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始终从人民利益出发，搞好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始终把人民利益看做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关于这一点，他特别谈到：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要着眼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对于一个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通过发展生产和搞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较快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一个非常实际而又极为迫切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由于客观原因，也由于“左”的路线干扰，我们未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加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灾难和“四人帮”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十分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地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要求。邓小平指出：“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实际是提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方针问题，这个方针就是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首先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出发。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属于人民。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核心是共同富裕。而要做到共同富裕，根本的是使“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国家拿的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问题上，与人民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相联系的，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要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人的发展，他不是停留在关于人的本质、人性及其异化的抽象议论上，而是强调要建设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关于社会环境建设，邓小平特别谈到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富足的物质生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的其他方面的特性得以充分发挥的物质基础。人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关系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致力于构建全面的社会关系。对此，邓小平谈到：（1）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总量庞大，给自然、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也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正是鉴于这一具体国情，邓小平主张“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通过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努力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关系。（2）社会劳动的变化。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的主体是人，并且是“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因此，作为劳动组织部门和生产单位要开办相关的培训活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此外，改革开放之初，根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我国社会结构和人员流动必然发生深刻变化的预见，邓小平还提出发展旅游、建筑、饮食等新兴行业，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思想。（3）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群众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也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4）人的丰富个性。人的全面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人的潜在能力的充分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充分实现。邓小平十分重视人在实现物质需要之后对精神文化提出的要求，认为这是丰富人的个性的必然要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文化领域读物数量不足，质量偏低，人民生活单一的现状，邓小平尖锐提出“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问题，要有书给人看。现在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这怎么行呢？体育也应该活跃起来。……现在电影不多，读物很少。……随着生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需要就增大了”。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既指出了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指明了人的丰富的个性是人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之一。
（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本路径
以往我们缺乏关于社会建设的观念。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我国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我们存在社会建设制度不完善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因此我国一度生搬硬套苏联的管理模式，实行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虽然起过较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规模的不断壮大，弊端也愈显突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
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滞后也是我们一度存在和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的问题。
管理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工作中善于管理和不善于管理，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社会建设和管理也是如此。但是，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普遍存在管理越位、缺位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管理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懂得管理。
……搞管理，应当有定额，有责任制，有考核，可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讲究，实际上没人管。”
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中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实施。针对这些问题和弊端，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本思路：
1.创造有利于社会运行的社会环境。
除通过改革建立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情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外，在创造有利于社会运行的社会环境方面，突出要做的事情：一是打击一切严重犯罪行为，保持社会治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建良好社会环境；二是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确保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同时要提高人口素质，防止出现经济增长被人口增长抵消的情况发生；三是优化社会心理环境。这项工作虽然直接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范畴，但它与社会建设的联系十分密切。优化社会心理环境的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为先决条件，它决定了社会的大的文化环境，对社会心理环境具有决定作用。这个过程包含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落后文化的批判。优化社会心理环境，还要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群众，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在直接的具体的良好社会心理环境建设方面，邓小平有许多具体论述。
2.建立健全社会建设的运行机制。
在建立健全社会建设运行机制方面，邓小平有许多具体阐述：（1）通过改革建立物质的精神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邓小平非常重视激励机制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第一，权力下放，权责统一。针对我国历史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邓小平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权力下放，使社会单位实现权责统一，以保证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第二，按劳分配和适当的物质鼓励。“文化大革命”中曾发生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不适当批判，把按劳分配等同于平均主义，仅强调精神鼓励而轻视物质鼓励，结果挫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既要提倡精神鼓励，又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切实做到按劳分配。他说：“不计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前提，而稳定的关键在于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这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严惩各种违法活动；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铲除各种社会毒瘤，维护社会安全；加强法制教育，提高人们的法律观念。（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合理的和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是确保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邓小平一方面提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手段先富裕起来，带动和引导其他人、其他地区致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提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另一方面主张国家、社会对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帮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例如，他提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4）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社会监督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监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完善社会监督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包括民主监督在内的民主权利。同时要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用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二是切实发挥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监督作用，强化社会监督的纠错功能，确保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顺利进行。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宝贵思想财富，是在理论上提出社会建设概念和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