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以来，刘金国多次亲临一线指挥处置重大突发事件。“5·12”汶川特大地震，他担任公安部前线总指挥，紧急调集、指挥全国两万多名公安专业救援力量，从废墟中搜救被埋压人员8335人。2008年初，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使百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他临危受命，指挥协调各方力量，用三天三夜时间，成功疏散滞留旅客，未发生一起踩踏事件。2011年，根据公安部党委部署，他直接组织指挥向各类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发起猛烈攻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亮剑”行动，全国共破案近3万起，打掉制假售假等犯罪团伙6700余个；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全国公安机关抓逃率超过84%，抓获涉嫌故意杀人在逃人员1万多名、潜逃10年以上在逃人员两万多名。他又总抓“清剿火患”战役，从去年9月26日发动到今年1月5日，全国各级公安、消防部门督促整改火灾隐患6215万处。
“感动中国”的，不仅是刘金国嫉恶如仇、危难风险中铸就的金色盾牌，更有他如秋水晨露般的清粹清廉，清粹清廉得几乎成为了苛待自己、又不讲人情面目的“异数”。
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从不提前打招呼，吃饭除了在机关食堂，就是路边小店；他从不接受各种宴请，从不接受任何礼品，哪怕是一瓶酒、一盒茶叶。因为曾工作调整被调到河北省公安厅时，从秦皇岛搬家到石家庄，他全部家当是半卡车旧家具和一台黑白电视机，甚至还有蜂窝煤、大白菜！当时公安厅分给他一套住房，需要交4.6万元集资款，他却硬是拿不出这笔钱，最后只好从银行贷款。他亲手审批过近20万个“农转非”指标，自己的38个亲属，却无一人跳出“农门”，他的爱人直到退休，还是临时工。有人私下议论，说刘金国这是在“装”。他一笑置之，依然固我，“说我‘装’，那我就‘装’到死。咱们共产党人都‘装到死’，不就成真的了吗？”
“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给这位从农村青年成长为副部级官员的人物的颁奖词是：
贼有未曾经我缚，事无不可对人言。是盾，就矗立在危险前沿，寸步不退。是剑，就向邪恶扬眉出鞘，绝不姑息。烈火锻造的铁血将帅，两袖清风的忠诚卫士。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为公为民落实在行动上，殚精竭虑地带领群众致富，为群众排忧解难，让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执政者的最高境界，也是共产党人的最高追求。
“公生明、廉生威”，把为公为民落实在行动上，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惩治腐败，这是执政者和共产党人应有的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
孔繁森、刘金国等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者，是如何执政、如何做人的鲜活标本。当一种行为符合了人民的意愿，它必将成为行动的示范；当一种精神应合了时代的呼唤，它必将凝聚起无穷的力量。正如有网友评价刘金国时所说：“群众心里有杆秤，谁把心交给了人民，人民群众就会把他放在心里头；谁把人民捧在手上，人民群众就会把他捧过头顶。”
二 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201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表彰大会暨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讨会上说：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党员干部作风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等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011年2月10日，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陆续被带走接受审查的，包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市委原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倪俊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市长助理雷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运容、市建设局长朱裕锦、电白县县委书记李日添等官员。据2011年12月23日《广州日报》报道，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用茂名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这一次“一查一串、一端一窝”的反腐风暴，将多年来盘根错节的茂名官场“翻了一个底朝天”。
与这种官场“地震”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行业“高危”。
交通工程建设是腐败高发领域，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交通系统领导干部居于“高风险职业”第2位。河南省更“创造”了4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纪录，给所谓的“高风险职业”论提供佐证。社会上对此早就有“一公里就倒下一个腐败分子”的说法，而沈阳至山海关高速公路一段50公里的路程，则倒下了62名贪官，腐败之严重程度可见一斑。更要命的是，工程腐败往往伴随着偷工减料现象，结果必然带来工程质量的下降，道路使用寿命缩短，导致后续维修费用大幅增加，而且增加事故发生的隐患。“豆腐渣工程”不断，实际上都是腐败现象的反映。
腐败就像一种毒瘤，甚至侵入到党和政府的重要部门，使一些纪委干部滑入“权钱交易”的深渊。据《半岛都市报》2011年1月报道，原恩施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希宁，在担任恩施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下属贿赂110余万元，为25人满足升官要求。湖北省委组织部会同省纪委，查处了吴希宁受贿案涉及的买官卖官问题，对触犯刑律的干部给予了刑事处分，并责成恩施州有关机关，对认定有“买官”行为的25名干部给予了相应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规范，党和政府也加速建立完善的惩防体系，2009年，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中央颁布了历年来最为密集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出台了4部反腐败方面的政策和党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纪委印发的关于“小金库”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司法层面，“两高”新增9个刑法罪名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些法规、党规的颁布，在很多方面弥补了过去的空白，制度化建设正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反腐败制度化建设大踏步挺进，腐败分子的贪腐的方式和涉贪人群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一是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腐败分子深知，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一切需求都可以成为贿赂的手段或媒介，贿赂的多样性由此产生。
2010年5月落马的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被中央纪委“双规”，她的丈夫、弟弟、弟媳和妹妹都被带走协助调查，一个依傍权力的家族企业，也由此浮出水面。据透露，李启红家族曾从上市企业中山公用的股价14个涨停板的飙升中获取巨大收益，积聚的财富“保守估计有20个亿”。而表面上看来，这些财富的积累与李本人并无干系，她是带着一双洁白的手套作案的。李启红并未从事证券交易，但她却能私下将交易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借此曲线牟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行为市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安全的不安定因素，腐败分子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危险的践踏者。
此外，还有一种“颠覆”，一种“践踏”，看起来似乎没有主观危害性，但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却在耗损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因此，纽约市长常常坐地铁到下城上班。瑞典总理每天只身出来散步。周末，丹麦女王经常只带两位随从，静悄悄走进教堂内祈祷。一位见过陛下走入教堂的丹麦民众说：“看见她只带两个人出现在面前，我吓了一跳，那真是神奇极了！”女王甚至自己上超市买东西。对芬兰的公务员来说，受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人际交往必须谨守分寸，法律规管十分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一不小心就把前途和事业搭了进去。芬兰的公务员进入政府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向有经验的公务员请教，到底界线在哪里，以免误触法网。老公务员会告诉他们，一般的经验是：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每分钟都可能出问题。公款请客，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的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人人可以看得到，件件能够查得清，一切摊在阳光下。该国曾有中央银行行长职务的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为了这道鹅肝而下台。
中国的财政，改革开放以来“蛋糕”越做越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蛋糕”更多的是切给民生工程，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每年财政的预决算，都依法经过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和批准。但是“钱袋子”管理使用上仍然有着诸多问题。30年来，中国的政府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超标准购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等，涉及金额数字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