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芬斯塔尔进入了人生中最光芒万丈和风光无限的时期，仅仅32岁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状态。或许她正是被这样的诱惑所催眠，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有如此优厚的工作条件，其实这也是任何一个导演所梦寐以求的。
无限制的拍摄和制作经费，一百多人的庞大摄制组。在人员配置上，仅摄影师就有16名，而且每名摄影师都配备了一个助手以协调完善工作。在设备提供上，36架摄影机同时工作，无数的聚光灯随时听候调配。26辆汽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官任她调遣。拍片期间希特勒本人也服从她的命令，纳粹党上下被她指挥得团团转。
我们惊异于如此浩大的投入时，也不得不承认里芬斯塔尔个人卓越的才华，至少她知道怎样指挥这场恢弘的战役。这种无与伦比的拍摄条件让里芬斯塔尔开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可以说至今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她。纵然仅仅是毫无情节可言的阅兵场面，里芬斯塔尔却运用了情节剧的摄影角度和歌剧的表现手法来突出片中的人物。希特勒在片中得到了近于神化的升华，他的政治理想更是被渲染得异常光辉灿烂，既动人又感人。
里芬斯塔尔这个大手笔的制作获得了当时的很多奖项，其中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奖。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无数德国人看到这部纪录片时，都会被震动和感动得热泪盈眶，并把希特勒拜为偶像，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直到今天，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甚至还不敢在课堂上将《意志的胜利》全部放完，他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我的学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分子。”
里芬斯塔尔说过：“我一生总是相信感觉，很少跟从理智。”或许《意志的胜利》是她从美学角度能够感觉出的很好的片子，所以她这样拍摄和制作了。我们不知道她是否考虑过更多的政治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最爱的还是她的艺术。她能够为希特勒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第一，她崇拜他，一种对英雄般人物的崇拜。她曾说过：“对我来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非常朴素而又充满男性的魅力，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第二，她热爱美的东西，她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希特勒恰恰为她提供了美妙而华丽的机遇。
里芬斯塔尔这个阶段的辉煌不只有《意志的胜利》，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之际，里芬斯塔尔执导拍摄了当年的奥运会。她指挥着200多人的摄制组对奥运会进行了同期拍摄，怎样安置摄影设备，以什么样的角度来拍，用哪些技巧能让画面更为清晰好看，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女导演的脑海里，她像是指挥官一样指导着纷繁复杂的场面。最后，她花费18个月的时间，在近40万米长的素材中剪辑出了四个小时的鸿篇巨制，这就是《奥林匹亚》。
这时我们所看到的里芬斯塔尔是充满了勇气和想象力的人。当她亲自扛着摄影机拍片，冷静地调配着庞大的摄影队，埋首于庞杂的素材中，或者脖子上缠满胶片作剪接时，她既有着女性不厌其烦的细腻，也有着男性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的确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事实和奇迹。每一位远远地观望着这位女导演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一个职业女性的力量。
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得了金奖，在巴黎电影节上也得了大奖，直到今天它依然是研究纳粹美学的一部经典。单从拍摄的角度上来说，这同样也是个不容易让人超越的成果，人们看了它很多年，也被震撼了很多年，正像她自己说的：“奥运会开14天就会结束，而我的电影至少要让人们看20年。”
虽然《奥林匹亚》的主题是非政治性的，但因为其中有希特勒的纳粹形象，有“战斗”、“意志”这样的字眼儿，有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希特勒的背景，有希特勒的称赞，这一切都让这部经典确立了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位。里芬斯塔尔以特有的形式主义美学的手法，将体育处理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英雄和超人的伟业，并将纳粹主义形象推向了世界，打造了他们热爱和平的假象。正像希特勒所赞扬的：“《奥林匹亚》是对我们党的力量和美丽的无与伦比的独特礼赞。”
我们承认这部片子巨大的成功，但除了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以外，所有正义的人都必然穿着护卫正义的铠甲来对待它。里芬斯塔尔出访美国的时候，在好莱坞为《奥林匹亚》作宣传，美国人民给她的欢迎词是：“莱妮，滚回家去！”是的，人们无法接受一个带着希特勒意志的女人和她的各种作品。
不过，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意志的胜利》与《奥林匹亚》像是电影纪录片历史上两座奇壮的山峰，有着惊心动魄、摄人心魂的美丽。那种锐利的锋芒和场面的深重往往给人一种极不真实的质感，强烈的大对比和极限般的完美，无论从拍摄还是剪辑上都将深深地影响以后电影世界的发展，并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是，正因为里芬斯塔尔与法西斯主义有着无法割清的联系，她的成就越大，所犯下的罪恶也就越深。当正义的良知占据人们内心的时候，她必然会被剥去艺术的外衣，活生生地站在审判台上被指责与讨伐。那段历史太深重了，所以世人不会忘记。里芬斯塔尔最荣耀的日子，正是罪孽和悲哀的种子种下之时。
《意志的胜利》与《奥林匹亚》是里芬斯塔尔人生中洗不去的污点，但除了这两大污点以外，尤其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以后，里芬斯塔尔几乎没有参与其他和纳粹有关的宣传片的拍摄，她好像有意地与希特勒拉开了距离，也仿佛在这个时候才看明白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正像她在回忆中所表达的那样：“我宁愿在1939年9月1日之前死去，希特勒闪电般入侵波兰之前是我事业的顶峰，此后一直是下坡路和数十年的挣扎与沉默。”
一切都太晚了，她不是一般的无名小卒，而是第三帝国的领袖最重视和宠爱的红人，她甚至用自己的艺术导演了人们的思想。世界人民不会原谅她，世界法庭必然也不能原谅她。1945年希特勒倒台后，里芬斯塔尔成为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艺术工作者。她几次逃跑，都被抓了回来，还曾多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直到1949年她才被宣布无罪释放，判决书里定义她为“纳粹同情者”，但“没有从事与艺术无关的工作”。
虽然里芬斯塔尔结束了牢狱之难，但她的人生所要面对的铺天盖地的指责才刚刚开始。这不得不让她一遍又一遍地重申：“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我只忠实于一切美与和谐的事物，或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相当德国化的，但这并非出自我的意志，而是源自于潜意识。”
里芬斯塔尔的解释毫无效果，即使她是一位绝顶的天才，恨透了法西斯主义的人民也必将排斥她。世事变迁，她从无限风光的天堂一下子跌入了无人问津的地狱。电影界已经把她的名字当成了一种禁忌，没有人投拍她的电影，她有再好的创意再大的抱负再完美的拍摄手法，都将因为资金的缺乏而不得不放弃，连她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没有了舒适的大房子，而只能和母亲挤在朋友家的小阁楼里。
人们希望看到她痛哭流涕的反思，可她表现的却是无与伦比的倔犟。里芬斯塔尔一再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并非是一种宣传性的记录，而是纯粹的历史。如果是斯大林或丘吉尔强迫我去拍，我也会用同样的角度和画面。我曾经在第三帝国的残酷中生活过，留下一个恐怖可怕的世界，我对此事有所承担。”“我为自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而道歉，但我不能为拍摄了《意志的胜利》而道歉，它得了大奖。我所有的电影都曾获奖。”
里芬斯塔尔也会感叹为什么世界对她如此残酷，为什么那么多为法西斯政府工作过的艺术者中只有她一个人被念念不忘地惩罚着？影评人考利斯曾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