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常常惶恐终日，对人生无所寄望，他们在万民之上，地位至尊，荣华富贵，无以复加，当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冀求的。可是，他们却反而因此倍感烦恼，终日生活在惶恐的幻想与阴影中，心事重重，无法自遣。圣经上说：“天也高，地也厚；君子的心何所度。”这也算是原因之一了。当一个人心中没有主要的目标，却满怀猜疑的时候，他的爱恨便令人难以揣测了。同样地，帝王也会为一些琐事烦心，如搭盖楼亭、策划社团、提升某人的官爵、精通某项技艺等，比如说，尼罗王会弹竖琴、杜密善王精于射术、高莫达王长于剑术、卡拉卡刺王善驾战车等。我们在大事情上有了成就之后，如果停滞不前则会沮丧，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面不时有些进展，则会感到精神爽快，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是不会相信我这一个说法的。我们也常读到一些帝王的历史，这些帝王早年驰骋战场，南征北伐，战无不胜，但这种进展不会不停止，因此他们到了晚年忧闷不乐，而皈依宗教。如亚历山大帝王和岱奥克里王就是这类的帝王。近代的例子如查理五世也是，一个一向往前发展的人，一旦猝然停下来，就会怅然，觉得大势已去，今非昔比了。就帝王的恩威这件事情来说，难得的是会懂得恩威并施，这算是一种美德。恩威并施与喜怒无常都蕴含了两种极端的力量；然而，前一种是个相反的力量融合交互使用，却是与后者大不相同的事。维思派尚间阿波洛尼洛斯：“尼罗王为什么会失败 ！”阿波洛尼洛斯答得好：“尼罗王抚琴的指法纯熟，曲调优美，而治国之时，则有时把弦调得太高，有时又调得太低”。的确，宽严失调都易使王权崩溃。
近代的帝王都是等遇到危难时才以巧计去避开，却不见有人先采取预防步骤，这等于是跟命运打赌。采取这种忽略祸患的做法，大祸就可能临头。帝王有许多的困难，但最大的困难还是他们心里的事。据塔西托说，帝王的欲望大都是强烈而矛盾的，可是他们却心甘情愿忍受矛盾的折磨。权力过大的毛病是为了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做帝王的要设法对付邻国、妻子、儿女、僧侣、贵族、绅士、商贾、平民和军人等，如果他稍不留神，这些人都可能使这位国王罹难、丧生。
首先来谈一谈邻国。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形，想定出一个对付邻国的一般法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永远不变的原则是有的，那便是做帝王的应该经常有适当的防御措施，防止邻国变得比自己强大（比如说，扩张领士、垄断贸易或入侵等），以免遭受威胁。这种事情应该成立委员会，专职策划预防与阻止。欧洲一二强联盟时，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法国的佛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彼此互相防范，严加监督；他们之间如有人被侵犯其领土，同时二国则联合制止，必要时共同讨伐，誓将失土收复，绝不在中途轻言和解或暗中牺牲别人。与这种联盟性质相同的组织，还有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王、弗罗棱斯的表迪其王和米兰的斯福查王的联盟。中世纪的烦琐学派主张两国之间，如非一国先侵犯另外一国，就不应该宣战。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如果是一国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危机，而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那么即使对方从无侵犯事实，也是合法的作战理由。
谈到妻子这一方面，历史上更有许多惨不忍闻的例子。例如丽维亚毒死夫君奥古斯都大帝；梭利曼一世的王妃洛克莎拉娜，为了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士耳其王，而暗杀皇后之子穆斯塔伐，结果破坏了皇室律法，扰乱了帝王血统的继承权；英国爱德华二世的皇后暗中使他退位，而后再将他杀害。由这些例子看来，危险性实在太可怕了。
至于子女方面，悲剧的事例就太多了。帝王通常猜忌自己的子女，这真是件极不幸的事。像前面提到穆斯塔伐遇害后，士耳其王室的继承传统就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现在，自梭利曼大帝以后的数代，都被怀疑是异族的血统，因为梭利曼二世的血统已被大家认定是可疑的。君士坦丁大帝把他那为人厚温和的儿子克利普斯暗杀后，皇室的安宁也同样受到影响；皇太子君士坦丁二世和康斯坦斯的结局也都很惨；另外有一个太子康斯坦修斯也非常地不幸，他被朱利安王讨伐以后，不久也病故了；马其顿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密区斯，被自己的兄弟诬告叛国而被处死，他的父王后来也因为忧郁成疾而崩世。像这类例子可以说多得不胜枚举，然而做帝王的父亲却是很少有正当的理由去猜忌子女的。当然，有的子女确有叛乱的阴谋，像梭利曼猜忌太子巴加札特，以及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实行叛变等，即是例子。
谈到教士僧侣，他们要是势力庞大、倨傲不恭，那就不能说没有危险了。如坎特堡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勒，都曾企图要把王权与教权集于一身，不过他们所遇到的国王，也是骄傲固执的，所以使他们的野心难以施展。但是，如果教士不是依靠许多人的支持而出来就任，或不是帝王所派，而是民众选出来的，那么教会团体也就没有太大的危险了。
至于贵族，只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然而，如果对他们加以压制，那时主权虽然显得更有尊严，但是却会变得更加不安，更不容易贯彻命令。关于这一点，我在《英王亨利七世传》中也曾提及。亨利七世压制贵族，所以在他那个时代里不断有内患发生；贵族表面上虽然仍旧服从他，而一旦事情发生时，他们便袖手旁观，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是事事都得躬亲处理。
说到绅士，由于他们散处全国各地，所以不致成为大患；虽然他们时常大唱高调，不过并无大碍。他们跟贵族一样，只要他们没有掌握大权，便不致发生什么危险。由于他们与平民最为接近，关系最直接，所以如果发生骚乱事件，由他们出来缓和局势将是最佳的人选。
再谈到商人，他们对于国家而言，就像静脉与人体的联系；如果他们的生意清淡，国家的四肢虽然依然强壮，但血脉枯竭，四肢便自然会变得倦怠、赢弱不堪了。国家不要只对那营业税打主意，其实营业税的加重对整个国家的税收益处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大，虽然国库增加了部分收入，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却有损失，因为某方面的税收增高了，整个贸易数量反而会因此而减少。
至于平民，如果不是在他们之间出现伟人，或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受到干扰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发生。
最后谈到军人，如果让他们集在一起要求恩赐，厚享薪俸，那将对国家贻害无穷，这一点我们可从士耳其的近卫军和罗马的侍卫队的叛变得到证明。如果由不同的指挥官带领，将他们分派到一定的地方去驻守，并且不轻易给予赏赐，这样却能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武力，不致发生祸患。
帝王有如太空中的星球，对整个太空而言，在时令方面有好坏不同的影响；虽然他们很受人尊敬，却很少得到休息。有关帝王的一切议论，记住下面两点将有助于了解： “帝王得记住，你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记住，你也是一个神，或说你是造物主的代表。 ”前者能约束民众的势力，后者则能约束民众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