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炸药走过来把陈天培的徒弟娃撇到边上，夺过铁锤跟陈天培打起铁来。两个人合着节拍你一锤我一锤，铁渐渐变黑、渐渐成型。他们一边甩膀子一边唱：“七妹儿坐的山又高，莫得菜吃掰栊苞；栊苞刺扎到□（此处省去一字）心心，叫我咋个不心焦？”他们完全唱的是方言和地方音，我自然听得懂。七八年进城读书，在县文化馆编印的山歌集里读到过歌词，但都已是过滤过的了。有几次代替擂炸药的是一位姓李的成都知青，他夺了陈天培徒弟娃的铁锤跟陈天培打铁，边打边问陈天培要草药。开始是“隔山翘”，后来是夏枯草。成都知青穿劳动布小管裤，唱“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出身雇农本质好”。
有人来取件，或者来买把斧头什么的，陈天培就叫他们稍等。他一定要把下数打够。菜刀好多下，镰刀好多下，小斧子好多下，开山斧好多下，他心里都有数。多数人都是拿了家里的刀刀锚锚来加钢火的。加钢火是个手艺活。刀刀锚锚用久了，退火了，起缺了，加点钢在口子上，就又锋利了。把旧铁新钢烧红，揉在一起，只需要温度和捶打——就是我们常说的锻炼。一盆水放在旁边，锻炼到恰好，迅速地或一点点地把铁器放进水中。迅速是迅速的响声，一点点是一点点的响声。有尖叫，有叹息。
初春的拖拉机站有几分凄清，特别是绵绵春雨过后，拖拉机熄火过后。从铁匠铺的木窗看出来，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从椒园子到桂香楼的土路上柳树发的新芽。柳树显得凄清，路上的行人也显得凄清。空气中有一种静默的冷调子的东西在传播，像微风又不是微风。拖拉机站外面梯田里的油菜花次第开了，层层叠叠，春雨沾在上面，也是凄清的，但我能看见它们潜藏的热烈，在从根部到花茎的所有路段。油菜花让我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热烈，它们也总是在从心脏到眼睛的途中。
某一个早晨，我走拖拉机站路过，在拖拉机站门外留连。拖拉机站的铁门还关着，一个人都没来。我被拖拉机站的泥院坝深深地吸引：没有车辙，没有脚印，除了平静的水洼，就是瓷实、光洁的泥土。我迷恋雨后泥院坝的光洁，它覆盖了我记忆中太多的泥泞与肮脏。它凸显在早晨阴天均匀、宁静的光线里，让我想起我从未见过的却又是注定要抵达的那些码头。还有那些水洼，它们平静到极致的样子为我呈现了时光本身。三十年里，我的心境一直在试着吻合那些水洼。它们是脱离油菜花的黄蜂的大海。
陈天培第一个来，一脚的泥巴，头天的油污依旧在鼻腰上。“路上好溜。”陈天培没有铁门钥匙，只好站在门外等，等得不耐烦了，就跳到田埂上扯了上年的枯草揩鞋帮上的泥。这个早晨，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来，不希望有人来打开铁门，走进去，更不希望有人把拖拉机开进去或开出来。我不希望那些泥地和水洼遭到破坏。不希望有人碰落大门铁锁上细碎的水滴。
然而我的希望是脆弱的。拖拉机站的会计王心智来了，他有钥匙，他卡嚓开了锁，碰落了锁上的水滴，哐啷开了门，把一串丑陋的脚印印在了光洁的泥地上。陈天培也进去了，他的四十三码的解放牌胶鞋的鞋印无比的丑陋。水洼失去了平静，空气里也生出窟窿。我靠着铁门，使劲地咬了一口自己的手指。擂炸药来了，把开了一半的铁门全打开，后面跟着一辆满载炸药和导火绳的“东方红”拖拉机。
一定有过五月的七里香爬上桂香楼的事件发生。那时油菜花已经凋落，春阳有了初夏的热烈，楼坎底下的麦子已经收浆，闯关的烟土贩子被当场击毙。七里香洁白，或者粉红，但都不为楼上的人注意。就是有人闻到香，也分辨不出。很多时候，五月的七里香只当九月的狗儿望。桂香楼是青楼，但不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青楼，它没有电，没有更多的客房和客人，只是在晚间才有摇曳的灯影和低低的私语。1927，或者1939。截至1949。像一个被抽取意义转化为虚词的实词，桂香楼仅仅存在于那些从桂香楼过来的人的记忆中，或者像我一样胡思乱想的后来者的大脑皮层里。有好大一面是暗影。不是没在暗影里的亭台楼阁，是暗影本身。只有太阳落山的瞬间，夕阳从六重山照过来涂抹在桂香楼的格子窗和小青瓦上，桂香楼才是真实的。
桂香楼的拖拉机站永远都是真实的，它有一个看得见的三维：温度，硬度，正在发生的小说的情节和细节。陈天培举起的铁锤，陈天培加工的铁器，陈天培随手扔在炉火里的鼻涕。还有陈天培那张从未洗过的美国马脸，还有擂炸药支在千斤顶上的大功率柴油机，还有留在雨后光洁泥地上的清晰的脚印，还有拖拉机轮胎碾过的辙痕。还有漂浮在水洼的绚烂如晚霞的机油……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一个虚词之上的。一个虚词居然能承受若干的实词构成的“词站”，它是否泄漏了宇宙的秘密：虚无的无限与包容，真实的局限与短暂。一定有什么从虚词里延伸出来，像一棵老树的主根，穿过二十四年的粪坑，伸入到拖拉机站的下面，承载了一个时代尴尬的现代化。
某一天——实在是忘记了季节，拖拉机站成了公社大会的会场。主席台搭在厂房一边。十几个坏分子面向革命群众站在前排的高板凳上。我认得两位，竹林盖的曾德光和黄土的黄宗尧。曾德光就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的那一位，罪行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黄宗尧是老右派，从平武中学下放到了他女人所在的黄土生产队劳动改造。这一次的罪行是在一天深夜喊了声“走，董继芳，睡瞌睡去”。董是他的老婆。背景是生产队的干部正在他们家开会。先是黄宗尧的眼镜掉下来，再是黄宗尧人掉下来。有主席台上的人发话，有群情激昂的口号，有基干民兵仇恨的枪托。看见同我年岁差不多的孩子在往黄宗尧身上扔石头，我也挤进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一边扔石头一边朝黄宗尧喊。
不知道那一天，拖拉机站前面梯田里的庄稼如何。麦子，油菜，或者甘蔗。不可能是谷子。情节过于激烈，便忽略了细节。但细节一定存在，不只在人们的衣着和表情，也在那一条条梯田的上空，在每一棵麦苗或每一片锯齿般的甘蔗叶上面。
在一段插叙里，细节像细菌一样繁殖。渠水一位胡子花白的保管员，用铁铲在炭火上炒完花生，顺手把铁铲放在了门边的刨花里，引起大火烧毁了十几间保管室和几万斤粮食。判决书已经下来。人就站在黄宗尧旁边的高板凳上，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脸和眼睛早已呆滞。但炒花生是鲜活的，烧红的铁铲是鲜活的，散发着松香的刨花是鲜活的，绕梁的火舌是鲜活的。特别是散发着松香的刨花，它带给了少年的我有关食物和女人的双重想象。
我想把握住拖拉机站在秋雨里的精神，不知道能不能成功。静默像阴天里的一根细铁丝，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它的捆扎。但那是在延伸至虚无的某个端点，在我们的感官中并非如此。屋檐水滴滴答答地流，钟摆像是停止了。对于时间，冰凉、匀净的秋雨是火，它把时间熬化了。屋瓦上的青苔湿淋淋挺立，但精神已经萧索，它们的病态迎合了液化的时间。从清晨到午后，雨声没有什么变化，天光也没有变化。雾气笼罩着远处的江面，笼罩着山洼，空气里有淡微的溪水上涨的腥味。厂房里平时显得无比热烈的铁都显得出奇地沉默、内敛，像是在沉睡或者哀伤。陈天培不知钻到哪位寡妇的被窝里去了，他的铁匠铺灰死火灭，曾经滚烫的红铁插在冰冷的煤渣里，已如遗迹。我着迷的依旧是秋雨中的泥院坝，它的微凉的光洁有着修女的某种气质。1975，或者1976。最多不超过1978。泥泞铺满了通往桂香楼的每一条道路，泥泞取消了行走。稻田成了沼泽。混合了桂香的霉味腌制了一个时代。还有桉树叶子的味道。
1981年9月上旬的一个清晨，我在桂香楼的拖拉机站搭乘一辆拉石灰的解放牌汽车，第一次走出了大山。那是一个有鸟鸣的清晨。也是雨过天晴。乌云还很浓重，但乌云已开始松动，皇陵庙上面的天空像是有了朝霞。整个拖拉机站就停着一辆发动着的汽车，显得很空阔。对于我，它是一种等待，也是一种拯救。好些拖拉机都已经被淘汰，当成废铁堆放在铁匠铺的隔壁。后来想起那些铁疙瘩，总觉得它们是镇船铁。一个时代的船，总是需要拿上个时代的废弃物去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