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胡锦涛主席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保障党和国家这一战略任务的完成，我军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我国安全形势的变化，切实承担起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第一，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新世纪新阶段，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化，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国内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各种敌对势力借机兴风作浪。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呼应，企图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台海形势严峻而复杂，“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已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如不予以坚决反对和遏制，势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危及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我军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切实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始终切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军队全面建设，确保我军能够经受住各种斗争任务和各种复杂环境的考验，始终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第二，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切实维护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军队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职责，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安全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要坚决抵御外来入侵，有力遏制和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参与反恐斗争，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第三，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随着我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家利益不再局限于领土之内，将逐渐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范围，不断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扩展和延伸。为此，我军要适时拓展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不仅关注和维护国家的生存利益，还要关注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切实防范国家发展利益被损害。不仅要继续关注和维护传统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利益，还要切实担负起维护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电磁安全和信息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第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新世纪新阶段，称霸与反霸、一极与多极的矛盾将继续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时有表现。我国要实现和平发展，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要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我们要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一支同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三）统筹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五个重大关系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个大系统，搞好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五个统筹”：
统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统筹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建设，统筹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统筹主要战略方向建设与其他战略方向建设。其中，军事斗争准备是当前我军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紧迫的作战需求，提供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抓手”，形成了巨大的牵引力量，必须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要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着眼当今世界军事变革的前沿，着眼占领未来军事斗争的制高点，通过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起点，大力促进和带动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要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走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必须以机械化建设为基础，以信息化建设为主导，以信息化建设促进机械化建设，既跨越机械化建设的某些阶段，也跨越信息化建设的某些阶段，努力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复合式发展，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未来作战将是信息化程度很高的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我军要打赢这样一场战争，必须适应作战形式从单一军种为主的协同性联合作战，向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转变的要求，重点加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以及其他参战部队的建设，并早下决心建立太空力量，在突出重点、加强技术和人才含量的基础上，实现各军兵种的协调发展。总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全局，既要注重发展的现实需要，又要着眼发展的长远后劲，把当前建设与长远需要、重点战略方向与其他战略方向统筹起来，协调好国防和军队建设各方面的关系，全面提高我军的威慑和实战能力，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最忠实的践行者和最坚决的维护者———试论军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鲍世修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国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重要国策，并得到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最后认定。它以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和为贵”思想为根本，以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安定融洽社会生活为依据，着眼于国家的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意义极为重大而深远。
军队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它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壮举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将发挥哪些作用？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和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对上述问题做些初步辨析。
尽管军队的数量，即使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其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应当说也总是微乎其微的，但军队本身就其结构的完善、组织的严密、管理的严格、人与人分工的明确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动作的高效一致来看，它确实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社会。马克思在研究军队的产生和发展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军队的发展，从经济关系的变迁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先导，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马克思说过，“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指的正是这层意思，所以我们还是从军队本身这个小社会内部的和谐谈起。
一、内部和谐是革命军队的本质特征
关于内部和谐对一支军队的成长发展、建功立业、决胜疆场的极端重要性，历史上的军事家早有定论，而孙子的“上下同欲者胜”的表述则最具代表性。内部和谐是一切正义之师、革命军队的本质特征，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鲍世修，“经典作家关于军队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在一支军队中要真正做到“上下同欲”，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去观察，你都会感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在血雨腥风、战斗硝烟中孕育、成长的革命军队，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同强敌的殊死搏斗。因而军队自身的内部和谐就显得格外紧迫而重要。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的核心，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早在军队尚处于襁褓之中，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而且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如不认真解决，军队势难挑起重任，与敌长期较量，并最后战而胜之。历史也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受挫后，他率部转向农村，在赣南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翌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该军创建初期，主要成分来自农民和旧军队，非无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对保持内部和谐妨碍极大。例如，当时，在旧军队，官兵之间是无平等可言的：长官可以任意打骂士兵，对士兵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士兵不得有任何反抗。
试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军队内部又怎么能做到“上下同欲”呢！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终于在1929年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毛泽东亲自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决议案（由于会议是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故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的基本原则。而为了肃清旧军队在官兵关系上的恶劣影响，决议案确立了官兵平等原则，实行民主主义制度。规定官兵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政治进步和物质、文化生活，尤其要照顾、优待伤病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决议强调坚决废止肉刑，修改红军惩罚条例，由最高军政机关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
《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解决军队内部和谐问题的这些根本原则，使红军在官兵关系和部队管理上完全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而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我军政治工作中一贯推行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和官兵一致原则，这些解决军队内部和谐的有力措施，实际上均出自《古田会议决议》所包含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建军思想。
毛泽东在解决军队内部和谐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后来江泽民做了深刻揭示。1996年12月2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军历来有一个良好的内部关系，对凝聚军心、稳定部队、增强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的基本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在红军中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度、打骂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后来又把官兵一致确定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官兵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同生死、共患难。这种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是我军独有的优势。”
我军将近80年的成长发展过程，雄辩地证实了上述科学论断。内部和谐首先可以凝聚军心、稳定部队，并能有效地增强部队战斗力；而一支军队要取得并保持内部和谐，首要的又是必须解决好官兵关系这一军队内部的基本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军队中有着不同的体现。是雇佣与被雇佣，还是大家都是革命的主体；是动辄打骂，还是耐心说服教育；是官贵兵贱，还是官兵平等，不一样的对待必然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结果之所以会出现，从根本上说，又是同不同性质军队所遵循的不同宗旨紧密相连的。
在解决军队内外部的关系上，毛泽东在建军伊始就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必须坚决做到“对敌狠，对己和”。当然，这是同我们的建军宗旨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期间，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对英模代表的讲话中，对这种紧密关系做了生动的说明。他指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指战员，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
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我们的心和全中国人民的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正是由于有了“对己和”这样一种体现革命人民内部高度阶级友爱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我军内部，官和兵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的确是一种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亲密关系。而毛泽东则是践行他自己提出的“对己和”思想的最好典范。也正是在1944年9月，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战士张思德因烧炭时炭窑崩塌而牺牲，作为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的他，不但亲自出席追悼会，而且还做了高度评价死者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动人讲话《为人民服务》。
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包括普通战士，从来都是平等相待的，他尊重他们每一个人，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他甚至还亲自给中央警卫团文化班的战士上过课。正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官爱兵、兵尊干的朴素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小社会才得以在其内部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论平时还是战时，都能做到万众一心，生死与共，和谐团结的氛围，而这种反映了革命军队本质特征的、无形的军事文化风尚，实际上，恰恰是我军多少年来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后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