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注意城乡差异和东西部差异造就的不一样的经济政治不协调。城市和乡村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类生活方式，其内在运行机制有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城市的经济政治不协调也就与乡村的经济政治不协调是不一样的。同时，城乡差别本身既是经济政治不协调的原因又是体现。东部与西部不仅意味着地理差异，现在更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因此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政治协调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政治协调的评价可能会不一样。
第四，要注意影响政治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在强调经济及其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时，我一直没有忘记其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在初步研究及评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假设将这些关系划分为4种基本类型：经济发展水平高—政治发展水平高（假设以浙江为代表）、经济发展水平高—政治发展水平低（假设以广东为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发展水平高（假设以四川为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发展水平低（假设以内蒙古为代表）；此时需要我们具体分析每一种类型下政治发展水平现状形成的原因或者说影响因素。这里的政治发展水平更是两两相对而言，如广东与浙江相比，总体上可能是浙江政治发展水平高，可是当四川与浙江相比时，尽管都是政治发展水平比较高，但从总体上能否判断出四川政治发展水平比浙江低，这就要全面分析在每个类型下的具体因素，并适当判断不同形势下政治发展的突出点。
另外，在这里，很难判断因果，比如说党政干部素质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可它也是政治发展水平的体现。因果关系在社会科学里有时候非常难区别。在笔者看来，影响政治发展的因素大致也就是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国际环境、地理这些方面，对于国内区域政治发展来说，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与权力格局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因素，这类似于国家政治发展受国际因素影响一样。当然，对于具体区域或省份来说，它可能是既受国家宏观政策与格局影响，又受国际环境影响。这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经国家而传导下来，另一方面也有自己单独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如广东面向东南亚，内蒙古则面对蒙俄两个国家。
第五，要界定好本项研究的视角、内容与研究方法。这里笔者提出以下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一是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涉及的一个主要内容即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只有政府与市场关系搞好了，经济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才能运行良好，这是双赢的模式。
但是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研究，虽然重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却并不需要深入二者内在协调的原理。在政治领域，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外，基层的民主状况、法治环境、党与政府决策的公开透明、人事任命、廉政、政府创新等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也是笔者关心的。因此，笔者研究的内容是，这些方面在几个省区呈现一种什么水平。通过联系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习俗、官员素质、社会结构，看能否从中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二是政治现代化研究视角和政治发展视角，虽然这两者有些不同，但都是一个综合性研究。而且宏观考察一国现代化，必须分为若干专题。本项研究是侧重于协调这一立论，以经济政治之关系为维度，考察影响国内区域性政治发展的相关变量。因此可以说，经济政治协调研究是政治现代化或政治发展视角下的细化。当然，这个课题在有的学者看来也是比较庞大的。问题是大问题与小问题如何划分？是否我们的学术研究就都要从小问题着手？笔者觉得不然，关键在于个人如何去开展研究，大小问题各人有各自的论述方法。三是研究方法上，应当采用实证型研究方法。当然，这里也有几个层次，从大的方面，当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中观层次上主要运用实证方法。中国政治学研究实证型太少，需要加强。这种实证方法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体现：访谈法，看各地各层次各群体的人对政治经济现状做如何评介；案例比较法，可以考察若干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发展实体，如乡镇或县市，看有什么差异，或者可以发现现实中政府创新的案例；问卷测量，也可以适当对定性结论加以辅佐。
五、其他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关系理论与实践
前面笔者是正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但是从反面或侧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加深对此的认知。首先，我们可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际，评论与之相关的三种经济政治发展关系理论；其次，我们可以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实践及相关理论来认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状况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二战之后形成的，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领域。其中，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主要以政治民主为标准—的关系又成为研究重点，对他们这种关系的认识，国外学术界主要形成兼容论、冲突论与怀疑论三种。
1.冲突论。冲突论认为，政治发展，主要是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属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国家集权，用权威主义的办法先发展经济，要取得经济发展就要牺牲政治发展。但是历史也证明，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许多在二战后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权，为了政权的巩固及合法性的提高，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选择靠高压政策取得经济发展。对此，有几点认识需要特别注意：首先，民族独立与新政治体系的建立本身是一种政治发展，无论它采取何种方式治理—不管是集权专制还是民主的，当然这些国家一般是有西方现代三权分立形式的政治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本身已经体现了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其次，冲突论在这里暗含着以西方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的主要标准，认为这些国家进行的集权统治不属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能取得，因而二者冲突。但是即使这样理解，它也只是局部的特定的不协调，冲突论并不是说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再次，靠集权高压取得经济发展也是不可靠的，东南亚国家曾经出现的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都使自身经济受到很大伤害。现在在这些国家，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的诉求正在不断高涨。因此，冲突论只是看到了特定时间段不协调的关系，有正确的一面，但没能从长远来认识经济政治的协调关系。这个认识上的特点，兼容论与怀疑论也具备。
2.兼容论。其基本观点是说，二者是正相关的，如李普塞特所研究民主与工业化、经济水平有很大相关性，而且经济发展会为社会提供很大空间，刺激利益需求，从而提出政治要求，促进政治进步；政治发展了，利益结构得到调整，又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论表面看来相似，其实有很大不同。马克思主义协调论认为经济政治发展两者总体协调是从长远来看的，在具体历史时段和空间，则既可能表现为冲突，又可能表现为协调。
但是兼容论则只是从局部看到了协调性一面，没有看到局部冲突的一面特性，因而其兼容协调结论的得出也不是科学的。如果认为二者完全是正相关，则它无法解释现实中的不协调现象。有些人常常以“兼容”论来批评“冲突论”，认为冲突论是在为政府搞专制集权辩护；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兼容论观点显得逻辑过于简单，广大发展中国家很少是经济增长，同时政治民主也搞得很好的。
相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协调论则逻辑严密，科学性强。
3.怀疑论。它位于冲突论与兼容协调论二者之间，认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并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既不总是处于冲突状态，也不是总处于协调状态。这种论调可以亚当·普沃斯基为代表。这种观点看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间的复杂关系，却持一种悲观情绪，未从根本上认清经济政治关系规律，也就不可能从长远从整体上分析经济政治关系。它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现实中，有些国家如印度、尼泊尔等国政治发展水平比较高，但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这说明政治发展不一定要建立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可能也说明了政治发展不一定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放在马克思主义协调论的框架下看，这种不协调也是合情合理的，是总体协调下不协调的表现。再说，印度近些年经济发展也取得很大成绩，正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抗衡，开始由不协调走向协调。
认识印度的不协调，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就说过，在现在民主进程的限度之内，为实现发展和社会公正所必需的经济改革是无法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印度政治发展水平可能更接近于西方，但是它也有无休止的政党争吵，传统的种姓制度与社会分裂结构，这些构成了政治发展中的软肋，进而影响了经济腾飞。而如新加坡等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其政治发展水平是高还是低？或许不加限制的“高”与“低”的分野本身是很可笑的，它要选择相应的参照系来说明，同时要考虑国际政治因素。或许可以认为，新加坡法治水平很高，人治水平也很高。这些就很难单纯用冲突论、兼容论或怀疑论来概括了。对拉美国家经济政治协调发展水平的认知，可能要更多考虑军队因素，这意味着在把民主化作为主要的政治发展水平标志时要更多考虑政治稳定。频繁的政局动荡，绝不是政治发展的表现。
发展中国家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影响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因素及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肯定也各不相同，但是其各种表现形式总也逃不脱马克思主义协调论的框架。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状况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经济政治不协调的时期，这在各国及它们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表现。从理论上看，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民主制与财富分配的关系时，认为财富自然集中于少数富人，但是穷人的民主制可能会剥夺少数富人财富，因此，中庸政体是相对好的政体，可以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后来的历史实践也差不多是符合他的预言的，如美国现在的宪政就是主制、贵族制与帝制的混合，只不过我们常常把这种体制也叫民主制，这时的民主制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民主制了。在思想史上，民主与民主制这一概念内涵是在不断变化的。后来的卢梭认为只有经济平等，才能实行民主，但这只存在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中。杰佛逊也认为市场经济与民主冲突，亚当斯、麦迪逊等人强调保护富人反对穷人，限制民主权扩大，密尔虽然主张普选扩大，同时又提出给富人或精英人物更多投票权重，这都是对大多数穷人在民主制下可能胡作非为的担心。他们思想的论调都没有逃脱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然而，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断成为思想的转折点，他认为给人更多民主有助于促进共同利益。熊彼特更是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出发，把政治也看成市场，那么不同利益会有不同的需求及支持，经济市场会自发调节利益需求，政治市场也是如此。这时现实中出现了政党及轮流坐庄，它可以确保不同人群利益得到保证，政治机制因而得到发展。这种理论发展路径至少已经映衬出经济政治发展是可以协调的。
在现实中，以英美为例，每次民主权的扩大以及政党机制完善都促进了经济发展，而这些政治上的变化也是经济利益发展的要求。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
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之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历程的概括，也是对以后发展的预言。民主权扩大，在西方是由上层向下层扩散的，是被动的，民众需求迫使政府进行改革，是经济利益的政治体现。再后来，利益集团政治出现，它也是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产物。我们看到，英国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建立的过程，也是其经济发展步步加速的过程，虽然其中夹杂着侵略外国和殖民的因素。
美国建国之后通过联邦宪法的制定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进程，在内战之后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政治共识增强，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它们走出大萧条也主要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西方国家特别的案例，如一战后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前的德国，也是从不协调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协调论。那个时期，德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及魏玛民主共和国的缺陷，导致法西斯专制，体现经济发展与政治滞后的不协调局面。这种局面带来的历史后果是，它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灾难，也给德国民众自己带来巨大损失，直到二战结束，德国最终建立起新的联邦德国民主政治体制，才实现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协调。原来经济水平不逊于法国意大利的东欧国家在接受苏联集权统治后，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被远远甩落在后面，而在上世纪末的政治转型后，它们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又开始走上协调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考察与分析其经济政治发展历程，只要坚持从历史宏大视角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经济政治总是在不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体现协调的，这些国家的实践反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理论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