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贺功无疑是一个罪大恶极、十分残忍的凶犯。他为了价值几百元的财物就杀死妇女与儿童，并且是多次作案。他从18岁成年起就以盗窃、抢劫及杀人、强奸罪“三进宫”，前两次出来后照样以盗抢为生，谁要是妨碍了他，他就毫不留情地杀死谁。判刑之后，付贺功在面对媒体的提问时，一个他最常用的关键词就是“没什么”。当被问道：“你为什么杀人？”他回答道：“没为什么，想杀就杀呗。”“为什么连孩子都杀？你怎么下得了手？”“不为什么，下不了手他们怎么能死？”“你一点悔意都没有吗？”“没什么可后悔的。”“想对被害人家属说什么？”“没什么可说的。”“你以前坐过牢并出来，没想过重新做人吗？为什么重新犯罪？”“没什么。”无论什么在他看来都“没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分量，包括他自己的死，包括他自己偶发的善意，包括他向警察坦白其他罪行，统统没什么，他统统不作解释。他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也许他早就知道任何辩护都无济于事。在付贺功看来，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包括孩子、生命，一切都是轻飘飘的。虽然是个案但也折射出现代社会或后物欲时代的无意义感。
（五）焦虑和不满
与西方社会遭遇的后物欲时代的困境不一样的是在快速转型时期的中国（大陆），在空虚、无聊的同时还存在着广泛的、大量的焦虑与不满现象。
所谓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比较普遍存在着的紧张心理状态。关于焦虑，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A.Kierkeganrd）认为，焦虑是由于人在面临自由选择时内心所必然存在的心理体验、人生是不确定的，处在不断的选择过程中。人在寻常的生活中沉湎于寻求欲望的满足，为了满足欲望，就要对生活中的各种事物进行选择；而欲望一旦满足，新的欲望继之产生，新的选择又开始了。人就是在这不断地选择——焦虑——再选择——再焦虑的轮回中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哲学家叔本华也有类似的观点。叔本华认为，人生处在痛苦与无聊之中，欲望不能满足时痛苦，欲望满足之后又陷入无聊之中。人生就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徘徊。这是哲学家的观点。
关于焦虑，美国临床精神病学家麦尔·格罗斯（Meyer-Gross）有一个最清晰、最经典的描述。在其名著《临床精神病学中》，格罗斯把焦虑看做是“带有不愉快的情绪色彩的适应性反应”，具体描述为：“包含着对危险、威胁和需要特别的努力但又特别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的预期。”这个看法，被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沿用至今。按照麦尔·格罗斯对焦虑的描述性定义，造成焦虑的预期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可能出现的危险和威胁；二是对某件需要特别努力，但却又特别无能为力的事情的苦恼。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担心”。它最容易为我们的经验所认识，也最直接被我们的心灵所体验。
这种不确定威胁带来的担心就造成了社会的紧张心理状态。这种紧张心理状态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情形，同时又夹杂着一些空虚、无意义和幸福度下降的感受。这种焦虑加空虚无意义感几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之中，如公务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白领群体、工人和农民群体。这从日常生活中人们出现最多的词汇“郁闷”就可见一斑。人们在一起经常聊到的话题，常常和“郁闷”这个主题有关。譬如要好的朋友间打电话，问：“做什么呢？”回答：“没做什么，郁闷着呢。”人们说，有三个人在一起，第一个人说：“真累啊！”第二个人说：“真烦啊！”第三个人说：“真是又累又烦啊！”这虽是一句玩笑但却可以表达一种社会心理的症候。“郁闷”就是焦虑，就是今天国人对焦虑情绪的一种特殊表达。
2006年底，央视《时空调查》与智联招聘网联合进行了一场“人在职场”的系列调查，短短几天，就吸引了14000多人参加，而调查的结果更是耐人寻味。比如加班，14000人中有52%的人回答自己经常加班，而回答自己基本不怎么加班的只有4%。上班有点，下班没点，已经成了许多上班族的常态。有人已经将过去形容上班族的朝九晚五改成朝九晚“无”。调查同时显示，73%的人根本得不到加班费，属于无偿加班。而《劳动法》对于加班费早有明确规定，正常工作日、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人们都应该享有本人工资150%以上的加班费。但如果你对这个规定真的认真起来，结果可能还不如不认真。中央电视台一个相关节目曾经采访了一位饱受无偿加班之苦的王先生，他为了讨回公司拖欠自己的加班费，把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却是告了东家，丢了工作。
普遍而无偿的加班只是职场压力的一部分。实际上，压力下的紧张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有一位白领这样讲述自己的生活：“有时老板规定三天完成的工作，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因为我所在的公司，大家做事的效率都很高。如果你做得比别人慢，你的位置就不保，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才得到了部门主管的职位，岂能给后来者可乘之机，所以我必须更努力。”“我总是在加班，有时要到很晚，基本上每天如此，连周末也不例外。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我就像一个陀螺，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除非灭亡。我已记不清何时逛的街，何时和朋友一起出游过，何时享受过泡澡，何时睡个好觉、吃顿好饭，甚至连给家里打电话都由从前一周一次改成了现在的一月一次，脑子里有一根弦始终绷得很紧。有一天这根弦断了，我也就完蛋了。”
有人用这样的特征来形容他们的状态：这群被称为“白领”的人，都有很强的成功欲，常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回家之后，拿起电话习惯性地先拔“9”或“0”；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从不去参加同学聚会；鲜少和朋友联系；甚至忘了大学时代最常听的电台节目的名字。
这一切的压力来自何方？笼统地说，是竞争；更明确地说，是位置或职业的竞争。如果看看这些档次或高或低的写字楼外无数渴望进入这些写字楼的眼睛，你就知道这种竞争的压力了。不仅都市白领阶层有压力、有焦虑，其他社会阶层也普遍存在，只是不同的群体的焦虑对象和程度不同罢了。当然，相对而言，都市白领的职场压力和焦虑最大，这和中国高校扩招，产业结构有关。一方面，扩招导致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国仍然是制造业大国，对普遍劳动者和技工的需求很大，而对研发、设计、管理、营销服务的人才需求相对不足。
焦虑的产生一般有三个因素：期待、竞争、不确定。这都和后物欲时代中国语境有关联。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给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财富增长和生活改善，绝大部分人已摆脱生存危机，获得温饱。但是温饱过后并没有减少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反而加剧了人们对财富、金钱的渴望和贪欲。在后物欲的无意义、无价值的时代，似乎金钱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准，对金钱的追逐成了唯一有意义的事。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但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追求的。这几年所谓成功、励志之类的书籍畅销，地产商甚至成为广告明星就说明这一点。人们都期待成功，而成功的标志不是内在的平和、精神充实和终极关怀；而是外在的物质、金钱、权力的光环和虚幻的名气。当人们都在期待和追求一种外在的成功时，必然产生过度竞争，而过度竞争产生压力。竞争和压力又带来预期的不确定即担心，因而焦虑也就形成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财富和生活条件都不同程度的改善了。但这种财富增加和生活改善在不同的人们那里是不同的，也带来人们相对地位的升降。这就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人们不是满足于已有的温饱而是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社会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不够满意，并且程度不同地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
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是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我们之所以改革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或现实的不合理，但改革未来的前景又不一定是人们能够完全把握和掌控的，改革的结果也未必是人们所希望的或对自己有利的。人们对现状不满希望改革，但改革的结果和走向的预期又是不确定的。因而产生担忧，更害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正是这种矛盾心态引发普遍性的焦虑。这从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中可以看出。
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教育频道就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验话题联合进行3项网络调查，调查后《中国青年报》作了报道。而报道的题目就耐人寻味：人们“对高考不满意，自主招生又不信任”。有关报道说，这项调查有1913人参与，调查结果显示，有59.2%的人对自主招生的改革并不赞同。但这将近60%的人不赞同新的改革举措，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现有的高考制度。
事实上，对现有高考制度的不满，在社会中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现有高考制度之下，整个教育事实上是在围绕“高考指挥棒”转，应试教育成为支配整个基础教育的至高原则，结果是整个教育被称为一部围绕高考运转的机器。“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结果，与现代社会对能力的要求呈现越来越大的张力。正因为如此，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人们对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不满，但要真正启动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人们又很担忧。一篇《高校自主招生应该缓行的N个理由》的文章，大体概括了人们对自主招生的担心。首先，目前全国教育水平地区差异比较大，城乡水平差异比较大，自主招生注重考生特长，容易沦为发达省份、大中城市重点中学孩子的盛宴，造成新一轮的教育不公。其次，现在的自主招生考试，考生需要自费到所报考的大学去考试，报名费、车费、住宿费用加起来一次得几千元，一般人家，特别是农村的许多孩子连正常学费都难以负担，更别说拿出这么多钱去面试了。再次，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诚信缺损，腐败之风依然盛行，自主招生考试缺乏必要的公信度，高校能够保证自主招生考试不会出现人情风、特权风吗？在有关的讨论中，尽管也有人对自主招生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和技术性问题质疑，如考生多次参加考试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面试的成绩决定最终录取的结果会不会由“一考定终身”变成“几十分钟定终身”，一个面试教师要对几十甚至上百学生进行面试，在缺乏严格客观标准的情况下能否保证面试的质量等，但总起来说，人们更加关心的是自主招生的公平性问题。人们面对自主招生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表明我们社会中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现实。对现实不满，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这给转型时期的国人带来焦虑。这种焦虑和后物欲时代的无意义和无价值夹杂在一起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产生和加重了社会矛盾。
这种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社会焦虑现象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程度不同的非理性行为。比如，人们对长期行为往往不太感兴趣，热衷于短期行为，也容易形成从众行为与越轨行为，等等；其二，社会焦虑现象会不同程度地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其三，社会焦虑现象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的不满情绪。有些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加上一些人本身就无聊，这样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这在近年来的一些地区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中，如翁安、石首等事件。许多跟事件没有关联的人们都参与其中就可见一斑。
二、后物欲时代困境中的中国青少年
和最先遭遇后物欲时代空虚、无聊的西方人不同的是，在我国容易陷入空虚、无聊之中更多的不是成年人，而是正在求学的青少年，其中原因除温饱解决后的生存压力减轻之外，还和应试教育的压力与独生子女的生存状态有关。
所谓精神空虚是一种生活无聊、闲散寂寞的心态，平时所说的“没劲”就是这种状态，也指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空白和荒芜，没有信仰、没有寄托、百无聊赖的心理。这是一种不正常心态，是青少年青春期困惑的典型表现。尽管不同的国家的青少年都会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精神空虚，但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应试压力以及独生子女特有的生存状况，陷入精神空虚者较多。我国当前的青少年群体他们一方面整体享受的生活与教育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吃过苦的父辈尽力避免让他们吃苦受累，给他们力所能及地创造优越条件；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与竞争，这种竞争不断地往个体早期的教育延伸，父母们更多地把子女生活围绕着升学竞争而展开，实际上各种素质教育不过是强化应试教育之争的砝码而已。加上独生子女自我中心的生存姿态和相对的封闭使得他们的学习兴趣、生命体验、伙伴关爱、甚至生活快乐降低。较好的物质条件和相对狭窄的精神空间使得他们更易陷入空虚和无聊之中。据北大精神卫生学家王玉凤的调查研究：目前，中国有17岁以下的青少年3.67亿，其中有3000万青少年面临着心理健康问题。据统计，在小学中有21%的学生有心理问题，中学里的比例是32%，大学和专业学院中的比例是16%和25%。《参考消息》2002年8月20日第8版。
在我国精神空虚的青少年的典型表现为厌学，无所事事；其次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和偶像崇拜，还有不少因空虚无聊而导致犯罪等。
（一）厌学
“我们的孩子活得都很累”，已是全社会的共识。上海市少工委办公室的调查显示，上海少年儿童睡眠不足已经成为相当严重的普遍问题。据统计，目前上海近60%的少年儿童每天的睡眠时间都在8小时以下，其中13%的儿童每天的睡眠时间仅为6至7小时，更有8%的少年儿童每天睡眠时间在6小时以下。调查还显示，20%的少年儿童感到每天几乎都没有玩的时间，80%的儿童感到每天玩的时间严重不够。60%的少年儿童反映，双休日的主要内容是完成家教、参加课外培训班和做作业，其中包括学校布置的作业和家长“加码”的作业。连参加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的内容都接近于零，更别提玩了。这项名为《2002年上海市少年儿童习惯养成与权利维护》的调查涉及上海市19个区县的1792名中小学生，样本是从小学三年级到中学二年级中的10岁至14岁之间的少年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