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春，与朋友A君在广州街头恣意疯狂，留下串串快乐的履痕。临分别，A君神秘兮兮地问我：“你想隐身吗，我带你去见一种隐身草？”我当然乐极，长这么大，除了在童话里，还从来没见识过隐身术呢？他说：“这种草只有青岛才有，明年的这个时候，咱们相约去青岛隐身，好吗？”我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与他双手紧握：“明年青岛见！”
还清晰地记得，A君在广州东站向我挥帽告别，风中传来他浸满向往与憧憬的一句话：“明年青岛见——”我在心里默念：今日与君欢聚广州，相约明年今日畅游青岛，人生胜景啊。
与约定的时候近了，我一个人逍遥自在，坐火车前往厦门，旅游散心，对于过去的诺言，早已淡若晨星，依稀莫辨。坐火车上，我收到A君发来的手机短信：我已坐上飞往青岛的班机！蓦地，我记起了广州的盟誓约，那与我和A君的一个快乐约定。而我正失信地赶往厦门，把寻找隐身草生生忘在脑后。
心烦，致命的心烦，由里到外，把我填得满盈如风。对好友爽约，自食己言……转念一想，既然出来了，那就不管那么多，自顾自地玩个高兴吧！便看轻了失信，淡定如禅。也许，每一个失信的人都有这么一个轨迹，由愧而悔，由悔而烦，由烦而不烦，直至风清云淡，平安无事。信与诚，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成可有可无的摆设。
车窗外，田野里菊黄的油菜花飘来阵阵舒心爽意的馨香，翻开随身携带的一本《外国美文欣赏》，读到苏联作家巴甫连科的一篇短文，心惊不已。
在一次各党派流放者秘密会议上，主讲人没有准点到场，大家等了很久，他还没来。有人建议等等他，并一再解释：“如果他说过‘我要来’——那他就一定会来！”而反对派则主张绕开他，强行召开。
那人怎么没及时赶来呢？原因很简单，天气实在恶劣。在这荒寒的西伯利亚，因为春来早，山南光秃秃的斜坡上的积雪被太阳晒软了，乘狗拉雪撬已是不可能的。河里的冰变薄了，滑雪而来，十分危险。驾船逆水而上，又为时尚早，满河的冰块能把船只挤坏。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流放者们看见冰面上缓缓“爬”上来一条船，而主讲人嘴里衔着烟斗，用安详的动作，不慌不忙地用长杆推开流向船头的冰块，小船没有帆，没有摩托，只有几只狗在岸上拖着船前行。这是西伯利亚史无前例的天才创意，多少代人也不敢这样尝试着用狗去拉船。
主讲人向众人致歉：“请原谅我不得已迟到了。这对我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有点不好掌握时间。”
支持他的人再一次重申：“我说过他会来的，如果他说过‘我要来’——那他就一定会来，这不，他来了！”
看完了这则短文，我被冰上行船的大胆举动深深地折服，并对自己轻易食言的行为感到吃惊和羞惭。这是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尝试的试验，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曾说过的那句“我要来”。一句话，对他来说，已是用生命去捍卫，用才智去实践。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壮美，更有力量的呢？
我们常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实际上，一句说过的话往往成了一瓢泼出去的水，于变幻莫测的现世，不见了。于是，眼不见为净，信与诺就这样被我们给吞食了。就像我那句“明年青岛见”一次完全可以掉转头的私人旅游，就把它给弄成了灰。我真的为自己感到羞愧。在这一羞一愧之中，我的心得到西伯利亚河冰的洗涤和净化，明白一句话自有其沉重之处。
一下火车，我直奔机场，购买了一张飞往青岛的机票。我要赶在A君入住酒店之前，与他握手，共道一声：“我们真的在青岛见面了！”
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千钧重的特质，它承载着关乎人生和谐的诚与信。既然你说出了一句话，便要有冰上行船的勇气、胆识和智慧，去实践它，呵护它，从而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每一句话，都有它沉甸甸的份量，而我们信守的姿态，会让这种份量化作无可比拟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