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小凯原是南宫市第二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名学生，2003年10月后辍学在家。因无所事事，他整日与网络为伴。为了讨要上网的钱，他经常和母亲发生口角，心情抑郁时就大量服用安定药。小凯以前的班主任老师说：“小凯只上了一个多月就辍学了，印象中他很内向，没有多少朋友，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中下游，那时他经常逃学。”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it/2004-01/08/content_1265394.htm.
网络化的发展，已经开始深刻地影响青少年感知、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及社会规则的内化，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句经典的网络流行语——“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网络的虚拟性和隐蔽性。这种网络文化对公民道德教育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网络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的“自由时空”，网络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减弱，青少年在网络上的行为更易失范。一味强调个性的张扬而没有丝毫约束，易导致个人主义的泛滥成灾，做“黑客”、制造和传播病毒，故意在网络交往中欺骗他人的感情，都会成为他们的爱好，网络的符号化也易消散青少年的人文精神、审美情趣，使他们忽视理想、道德、感情、艺术。总之，由于网络是一个开放和矛盾的社会，网络道德约束基本上是真空地带，对于自律性不强的青少年来说，容易养成不服从社会规范、随心所欲的习惯，不利于其道德修养。
网络的兴起赋予了许多网民以双重人格，对于青少年网民也是如此，一是现实人格，一是虚拟人格。虚拟人格以现实人格为基础，是现实人格的扩大化。虚拟人格是指在现实生活中未显露、表现出来的人格，它是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暂时摆脱社会角色所呈现出来的。由于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缺乏观察人类、社会的视野和判断力。虚拟人格与现实人格的交叉体现往往会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从根本上来讲，网络虚拟社会是青少年学生现实生活交往领域的扩大，虚拟社会中的问题最终只能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方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即虚拟人格所呈现的非道德现象必须通过对现实人格的完善去解决。加强学生在现实世界的思想道德教育是解决虚拟世界中道德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青少年而言，其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相对比较差，意志力也较为薄弱，一旦认可虚拟社会的交流与交往方式，就会更倾向用虚拟人格获得满足，易对虚拟人格产生依赖。针对青少年学生群体心智尚未成熟的特点，教育他们提高道德的鉴别能力和选择能力就至关重要了。只有在鉴别能力和选择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才能促使他们正确地选择网站、点击网页，吸收有用信息、过滤垃圾信息，对网上行为主动负起责任。
（三）偶像崇拜
为了满足或摆脱空虚的心理状态，偶像崇拜和追星可以说是青少年的一个普遍现象。遍布于青少年中的多种“追星族”，他们可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省吃俭用虔诚地去迎接、追堵他（她）们视若神明的“大腕”、“明星”。有时，他们被明星乘坐的汽车溅了一身泥水，却连明星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但这仍然会使他们心满意足、欣喜若狂。在“超女”、“快男”的角逐中，台下的少男少女们边看边哭，边哭边喊等不一而足。近年来，出于各种原因为明星自杀的青少年也屡屡出现。早年“小虎队”风靡全国时，就有少女为追求其中的成员而自杀。2003年，大连一位16岁的少女因母亲没有给她买偶像张国荣的CD盘而自杀。2002年，浙江温州一名17岁的初中生因没钱亲眼见到偶像明星赵薇而服毒自尽。而在“追星族”中最为著名的还是那个叫杨丽娟的女孩，为了达到追星的目的，竟然愚蠢痴迷到逼死自己父亲的地步。
当然，偶像崇拜、追星族的大量出现与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工业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偶像和“明星”就是大众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一个个供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发无聊时光的消费商品，当然这种明星“商品”是有利益的考量的。
这反映了后物欲时代消费主义的典型特征。人们不仅消费物品，也消费时尚与明星。正如让·鲍德里亚所认为的：“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尽管偶像崇拜与追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我国却有其特殊的背景与特征。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导致政治公共空间的有限和公民政治参与空间的狭窄。这里的政治是指一种广义的社会参与活动，是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参与、就重大公共问题发言。这个意义上的政治不是政治家的专利，而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公共世界是否健全的基本标准。在古希腊时代，参与城邦公共事务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公民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标志。由于我国政治公共空间的开放有限，使得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功能受到压抑，这种压抑和后物欲时代的无聊迫使人们转向了娱乐空间的疯狂。由于公共政治领域的受制性和消费娱乐领域的开放性并存，中国大众，特别是出生于80年代、成长于90年代的一代，产生了非常普遍的“两个世界”意识和相应的“两种规则”意识。公共政治的世界被视作“他人”的世界，一个无奈的、自己不能做主的世界，而且无法参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的制定，只能听命于别人确立的规则世界。与这个“他人的”世界相对的是所谓“自己的”世界，这就是消费娱乐世界（领域），这是“我的世界”，“我的地盘”，在这个世界没有人会来干涉我，“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可以很疯狂地“想唱就唱”。这两个世界的分裂现象在积极参与“超女”“快男”等娱乐活动的消费者（特别是80后或所谓“新新人类”）中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形成了中国青少年学生的两极世界，即“政治冷漠”与“娱乐至死”。我们很容易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只在娱乐领域疯狂地追求所谓“另类”和“自我”，而对社会重大事件（比如频繁发生的矿难、黑砖窑事件、康菲公司的渤海油污事件、增城事件等）不关心、麻木甚至连了解的兴趣也没有。
他们已把“两个世界”的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虽然矛盾却并行不悖的两套行为规范，“两个世界”的意识使他们懂得：我可以去消费娱乐世界中疯狂无比，但是一旦进步另一个世界——“他们的世界”，就只有老老实实做一个顺应者和适应者。
问题是，实际上这个所谓“他们的世界”并非真的与那些自我陶醉的娱乐“粉丝”无关。仅限于在消费娱乐地盘上“自己做主”（想唱就唱），实际上是在回避一个比娱乐世界更加切己、更重要的公共政治世界（这里的“政治”是广义的）。他们或者是由于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改变它而回避它，或者出于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的目的迎合它。结果是一种分裂人格的产生。事实证明，在娱乐领域具“反抗性”的所谓“新新人类”，其中绝大多数同样是在现实世界非常听话、很能够适应现实的“聪明人”。
学术界曾有人认为“超级女声”活动中的大众参与是一种大众自由参与，是一种民主政治的预演等是不确切的。一个人自主意识和主体参与能力并不仅仅只在消费——娱乐世界里培养的。正如阿伦特所认为的，大众消费文化本质上是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商品。阿伦特说：“大众社会需要的不是文化，而是娱乐。娱乐工业提供的物品在真正的意义上被社会所消费，就像其他任何消费品一样。娱乐需要的产品服务于社会的生命过程，虽然它们可能不是像面包和肉那样的必需品。它们用来消磨时光，而被消磨的空洞时光（vacant time）不是闲暇时光（leisure time）——严格意义上说，闲暇时光是摆脱了生命过程必然性的要求和活动的时光（引注：阿伦特的意思是，闲暇时光应该是那些用来从事和生命必然性无关的高级活动的时光，而消费文化所消费的时光却仍然是为了满足生命的需要，而余下的时光却不是），而余下的时光（left-over time），它本质上仍然是生物性的，是劳动和睡眠之后余下的时光。娱乐所要填补的空洞时光不过是受生物需要支配的劳动循环中的裂缝。”see Hannah·Arendt，The Crisis of Culture，“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205.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自由只存在于超越了生物性需要的公共政治领域，而娱乐文化既然本质上依然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就与自由无关，至少不是全部的自由。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一方面是消费文化的空前繁荣、娱乐参与热情的空前高涨及参与空间的开放；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文化的萧条，政治参与的萎缩和政治热情的冷却。
（四）犯罪
从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道德失范包括青少年的一些非道德行为，并非没有明确适用的道德规范和法律。也就是说，当前的道德失范问题不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不够健全的问题，至少主要不是这个问题，非道德行为者并非不知道他们的行为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但还是放纵自己的行为，其原因固然有许多，其中一个方面是因为空虚与无聊。这里列举三个典型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案例1
2006年5月20日，在北京市宣武区发生了一起两男两女四位青少年（其中3名未成年）无故向36岁的丁女士寻衅，对其侮辱，逼其脱光衣服，火烧其头发，用棍棒殴打丁女士全身致死，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期间丁女士多次哀求他们，我的年龄相当于你们的妈妈，你们能够这样对待你们的妈妈吗？这几人无动于衷。被捕后警方问及为何如此时，他们回答：无所事事、好玩、刺激并经常以此为乐。就在致死丁女士的前一天，四人用同样的方式致一女士轻伤。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空虚、无聊导致的犯罪事件。杜智娜：《四名青少年为寻找刺激毒打女子致死》，载《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8月（上）。
案例2
2009年1月17日深夜，山东枣庄市中心区幸福小区和某建筑公司发生连环纵火烧车案，停在小区里的5辆高档汽车烧毁，1月21日夜，再次发生纵火案致7辆汽车被烧毁。后经侦查此案是18岁的青年所为，这名嫌犯在谈到其行为动机时是为了寻求刺激。
案例3
据广东江门市新会区检察院的报告，今年17岁的刘某读完初中后，就来到新会区找工作，但一直未能如愿。2006年4月28日22时，刘某与钟某、高某闲逛到会城高第街附近，钟某自己因不留神碰到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小汽车，他愤怒地用拳头及脚捶、踢该车车门。刘某、高某见此，一时兴起，为寻求“精神刺激”就一起用拳头和脚踢打车门。踢打完第一辆小汽车后，他们空虚、压抑的情绪似乎得到了发泄和释放，但对于自己失控的情绪就更把持不住了。他们变得更加疯狂，在街上看到汽车就肆意乱捶乱踢，直至毁坏了5辆小汽车，才“满足”地收手。经统计，他们的行为造成车辆损害案值总计3750元。
闲散于社会的“双失”（失学、失业）未成年人，大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劳动技能，精力过剩而精神空虚，若缺乏家庭和社会的正确教育和引导，有可能成为破坏社会治安的危险力量，因此，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少年教育管理机构应切实重视这一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控。
目前，在我国不少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如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有一批“四不青年”，他们一不做工，二不种田，三不经商，四不上学读书，什么也不干，靠吃银行利息过日子。他们的吃、穿、住、行都讲究豪华气派，但他们的内心却十分空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穷得只剩下钱。”空虚无聊的他们除了厌学和沉迷网络游戏外，部分人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
如果说上述事件中主要是由厌学、成绩差的青少年所为的话，那么在一些学习好、成绩优异的学生中也不乏精神空虚和无聊之人。
比如众所周知的2002年清华学生刘海洋用碱和硫酸残害北京动物园黑熊事件。据事发后《中国青年报》所作的评论和反思文章中介绍，刘海洋除看书外无其他爱好，在班里也只有一两个朋友，平时也不和同学聊天，更没有女朋友，没谈过恋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应试的压力和追求中，我们社会中的一些成绩优异的青少年，在整个中学阶段，甚至延伸到小学阶段，其儿童、少年的生活都是为了升学、考试而展开的，除了学习外没有体验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更缺乏生活的情趣和学习以外的成功与快乐。而当目标一旦实现，比如考上北大、清华，甚至成为所在省的状元，就容易失去奋斗的目标而陷入空虚和无聊。这也是恢复高考30年以来，历年的高考状元后来真正有大出息者寥寥的原因。在我国中学刻苦努力应考，上大学普遍放松混日子的大有人在。许多中学班主任也是这样告诫他的学生：你们现在好好用功，吃点苦不要紧，等考上大学了就可以过轻松日子。
另外，现代教育过多、过细的分科也导致了教育的碎片化，碎片化的教育割裂了世界的整体联系和意义，也使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对立和分野。这种碎片化的问题教育在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高等教育中过分专业化的苏联教育模式，加上国人功利化的教育取向，而变得更加突出。碎片化的教育使人孤独和封闭，也带来乏味和无聊，对此，大诗人艾略特在半个世纪前就发出了叩问：
生命在哪里，如果我们迷失在生活中？
智慧在哪里，如果我们迷失在知识中？
知识在哪里，如果我们迷失在信息中？
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迁带来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我们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对我们的道德教育做些必要的调整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