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偏僻冷清的宜山，突然变成各方难民的避难所，热闹起来，却又因此药品匮乏，物价飞涨。浙大师生的生活就更为艰苦。病倒的学生渐多，住满了小小的宜山医院，以致只能送进重病号。不久，赵病号也只能在医院临时搭起的露天竹寮就医。
浙大的教授，都爱学生如亲生子女，常常是一下课就去医院探视病号。有时，刚从医院回到住地，正要与家人吃饭，听闻又有重病的学生被抬去医院，即撂下碗筷，急匆匆赶去，都不忍让死神夺走他们的爱徒。
王淦昌出身于中医家门，父兄的医德更是激发他一生的德行，每当此时跑去，速度超人。束星北说他，比跑警报还快。
一天，王淦昌到宜山医院看病，听说化学系的一位学生患面部丹毒，病情危急怕难以治愈。待他去打听时，听说学生已住进了太平间。王淦昌忧心如焚，虽说与该生不熟悉，但凭着教师的职责，回到学校后，他立即找校医商量，设法购进一些好药，挽救该生的生命。尽管战时经济困难，校医周医生仍然通过特殊渠道从香港购进一种磺胺新药百浪多息针剂，注射数次后即已痊愈。这位学生便是化学系的钱人元。
得知王先生如此关心他，钱人元十分感激，出院后多次去他家里拜望。病后气虚体弱需要补充营养，王淦昌让夫人做一点可口的饭菜请他吃。饭桌上，亲切地和他拉家常。得知他在三年级时，选读过张绍忠老师的电磁学，对物理有浓厚的兴趣，很想听王教授的课。言谈之中了解到他经济拮据便慷慨解囊相助，使这位从垂危中复苏的年轻人从体质到心灵上都获得第二次生命。
除了疾病的威胁外，吃、穿、住都很困难。费巩教授致竺校长信中写道：“膳食简单、粗劣，数月不知肉味，宿舍阴暗潮湿，每逢下雨，床帐皆湿。”但师生们以苦为乐，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奋进的精神随处可见。冬天将临时，学生行李未运到，教师们尽可能地帮助学生渡过难关。王淦昌也将他的老师叶企孙送他出国留学时穿的呢子大衣送给学生御寒。
没有人想用眼泪洗刷苦难，悲泪也难清除国恨家仇，活着就要奋斗。在奋发中活着，是人生之大快乐。浙大是以笑声送走疲惫的1938年而迎来1939年的，迎新同乐晚会上，一位主持节目的教授说：“各位，这个节日，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只有几顶大草帽送给你们。”他指指茅草屋顶时，全场捧腹大笑。
岂料，没过几天，这十多间茅屋也被炸毁了！
宜山记住，那118枚炸弹……
毁灭者就是曰本侵略者！
浙大从杭州搬迁以来，一直被日机追踪轰炸，他们似乎要灭绝这所大学。师生们到宜山不几天，鬼子的侦察机就在龙江上空盘旋，老百姓说，鬼魂出现，是凶兆，要死人的。
大人的话，孩子们传，使得一些孩子害怕上学。王淦昌的孩子，像其他教师的孩子一样，几经日机轰炸、扫射，胆子大了，对那些孩子说：“不怕，鬼子的炸弹我见过，落下那么多，没一颗敢碰我。”王淦昌听闻，笑出眼泪，吴月琴却甚担心，再三嘱儿女，记住，见有警报，要快钻防空洞。
所谓的防空洞，多是山洞。
王淦昌说，宜山，山洞多。莫怨怪宜山只宜山宜水不宜人，那些个山洞能保护人嘛，紧急时，人一钻进洞，日机奈何得谁！所以，宜山还是宜人。
他这么说，既是给儿女们壮胆，也是在提醒他们：别大意，谨防日机空袭，记得钻山洞。
日机先是掠空而过，似乎佯动着去炸贵阳，待宜山麻痕了，即进行闪电式轰炸。宜山早有准备，在各个山头设警报站，发现日机时，山顶便升起红灯笼，人们立即疏散。或钻进岩洞，或躲到龙江岩岸下去。
空袭警报仍频，浙大师生只好分散进大洞小洞去上课。若上大课，那可容纳成千上万人的白龙洞便是最安全也最宽敞的大课堂。宜山的溶洞石窟，是人们天然的避难所。
1939年2月5日，日机突临上空，对浙大实施狂轰滥炸。当时，许多师生正在白龙洞课间休息，望见18架日机对标营一带投掷炸弹和燃烧弹，他们眼看学校驻地的茅屋宿舍、礼堂、教室、厨房、办公室等一一中弹起火，耳听着那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边数，数到118枚时，标营一带已丧于火海，硝烟弥漫龙江两岸，连青峰翠岭都被沉重的灾难鲠喉，只发出低沉的轰鸣。
所幸的是，浙大师生无一伤亡，但100多名学生除了身上的穿戴，全部用品皆与标营毁于火海之中。教授们又一次展开募捐活动，献出财物，捐助他们的学生。学生之间的互爱互助，无不深含同窗之谊手足之情。
王淦昌一家连夫人的结婚戒指都捐献给抗日将士了。多次捐献，教授们家里已所剩无几。有个学生尚无盖被，王淦昌便把家里正在用的一床新被抱去供那位学生用。
日本自师从唐文化至今，却是同文不同种，且生出残害其先师之国和亚洲诸国的一群法西斯孽障来，足见其远未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真谛。侵略者以武力推行所谓的“东亚共荣圈”，并非共荣，而是妄想独霸。世人当永远警惕这条欲吞大象的小毒蛇。
翌日，鬼子电台庆贺空袭胜利。他们宣称炸死中国两个团时，浙大师生已着手重建教室和宿舍。宜山为浙大献出毛竹稻草、茅草和竹编棚席，难民们也热情援建。第三天，重新上课。
不久，鬼子的侦察机发现标营盖起房子，便又来轰炸。敌人频繁的空袭，并不能摧毁浙大师生的教学计划。警报一响，师生们跑到洞里，即继续上课。无课上时，就看书。一天，王淦昌和十几个学生躲到山脚下的一个岩洞，站在洞前，见一个学生在翻阅物理通俗课本，问那个学生在看什么书，听回答后，即作讲解，讲核物理的妙处，活生生的形象，比如粒子运动的状况，勉励大家学好物理，将来报效祖国。学生们听得入迷，都挤出山洞口，听他讲解。前述那位外号叫“波克（Book)”的二年级学生程开甲，当时在洞的深处，正坐在讲授原子核物理女助教身旁，听到王淦昌教授讲课，不知自己是怎样挤出来的，也没听见附近的炸弹声，而只听到王淦昌教授的声音。几十年后，已是中科院院士的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教授忆及此事，说，“如果讲脱离穴居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我那次被王先生引出洞口，便是我学习物理关键性的转折。”他到古稀之年，仍很赖王教授。
王淦昌教近代物理。当时，选修这门课的仅有两名学生，一名是化学系的钱人元，另一名是从上海来浙大借读的。其余听课的均是助教。他并未因学生人少而有丝毫松懈，仍然精心细致地备课，所讲内容均为国际物理发展史上的新鲜事。
1938年8月，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撕曼用中子轰击铀元素，发现铀核在中子的轰击下一分为二，发生了裂变。这一发现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原子分裂的世纪即将开始。哈恩将自已的惊人发现首先告诉了与他合作多年的迈特内女士。这位研究原子物理的专家激动不已，她和与她一道度假的侄儿弗利士一起讨论研究，并提出一种理论：当铀核分裂时，一定会放出巨大的核能，应该是两亿电子伏特左右。他们立即着手试验，测定一个铀原子核裂变时释放的能量，成功地得到了和他们的理论相符合的结果。与此同时，苏联、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的物理学家几乎同时找到这项研究的突破点。1939年1月，因为妻子是犹太人而逃亡美国的意大利科学家费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成功地分裂了铀核。他迅速地计算，结果得出和迈特内女士一样的结论。就这样，奥托·哈恩和迈特内共同发现的铀核裂变的材料，在1939年2月美国的《物理评论》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消息使全世界物理学界感到兴奋和震惊。但是这一重大的科学信息，晚一年才传到战火硝烟下的中国。
在广西宜山的龙江河畔，王淦昌获得了这个材料，他立即在物理系的“物理讨论”课上做了介绍。这一科学发现，既是人类生活上的一道曙光，又预示着某种战争的不祥，因为裂变所释放的能量，能被利用去制造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其前景也是可怕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密地笼罩在欧洲上空。处于这种严峻的环境威逼下，王淦昌以冷峻的目光透视未来岁月，考虑到国家实际需要，特意开了一门“军用物理”课。他利用从德国带回的一本介绍枪、炮、飞机的书自编教材，向学生分析介绍枪炮设计的原理以及弹体飞行的动力学原理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学生们听后大有收益。
在王淦昌的创造性构想带动下，钱人元积极性很高。他不顾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仍想法合成了少许的镭酸镉，但质量是否好，必须进行试验。
敌机几乎三天两头来空袭，交通阻断，物资奇缺，生活十分困苦。教授们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更谈不上营养了o王涂昌抱着病弱的身体还一心搞实验。
一次，空袭警报还未解除，他便要和钱人元一道去龙江对岸存放食品的木棉村里开箱做实验。当即有人反对说：“连饭都没有吃的，还做什么实验啰！”王淦昌斩钉截铁地说：“没有饭吃也要做实验！”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无异于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给助教钱人元以终生难忘的印象，也预示着他日后必定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核物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