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的激励和儒家经典的浸润，强化了读书人修身治国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科举人才一般具有积极入世的文化精神和通达的人生观，成为维系伦理教化、调节社会矛盾的主导力量。每当社会变革和民族危难之际，这些士人勇于担当，在逆境中顽强抗争。唐代颜真卿为维护国家统一，以74岁之高龄，孤身劝降藩镇叛将李希烈。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南宋状元文天祥，义不从元，狱中写下《正气歌》。
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僵化和专制政治的加强，科举出身者的人格和心理素质发生种种变异，社会生活中出现范进式的人物。但另一方面，仍有不少读书人出污泥而不染，保持民族气节和正直的做人品格。晚清一批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和学者，如林则徐、沈葆桢、蔡元培、张謇、沈钧儒等，均出身进士，就是典型代表。
（二）培养治国理政的通才
就中文字义而言，“通”者，具有贯通、通顺、通晓、广博、一般、共同等多种含义；“识”者，具有认识、知识、见识等含义。“通”、“识”二字组合的“通识”一词，是指“识见通达”而与“凡学”相对。在科举制下，各类教育以培养行政官员为基本导向。隋唐科举，以分级考试为手段，采用口试、帖经、墨义、策论和诗赋等考试形式，检测应考者的知识程度与能力高下，选拔“通识”人才。史载：“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已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通达律令者，为明法。其人正直清修，名行孝义，旌表门闾，堪理时务，亦随宾贡，为孝弟力田。”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科，为“求才之本，必取精究理实而升为第，其有博综兼学，须加甄奖，不得限以常科”《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户州县官吏》；卷四《尚书礼部》。。为了纠正官学之弊，朱熹在书院教育中，力倡“德业”与“举业”并重。其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便将儒家理想人格化为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行为准则，言简意赅，影响深远。这些“揭示”条文，体现了理学家培养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张亚群：《君子人格与书院教育》，见高峰等主编《中国书院论坛》，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潘光旦认为，理学与科举的流弊是导致中国教育由主动变成被动、由启发变成训练的三个因素之一。他辨析“教”与“训”的差异：从字面上看，“训是有言之教，教是无言之教”；“训”与“教”是政治与教育的一个基本分别，“政治用得着训，而教育用不着训”。儒家讲教育的两大作品《论语》与《学记》里，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教”字也用得很省：分别只有7个和18个“教”字，并且与狭义的教育没有多大关系。相比之下，“学”字用得较多：《论语》里至少有56个“学”字，《学记》里有48个“学”字，甚至题目也用“学”字，而不称“教”。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切的教育的意义的”。它说明，儒家先贤的教育理念中，“自动的学重于被动的教”；“真正的教育，不但教别人能自动的学，更教自己作进一步的学的功夫”。潘光旦：《说训教合一》，见潘乃容、潘乃和选编《潘光旦选集》第3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9页。
对比官学与早期书院在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颇能反映科举制下教育方法的变化。宋代书院秉承儒家通识教育传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朱熹认为，学问靠自己积累，义理靠自己探索，为师者只是引路人，只负指导学生读书之责。他指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朱熹的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包括升堂讲说，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互相切磋、质疑问难，优游山水之间，等等。朱熹门人后学将其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项。元代程端据此编著《程氏冢塾读书分年日程》，用以指导学童读书。
相比之下，官学教育主要以应试为目的，实行训诫教学方式。办学者只重视月课、季考，很少有实际教学活动。明清时期，这种教育状况日趋明显，难以满足学者研习学问和培养人才的需要。其他教育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范仲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人，聚徒讲学，也莫不把人格养成置为首位，故深得学生崇敬。学生从书院教育中，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学会了做人。元代书院官学化后，逐渐沦为科举附庸，但在王守仁、顾宪成、阮元等著名学者主办的书院中，注重人格教育之余风依然可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儒家通识教育的传统。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受科举入仕的影响，中国传统教育从唐代开始就产生了应试之学的弊端。及至宋代，“德业”与“举业”矛盾逐渐加深。南宋太学已沦为“声利之场”：“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竞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究其原因，就在于学校教学缺少“德行道艺之实”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为了纠正官学之弊，宋代朱熹等人创立民间书院教育，力倡“德业”与“举业”并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王阳明认为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是“明人伦”，就是要精通儒家伦理道德，将其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书院教育，还具有自由之中学的传统和探究学术的风气，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启发、交流与辩论，强调“自学”、“自得”。正是这种自由探讨“对话”式的教学方式对道德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赖功敏在《书院教育的“对话”精神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一文中提出：“中国书院教育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这种对话具有自然特性，对人格形成实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它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话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的觉悟。它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理想与知识独立的追求。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和过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的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在物质，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刘庆昌：《对话教学初论》，载《教育研究》，2001年第11期。
即使是应举，也不是死读书。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手段，科举是士人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为了适应科举选拔“通才”的需要，读书人注重儒家经典的背诵与领会，学习文史、法律、时务知识和写作技能，扩大知识面，提升人文素养，由此推动了传统通识教育的发展。儒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问，贯穿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语言训诂等多学科。为考中进士、士人不仅须精通儒家政治哲学，还应兼通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法律乃至自然知识。历史上科举出身的著名学者，多具有“通识观”。唐代刘知几撰写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提出“史才”、“史学”、“史识”为史家三长，而尤重史识。清代章学诚首倡“六经皆史”说，所著《文史通义》，品评古今学术，与《史通》并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之双璧。
科举人才，既是官员，亦是学者；既能临民行政、断案理财、兴修水利，也多能吟诗作文、著书育人，成为诗人、文学家、教育家，可谓“通才”。唐宋八大家，除苏洵外，均出身进士。白居易、苏轼曾任官杭州，政绩与文学成就俱佳，不仅《长恨歌》《琵琶行》《赤壁赋》流传千古，而且西湖“白堤”、“苏堤”扬名至今。明代状元杨慎，“枕籍乎经史，博涉乎百家”李子广：《状元诗人考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以文学著称于时。其佳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脍炙人口，为《三国演义》所引用而家喻户晓。科举出身者之博学多才，于此可见一斑。
（三）注重人文修养和审美情趣
儒家传统教育除了造就君子人格外，还注重生活品位、审美情趣的培育。在文化技能上，一般的士子大都具有一定的书法、吟诗、绘画的才能和艺术鉴赏水平。科举考试以文取士，应举者也多注重文字书法，培养书画审美情趣。南宋赵彦卫指出：“唐人书皆有楷书，今得唐碑，虽无书人姓氏，往往可观。说者以为唐以书判试选人，故人竞学书，理或然。国朝亦重楷法，如欧阳永叔、蔡君谟诸公是也。自苏、黄、米一洗翰墨蹊径，而行书多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8页。科举考试推动了唐代士人书法水平的普遍提升：“不论在学的生徒，应考的举子，当官的，以及依靠抄写为生的书手、经生，都讲究书法，成为一种风尚。唐朝书法的特别发达，造诣很高，绝不是偶然的。”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见《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宋代以下，科举始行糊名、誊录制度，书法功利性虽降，但仍是士人从政必备能力之一和身份标志，为举子所重视。
在绘画艺术方面，科举人士也颇有造诣。如苏轼开中国文人写意画派的先河；晚清状元翁同龢，“以书家之笔作画，写文人意境，且笔墨俱佳”邹建东：《山水清音，平淡天真：翁同龢山水画赏析》，载《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另据《中国画家大辞典》记载，明代画家2070人，其中进士84人，举人13人，二者约占画家总数的4.78%。进士之中，以万历朝为最多，有19人；其次是嘉靖、崇祯两朝，各为15人和11人。进士画家中，以山水画见长者达37人，其中以“华亭派”代表人物董其昌最为著名；花鸟画家则有张益、卢瑛等7人；人物画家有侯钱、王继贤2人。黄金来：《论明代科举制度对绘画艺术的积极影响》，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上述事例表明，科举制下，以选拔官员或准官员为目标的科举考试，尽管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但在其审美情趣上的作用仍是不言而喻的。
四、中国古典教育中的书香门第和家学渊源
在中国社会，书香门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这些家族依靠自己家庭教育的力量，连续几代甚至几十代为社会培养出杰出的人才。较为著名的有古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班昭一家，蔡邕、蔡文姬父女，曹操、曹丕、曹植“三曹”，颜之推、颜师古祖孙，王通、王勃祖孙，杜审言、杜甫祖孙，杜佑、杜牧祖孙，苏洵、苏轼、苏辙“三苏”……近现代有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钱钟书家族，俞平伯家族，冯友兰家族，梁启超家族，傅雷、傅聪父子，汤用彤、汤一介父子，杨武之、杨振宁父子等。书香门第教育成功的秘密究竟在哪里，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呢？
人们常用两句诗来形容这些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书香门第始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族的传统、家族的表征，并把这条规则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有了“特殊家庭环境”的熏陶，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才会变得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气质高雅、行为得体。具体来说，书香门第是怎样培养下一代的文化素养、精神气质、济世情怀和安身立命的智慧呢？我们以近代几个著名的家庭为例：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除了自身取得的成就之外，他还通过言传身教和悉心培养，使九个儿女各有所成。他的教育秘诀就在于对孩子进行深厚的人文底蕴熏陶。
在几个孩子渐渐长大后，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梁启超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写整齐。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的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学习经典并不意味着就要培养国学家，而是为了奠定深厚的人文底蕴，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有着深刻的认识。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当他把梁思成送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专门告诫梁思成：“要分出点光阴多学些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科学用来做事，人文用来修身，直到今天，梁启超的见解依然对人们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陈寅恪，著名的国学大师，自13岁起留学欧美诸国20余年，先后学会日、英、德、梵、巴利、蒙古等十几种语言，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的学术融汇中西古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陈寅恪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寅恪六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陈家私塾除讲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开设当时尚属新潮的数学、英文、音乐、绘画、文体等课程。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后来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及思维习惯等，都得益于童年深厚的国学功底，这是他成材的重要条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