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宗室，制异姓；拆督区，分强势；立封国，作屏藩曹魏政权时，中央禁卫军权，以宗室和姻亲主掌为主。魏文帝时期，以曹休为领军将军主管禁军。曹休之后由夏侯尚统领，夏侯氏乃曹氏数世姻亲。再往后是陈群、朱铄、卫臻等人。这三人以异姓主管禁军，但是，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却是由宗室曹真担任。地方都督一职也以宗室中的曹仁、曹真、曹休担任为主。其次，是和曹氏有几代联姻的夏侯氏家族。最后，才是其他异姓亲信。其中曹氏和夏侯氏所镇守的都督区，如关中、扬州、荆州三都督区，都是曹魏政权最重要的防区。异姓驻防的大多为一般都督区。而对于诸侯王，自曹植曾经私自出司马门至金门，行驰道中，曹操不复信诸侯之后，“由是重诸侯科禁”，每出，“辄将诸侯行”，担心自己前脚出门，诸侯王就后脚私出。杨修因与曹植交好，曹操便以交眐诸侯罪杀了杨修。魏文帝时，“待遇诸国法峻”。为诸侯王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诸侯王无会同之制，无朝聘之仪，游猎不得超过三十里，还频繁在诸侯国征兵。诸侯王的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曹）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至明帝时更立制：“藩王不得辅政。”曹魏一朝，惩七国之祸，峻藩王之法。诸侯有王国之名，而实同匹夫之陋。吴政权，为了不使地方失控，也严格禁止地方要冲分封给王子。《三国志》卷59《孙奋传》载：孙奋，孙权时被封齐王，居武昌。孙权死后，孙奋“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护治宫室。……而擅私杀”，于是“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于豫章”。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后，曹魏政权转入司马氏之手。地方部分都督刺史，因不被司马氏信任，先后发起了对司马氏极有威胁的“淮南三叛”。这些叛乱被平息后，司马氏开始对地方都督区进行整顿，即拆督区，分强势，就是把都督区化大为小，以众建督区而少其力的方法，来削弱地方都督的实力。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年），分扬州督区置淮北督区。在雍凉都督区中分置陇右都督区。甘露四年（259年），青徐都督区一分为二。荆州境内分出江北都督区。魏齐王嘉平三年（251年），荆、豫都督区分设都督。司马炎初即王位，即“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西晋建立以后，又拆分蜀政权的都督区和冀州都督区。通过以上拆分行动，地方都督区的力量大为削弱。故而，傅玄批评说：“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
紧接着是司马氏派亲信宗王替代异己都督。从魏齐王芳正始六年（246年）到高贵乡公曹髦甘露四年（259年），主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先后派亲信王昶为荆、豫二州都督，派胡尊为青、徐二州都督。关中地区将亲近曹氏的夏侯玄调离。同时又大封宗王，营造屏藩。西晋代魏伊始，即搞分封，一次就分封了27个王，以后又陆续分封，前后多达57人。封国以户数多少，分为大国（二万户）、次国（一万户）、小国（五千户）三等。在大行分封的同时又规定：封王可在封国内置兵。大国兵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此外，又大量派遣宗王出任地方都督。如上述的淮南三叛平定之后，司马氏即开始派遣宗王出镇地方重要地区的都督。到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全国有都督区十个，宗王出镇的经常有4～5人。翻开《晋书》的《本纪》部分就可以发现第二个现象，那就是任命宗室成员为都督的记载远远多于异姓都督的任命。
（四）设军司，监征将；罢州兵，弱州郡
军司，初名军师，汉末已有。西晋时，因避司马师讳而改。魏晋时期征镇戍将，分布各地；兴师动兵，接连不断。地方有朝廷派驻的大量常备武力，各州郡兵也为数不少，他们共同驻守地方州郡，由都督或由刺史兼督都统领。为加强对这些驻地武力的监控，曹魏时期就把汉末以来只是参与军中幕府事务的军师，命其成为出征武力的军中监军，就近监视军中的任何动静。“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辛）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军师不仅监视镇将的军事用兵，而且对镇将在镇戍时的所有功过是非都进行监察。既临阵节制，又事毕奏报。
司马氏高平陵事变后，实际控制了曹魏政权，而一些地方牧守却心内不服，于是发生了“淮南三叛”，这给政变取胜的司马氏敲了一次警钟。为了牢牢掌控军权，司马氏在对地方驻防武装采取了防区调整之后，又开始对征战的将军严加防范，这就是继续加强军司的监控力量。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伐蜀，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分兵征蜀，几路大军不置统帅，而特令散骑常侍、廷尉卿卫馞，“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军司在军中被称为“三军主”、“监司”、“总帅”，足见其作为朝廷的特使，代表朝廷居高监控的重要地位。同时，西晋政权还把军司设到驻防军队中。晋武帝咸宁中，羊祜都督荆州，“尝夜出，军司徐胤执蓕当营门曰：‘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脱，将军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门乃开耳。’祜改容谢之，此后希出矣”。晋惠帝元康中，石崇监徐州诸军事，“至镇，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为军司所奏，免官”。军司之设使得出征军将的言行举动，时刻都在监视之中，甚至还逼迫将吏的家人作人质。如《晋书》卷3《武帝纪》载：“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而部曲将长吏以上职官的军人家属，要提供人质的制度是不能废罢的。
为了真正削弱地方武备，西晋政权在取得全国统一之后，采取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措施，即在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下令地方州郡解散或减少所领武装。规定刺史只做监司，罢将军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校尉官。兵民分治，刺史太守治民，都督校尉治军，并特别指出，这是对刘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主军事的重要改革。州郡罢兵之后，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于是，起于东汉末的州郡拥兵制度至此废除了。西晋政权由此便认为，中央朝廷对地方武力的担忧从此解除了。不过，这个措施实行未久。到惠帝末，随着“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出现，州郡领兵制便重新恢复，直到隋统一为止。
而南方的吴政权，“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也以送人质的方式，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四司法权上：州郡决狱，朝廷覆案
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军阀间忙于兼并混战，政平讼理无从谈起。朝廷虽有最高司法长官--大理，但是地方牧守却有很大的司法处决权。《三国志》卷18《李通传》载：“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李通妻伯父因犯法，竟被“朗陵长赵俨收治，致之大辟。”地方司法权的膨胀，使得当时身为汉丞相的曹操深感不安。建安十九年（214年），专门就此颁布《慎刑令》，特别强调：“夫刑，百姓之命也。”并在军中专设理曹掾属，主管军中司法，制定新律《甲子科》。当时朝廷上下执法主要依照汉律，曹操嫌其量刑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曹丕代汉，享位短促，登基之后仅改大理为廷尉，直到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始命陈群等依照《九章律》，修订新律十八篇，名《魏律》。西晋初又命贾充等参照汉律，增损《魏律》，制成《晋律》二十篇。这些法制建设使内外狱讼有法可依，避免重现后汉末的滥刑现象。此时中央与地方在司法权关系上主要表现为：朝廷司法机构大增，皇帝经常临朝听讼，加大对地方司法案件的覆案监督；州郡县决狱受限，方镇都督凭符节，插手州郡司法，享有很大的司法处决权。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行政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秦汉以来的公卿制度依然继续，而三省体制也正在逐步完善过渡之中。这种双轨体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中央司法机构除有原属九卿之一的廷尉，主管狱案审理外，又新增了其他司法机构。如曹魏政权在尚书台，增设有比部、三公、二千石、都官等曹。其中比部、三公、二千石诸曹郎主审计法制；都官尚书郎主军事刑狱。西晋代魏，司法审讯和司法行政机构承继曹魏。太康中，省三公尚书，以吏部尚书兼掌刑狱。魏晋时期司法行政机构与审判机构同时设立，反映出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国家对关乎民生的司法刑名更加重视。地方上，由于多数州郡是行政府衙和军府机构并置。州与郡之间，“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州在司法狱讼上的主要职责，是对郡司法狱讼的监督与覆按，具体由州别驾和治中主管。郡县是司法审判的主力。郡有贼曹掾、决曹掾、狱史。县有县丞典仓狱。郡县长官甚至有判决死刑的权力。县令长的审案，通常要经过郡督邮案验，这是对汉代制度的继承。但是，由于主军的都督常驻州区，兼都督的刺史权力更重，郡县的司法审判权因此而受到一定的约束，尤其是一些疑案，郡县不能决要报于州，州不能决要上报朝廷。晋惠帝时，廷尉正江统，“每州郡疑狱，断处从轻”。说明西晋时有疑狱上报制度。
另，朝廷对于大狱经常临场听讼，以防州郡枉法决断。曹魏明帝时期，不但积极修定法制，太和三年（229年）冬十月，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青龙四年（235年），还下诏廷尉及天下狱官，对那些已经判为死罪，而非谋反和亲手杀人的死刑案重新审理。魏晋朝廷对地方司法积极干预，都是为了防止地方滥用刑杀之权。
曹魏文帝时期实行都督制度，西晋以后甚重兵官。驻扎在地方的领军都督根据其资历和地位，分别授予都督、监、督诸军事之职。为了便于处理紧急军务，又使主军的都督加带符节。符节又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个等级。规定：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共三等九级。这些驻守地方的持节都督，因朝廷授节而有了司法斩杀权。如“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
五监察权上：御史具员，刺史鹰扬；
校事、刺奸，并察内外
三国、西晋时期中央和地方在监察权上的关系大致表现为：1.中央作为监察的主体，设御史监察百僚，然仅样子而已。2.刺史成为地方一级行政长官后，监察职能依然很强。3.设立“校事”、刺奸伺察内外，成为御史之外朝廷重要的监察官员。
（一）设御史监察百僚
三国时，曹魏政权为对内外百官进行监察，沿袭秦汉旧制，中央设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为台主（魏初曾经改中丞为宫正，不久又恢复为中丞），下有持书执法，掌奏劾，持书御史，掌律令，监察御史、检校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职。西晋建立后，在曹魏监察机构基础上，将御史台扩大到十三曹。京师地区的监察事宜由司隶校尉主管。从体制上看，曹魏、西晋政权的监察机构，与两汉相比有所发展，但是，就整个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状况而言，御史台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曹魏时期可查到的御史中丞有十五人，有事迹可书的只有三人，均在曹魏末期，甚至还出现皇帝不知道殿中簪笔执法的御史是什么职官的笑话。殿中侍御史是曹魏时期新增的监察官员，当时就已经被称为“备员”，其他监察官员的地位可想而知。西晋时期监察机构较曹魏稍大，但是在监察作用的发挥上依然孱弱无力。从制度上讲，朝廷拥有对地方充分的监察权，地方是被监察者。但在实际中，这种权力已经基本丧失。曹魏明帝太和中，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不法行为，震动京师，公卿大人无一人理会。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上书怒号：“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西晋时期优崇世族，“豪右放纵”，“朝野溷淆”，御史作为“攫兽之犬”，而“鼷鼠蹈其背”的情况屡屡发生。可见制度是一回事，人事又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