决程度。自由针对强制、束缚和奴役状态而言，同时自由都是相对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不管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受到外部客观世界的制约。或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后人的误解与想入非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解释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首先会受到一定社会存在的束缚与制约；因此，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或对抗关系的根本改变，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
社会由生产的需要及其发展而产生，社会本质上作为人与人之间彼此发生各种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而存在，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或者说就是人们交往的产物。人们每天发生着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组成为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由此产生了人类社会这个有机联系的巨大系统。人类的交往活动不断扩大和加深，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人既是社会的“剧作者”，同时又是“剧中人”，后者不仅表现为当人作为个体置身于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从中获得特定的社会性属性，而且在于人们活动的方式、范围、内容等会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定与制约。这种规定和制约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社会的对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性质和程度有异。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既以生产者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又必须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目的和利益需求主要是自己的事情，只能依靠自己解决，同时机器生产条件又使分工越来越细。私人利益与他人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分工，迫使每个人陷于日益孤立的境地，就像马克思所说，“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促成交换与交往的发达，又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使人成为“普遍”的个人与物化社会的存在。这既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摆脱宗法血缘关系桎梏，形成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但同时又造成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后者具体表现为人的自由与交往、个性与共性、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阶段的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分裂性特征。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在私生活中是一个现实的人，但是缺乏真实性；而在公共生活中，人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却失去了现实性。
对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哲学的，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提出，只有通过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交往普遍发达的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克服人与社会之间的尖锐对抗。
“自由人的联合体”首先基于对个体自由的高度承认与肯定。
或许与人们以往的认识相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非但不否定或排斥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且强调必须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为条件；社会主义不但要保证“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即“有个人自由”，而且要使每个人的“个性”获得充分实现。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它表现为确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的状态。因此，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下，所谓“自由发展”，意味着尽可能排除一切阻碍或限制个人全面发展的因素；从把人自身发展当作目的本身的角度进行审视，“自由联合体”
下的个体自由着重体现为摆脱千百年来自发分工或资本主义社会强制分工的束缚，达到“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的境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社会状态有过形象化的描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段话曾经被当作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空想”的重要“证据”。其实，他们并不是否定在未来社会条件下会存在更多的不同职业，而只是强调外在强制性分工的必然消亡。由一定社会强加的、外在的强制性分工属于一种“异己”的力量，它不但限制着人们的自由，也阻碍着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不过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在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中，肯定还会存在大量的职业差别，但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所及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试想一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及个人的职业选择不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吗？
其次，由于这种个体自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下，借助消灭私有制和对生产与生活进行自觉调控过程中实现的，所以在“自由人联合体”状态，个体自由的实现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自由（或类自由）的确立。
社会由个体组成，“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自由与个体自由是辩证的统一：社会摆脱剥削和压迫是每个个人获得解放的决定性基础和保证，只有在真正体现平等和公正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才能达到完全按照“人”的生存、生活要求发展自身自由的程度；另外一方面，因为个人自由的实现又是一个高度负责地、积极熟练地参与社会和历史的过程，从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获得社会自由和成为自己生活的自觉“主人”的必要条件。这实际上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概括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本质上蕴涵着人类社会发展中四方面矛盾的解决：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每个人与一切人之间、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的个人与世界范围内的每个人之间。四方面关系或矛盾的解决，既是人类解放的实现也标志着社会和谐的高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