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尼科娃的女儿娜塔莎，就读于八年制的盖涅罗佐娃女校。傅家甸封城后，尤其是迈尼斯死后，俄国人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关闭了所属区的学校和剧场。饭店、商店、旅馆、妓馆、茶园、杂货店、理发店甚至银行，也多半歇业。谢尼科娃的父亲卢什科维奇以为女儿没有演出，娜塔莎不用上学，就有人为他弹琴唱歌、烹茶烤点心了。可她们每天照样出门，谢尼科娃说是去教堂为鼠疫患者做募捐，娜塔莎则说去滑冰。
卢什科维奇虽然七十八岁了，但他心明眼亮。他知道，谢尼科娃和娜塔莎出门，绝不像她们说的那么单纯，都跟她们想见的男人有关。娜塔莎要见的是彼洛夫，而谢尼科娃想见的，是霍夫曼兄弟。只是她钟情于他们中的哪一个，卢什科维奇还有点糊涂。
在新城区霍尔瓦特大街开钟表修理店的高迪·霍夫曼，卢什科维奇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从谢尼科娃对他的描述中，这个修表匠已经是自己的老熟人了。高迪喜欢吃什么，喜欢做什么，喜欢穿什么，甚至喜欢说什么话，他都清楚。
高迪·霍夫曼是从西伯利亚的兵营逃过来的。因为是犹太人，高迪十四岁就被迫应征入伍，在远东做骑兵，服了二十五年兵役，饱受折磨。在当兵的第二十六个年头，看不到曙光的高迪，在一个冬天的夜晚，骑着一匹战马，穿过苍茫的西伯利亚森林和草原，历时半月，越过边界，逃到中国。出逃途中，战马饿死，高迪只能徒步跋涉。他虽成功出逃，但因食物匮乏，加之天寒，他的双脚严重冻伤，脚趾全部烂掉，不得不依赖拐杖生活。
高迪来到哈尔滨时，中东铁路刚刚开筑，由于身残，他做不了力气活儿，就在一家表行给人修表，这门手艺，还是做钟表匠的父亲在他幼年时传授给他的。新城区初具规模后，他倾其所有，又在华俄道胜银行贷了一部分款，在霍尔瓦特大街开了属于自己的钟表修理店。由于行动不便，高迪就住在表店后身一间小小的偏厦子里。后来，高迪的弟弟奥尔来到哈尔滨，这个乐团的小提琴手，把偏厦子推掉，在原址建起了一座尖顶的二层小楼。由于占地不大，这座米黄色的小楼，可以说是整个哈尔滨最纤细精巧的建筑。在炎夏，它看上去像是一支诱人的奶油雪糕；而在冬天，则如一只刚烤出炉的被剥了皮的黄瓤红薯，可爱极了。霍夫曼兄弟，就住在这里。
高迪不爱出门，日常生活基本由奥尔打理。奥尔三十多岁，中等个，微瘦，鬈发，肤色白皙。他生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宽而突起的额头，浓眉，深邃忧郁的大眼睛，高挺的鼻子，微翘的下巴和稍稍凹陷的双颊。奥尔的脸，就像一幅风光无限的丹青画，要奇峰有奇峰，要峡谷有峡谷，要深幽的湖就有深幽的湖。奥尔往舞台一站，拉起琴来，眼睛顺着，长长的睫毛会像湖水上的倒影一样摇曳着，满头的鬈发如一带妖娆的云悄然飞舞，台下看演出的女孩子，多半要丢魂。
卢什科维奇最初见到奥尔，是在自家门口。那是初夏，奥尔穿一套浅灰的西装，带白色礼帽，手拈一份报纸，向他打听犹太宗教祈祷所的旧址。这个祈祷所，最早就在卢什科维奇家所在的沙曼街上，后来才迁至的炮队街。卢什科维奇把一座红砖的矮楼指点给他，心里还想，这个小伙子太像画报中描绘的希腊美神了。半个月后，他外出买面包回家，发现这个美神竟然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与谢尼科娃畅谈着。从女儿清亮的目光中，卢什科维奇看出了她发自内心的愉悦。而女儿和女婿雅思卢金在一起的时候，眼睛却是雾蒙蒙的。
这些年来，奥尔逐渐成了家中的常客。他喜欢给谢尼科娃的亲人带礼物，送给卢什科维奇的手杖和礼帽呀，送给娜塔莎的头饰和花伞呀。而他送给谢尼科娃的，永远是花儿。他不送礼物给雅思卢金，两人即便碰见，不过客气地打声招呼。卢什科维奇一直不解的是，奥尔来时，他们常常谈论的人，却是他的哥哥高迪。奥尔走时，谢尼科娃往往会让他带些她在傅家甸买的点心给高迪。而卢什科维奇与女儿聊天时，谢尼科娃不经意说出的名字，不是奥尔，也是高迪。有一回卢什科维奇问女儿，霍夫曼兄弟为什么都不结婚。谢尼科娃说，奥尔身边的女人多，一个在花丛中站惯了的男人，是不会恋着一朵花的。高迪呢，他是一个站在星河中的男人，凡俗女子哪配得上他！这就让卢什科维奇纳闷了，一个当过逃兵的人，又是个瘸子，哪有那么大的魅力？难道他比奥尔还英俊？卢什科维奇好奇，有两次特意乘了马车，来到霍尔瓦特大街，找到那家钟表修理店，想看看高迪什么模样，不过两次他都没进去。第一次是因为忘了带块坏表过来，没由头进去；第二次是临到门口突然想到，万一撞见女儿怎么办。在他想来，谢尼科娃不管钟情于霍夫曼兄弟中的哪一个，都是纯洁的。因为她不像女婿雅思卢金，是为了情欲而胡来。
娜塔莎十五岁了。她十一二岁时，卢什科维奇就发现，礼拜天的早晨，娜塔莎会朝谢尼科娃要零用钱，说是在外面玩到中午时，肚子害饿，要买点吃的。可是每次她下午回来，一进门就直奔厨房，见着食物就狼吞虎咽，根本不像在外面吃过了。卢什科维奇悄悄跟踪了几次，发现娜塔莎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中国大街，把谢尼科娃给她的钱，投到卖艺的哑巴彼洛夫脚下的罐子里。娜塔莎施舍完钱，不像别人转身就走，她会踮着脚，在彼洛夫所在的那条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听他拉琴。此时的彼洛夫是一枝摇曳的花，娜塔莎则是一只绕着他飞的蝴蝶。
彼洛夫是鞋匠罗扎耶夫收养的孤儿，他的亲生父母在哪儿，做什么的，无人知晓。彼洛夫的不明来历，使他更像一位天神。彼洛夫与奥尔长得很像，清秀俊美，也以琴为生。不同的是，奥尔的舞台在气派的剧场，有华丽的灯光为伴；彼洛夫的舞台在流动的大街上，他的灯光是太阳。
知道雅思卢金生活放纵，卢什科维奇是不反对谢尼科娃与霍夫曼兄弟接近的；而对蓓蕾初开的娜塔莎，他却不愿意她的心灵世界，过早地滴上彼洛夫这样的寒露。所以有时候，娜塔莎礼拜天出门，他就要求同去。他先领着娜塔莎去中国大街，投到彼洛夫罐子里一点零钱，然后完成使命似的，带着她离开。那时他能感觉到，他牵在手里的娜塔莎的手，是那么的沉重，因为她暗暗地做着挣脱。卢什科维奇这时就会心疼，觉得自己是个粗暴的牧羊人，正把一只贪恋着青草地的小羊，生拉硬拽地拖走。入冬以来，卢什科维奇风湿病发作，行动不便，礼拜天的时候，就不能陪娜塔莎出去了。现在鼠疫流行，娜塔莎不用去女校了，可她每天依旧出门，卢什科维奇担忧极了。因为他听说，傅家甸那里，有的是一家子一家子地死人，疫情最重的几户人家的房屋，已被焚烧了。而埠头区，也不断有人感染鼠疫被隔离。新城区的公墓，最近埋葬的，多是鼠疫患者。卢什科维奇想让娜塔莎留在家里，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两年他发现的娜塔莎礼拜天出门的真实目的，说给谢尼科娃。
谢尼科娃哪想得到，娜塔莎出门，竟然是为了一个卖艺的哑巴。她一直以为娜塔莎正在贪玩的年龄，一到礼拜天才会像出笼的鸟一样，满世界疯跑。
谢尼科娃在父亲跟她谈完的当夜，来到娜塔莎的屋子，对女儿说，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她能参与，从明天开始，就不要去滑冰了。
娜塔莎瞪大眼睛，好奇地问是什么事。
谢尼科娃说：“分糖。”
娜塔莎不解地问：“给谁分糖？”
“给教徒。”谢尼科娃说。
哈尔滨教堂的牧师，最近都在为鼠疫患者做募捐，谢尼科娃也参与其中。她在埠头区和新城区的几座教堂，清唱巴赫的弥撒曲，号召大家捐款。由于她出现在教堂，慕名而来的教徒很多。牧师垂立在祭坛前，谢尼科娃则站在圣像下歌唱，她的旁边，摆着一个特制的募捐箱。它是彩绘玻璃制成的，一尺多高，六角形，玻璃接缝用铜条焊接，看上去像六条冲天的金龙。每块玻璃，都描绘着一段圣经故事，马槽中诞生的圣婴，背负十字架受难的耶稣等等。弥撒结束，教徒们缓缓走向募捐箱，将钱投入其中，谢尼科娃会对每一个教徒的善举，颔首言谢。
谢尼科娃想，如果娜塔莎扮成天使，站在募捐箱旁，手提糖果篮，让每一个捐款者都能领到一颗糖，在风雪中归家，该多美好啊。这个突然生出的想法，还与陈雪卿有关。
雅思卢金背后究竟有多少女人，谢尼科娃并不很清楚。只要他身上带回的香水气息变了，就说明他又换女人了。不过，不管他怎么折腾，有两种香水味儿，在雅思卢金身上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是混合着香脂气息的香水味，有点浑浊；一种类似于炸猪油的气息，浓烈馥郁。这两种香气的主人，谢尼科娃都找到了。她不是刻意去寻的，而是不经意碰到的。香气有点浑浊的是日本女人美智子，因为她除了喷香水，脸上还涂脂粉，几种香气纠缠在一起，怎能清爽呢？另一种香气来自在中国大街马迭尔旅馆旁开面包房的尼娜。尼娜身高马大，红通通的脸，大嗓门儿，力大无穷。她常常当着客人的面，单手举起店里的铁椅子，说是谁敢坐上去，她连那个人也能一并举着。当然，没谁敢坐在上面。别的女人的乳房，是身体的一个部分，虽然突出，但感觉根基还在体内；尼娜的乳房呢，硕大无朋得仿佛离了体，看上去像是一双跑出私人领地的肥美的兔子，暴露在一览无余的沙地上，特别抢眼。她用的香水，跟她的性格一样，热情奔放。雅思卢金身上带着尼娜的气息回家时，常常软得像摊泥，晚饭一过，不等星星出来，就打瞌睡了。
谢尼科娃不喜欢美智子，她讨厌浑浊的香水味，更不喜欢美智子那张木偶似的白脸。相反，尼娜她倒是不反感，所以佣人买面包时，她总打发她去尼娜的面包房，分量足不说，尼娜每天只烤够老主顾消费的，不到黄昏就售罄，没有隔夜的，很新鲜。
除了美智子和尼娜的气味，雅思卢金也带回其他的香水味，从那俗气劣质的气味上，谢尼科娃判断得出，他这是去了妓院。一闻到这样的味儿，如果是夏天，谢尼科娃会走向楼下的花园，坐到夜露起来；如果是冬天，她会开一瓶酒，偎在壁炉旁，一直喝到炉火熄灭。
雅思卢金对感兴趣的女人，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但有一个女人，他虽然垂涎三尺，却始终不能得手，这个人就是陈雪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