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的对华政策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完全是基于对侵华战争形势的判断。起初的所谓“不扩大”方针，是要在不扩大使用武力情况下，通过外交手段扩大在华权益。随后放弃“不扩大方针”，扩大军事行动，是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变换。最后在他看到武力不能征服中国时，便玩弄起“和平诱降”的把戏。近卫的战争强盗逻辑恰似一个拦路抢截的强盗，若被抢者俯首听命交出财物，强盗何乐不为？被抢者如欲反抗，强盗就凶相毕露，诉诸武力。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近卫内阁在国内全面建立了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体制。1937年11月，政府发布国家总动员令，次年3月，议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这一法律，将国民生活完全置于战时统制之下，从根本上取消了议会的权力和作用。
1937年10月15日，近卫内阁颁布内阁参议官制，任命10名政府参议官（军界4、政党3、财界2、外交1），委以“就支那事变方面的重要国务参与内阁筹划”的权限。同年10月20日，在近卫的建议下，为协调战时军政关系，设置大本营联络会议。1938年1月，天皇亲临会议，开创了御前会议制度。此后，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均在御前会议上制订，改变了以往国家权力机构分散、互相牵制的局面，以保证战时需要。
为支撑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近卫内阁强制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先后颁布了《军需工业动员法》、《重要工业统制法》、《临时资金动员法》、《贸易调整法》等重要法律，大力扶植军事工业。为保证上述法律的实施，政府于1937年10月将企划厅和资源局合并为企划院，使之成为战时经济统制的中枢机构。同年12月为保证劳务动员，成立了厚生省。
在思想统制方面，近卫内阁于1937年8月召开专门会议，制订《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煽动民众为侵略战争卖命。9月，政府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近卫亲临演讲。10月，在内相、文相的直接参预下，纠合74个团体组成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让这一御用团体充当侵略政策的吹鼓手。在白色恐怖下，言论、结社自由被取缔，所有反法西斯的民主势力都遭到残酷镇压，“日本无产党”、“全评”、“劳农派”等合法左翼组织被解散，其领导人和进步人士被捕，中间势力急剧右转，右翼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
但是，日本法西斯打错了算盘。由于国共合作、全民抗日，到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军事上不能打败中国，诱降阴谋未见成效，日本的统治阶级开始对近卫内阁不满。恰在此时，在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问题上，政府与陆军的意见相左，近卫协调无果，于1939年1月辞职。
近卫辞职后就任枢密院议长，目睹了平沼、阿部、米内三届内阁的兴衰。1940年7月22日再次上台。
第二次近卫内阁为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抛出了新花样，开展了所谓新体制运动，亦称“近卫新体制”。近卫声称，开展新体制运动是“为应付前所未有的内外动荡局势，建立强有力的举国政治体制”，使“一切政党、派别、经济团体和文化团体统归于公益优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协同”，“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
近卫新体制的内容包括：政治上效仿希特勒的纳粹党，由近卫本人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近卫开始筹建新党。组阁前的6月24日，辞掉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实施该计划。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约一个月后，各种政党和团体，或自动解散，或被强制取缔。在“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纷纷投入近卫怀抱。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宣布成立，近卫亲任总裁，宫廷贵族、军政官僚及法西斯头目分别担任会内要职。大政翼赞会还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将居民编入“邻组”组织，法西斯统治登峰造极。
1940年12月，近卫内阁通过《经济新体制纲要》，为实现“国民经济一体化”，强化国家的战时经济统制，设立钢铁统制会等产业统制机构，以保证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调配。同时还成立全国金融协议会，颁布资金运用令，强化了金融统制。
此外，近卫内阁还制订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规模的产业报国运动，强令所有产业和行业成立报国会，通过劳务统制，把国民驱赶到为战争服务的轨道。
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已有一年，德国法西斯以闪电般的速度，先后灭亡波兰，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兵锋直逼英国。对于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来说，德军的“胜利”既是巨大鼓舞，也是强烈刺激，新政府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战略，拿出新对策。对此，近卫组阁时挑选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陆相东条英机，二是外相松冈洋右。前者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强调“闪电”效率，有“剃刀东条”之称；后者是老牌殖民主义者，能言善辩，有“说话机器”和“五万言先生”之名。此二人入阁后，成为近卫推行军事侵略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
新内阁宣布成立的三天前，近卫召集已内定为陆相和外相的东条、松冈等在荻洼密谈，拟定出新内阁的内外方针，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确定了以“八纮一宇”精神为指导，以“日满华为基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基调。
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与德意三分天下”的梦想，近卫内阁在加强中国占领区统治、保持对华军事优势的前提下，加速“南进”准备，以夺取英美的势力范围东南亚地区。为此目的，经松冈外相斡旋，1940年9月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次年4月又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压美英对日本的“南进”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德国入侵苏联后，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宣告破产。
然而，日本不愿放弃既定的“南进”计划，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再次确认“南进”政策并“不辞与美英一战”。同时两手准备，一面继续与美国谈判，谋求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一面制造“北进”假象，加紧备战，一旦谈判破裂，即行对美英开战。1941年7月16日，近卫以内阁辞职的方式，撤换了对贯彻这一方针不利的外相松冈洋右。
随后成立的第三次近卫内阁只更换了个别成员，既定的政策方针保持不变。9月6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10月上旬为限，如日本的要求“仍无实现的希望，便立即对美、英、荷开战”。对于“南进”和御前会议的决定，近卫始终是积极赞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谈判仍无进展时，其思想又发生变化，感到对美开战尚无“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与东条的立即开战主张产生分歧，最后选择了辞职。
近卫于10月16日下台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与重大国策的制订，太平洋战争后期还提出过尽早结束战争之类的主张。但他的思想出发点不是日本国民的命运，而是“保存国体”和防止“共产主义蔓延”。日本战败投降后，还担任了东久迩内阁国务相和币原内阁“内大臣府御用挂”。
1945年12月16日晨，近卫为逃避人民的审判，在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发出对他的逮捕令后服毒自杀。
对近卫文麿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甲级战犯，战后日本有“悲剧政治家”、“无能政治家”之类的评论，有人甚至为他开脱罪责，然而这些评论有违事实，站不住脚。近卫一生三次组阁，发动并组织了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太平洋战争，在建立与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方面费尽心机，“国民精神总动员”、“持有国、非持有国”、“新体制”、“大政翼赞”、“臣道实践”、“八纮一宇”、“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政治语言，都是他创造并付诸实施的，他起到了军部法西斯分子起不到的作用，理应受到正义的谴责和历史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