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时20分，阿缪排了5分钟队就开始后悔：教一楼316室像个沙丁鱼罐头，20多平方米的房间，挤了五六十人，如果算上门外走廊上的长队，将近百人。阿缪中意的“广州中远物流公司”等几个单位，看来是今天的热门。
又过了5分钟，队伍一动没动，阿缪决定放弃：“还是先找人少一点的地方排队吧。”
这次的运气好一点，一家物资供应公司招营销人员，阿缪的前面只有12个人。半小时后，她坐到了面试席上。
“身高多少？”
“1米62。”考官盯了她一眼，把简历递回她手里：“很抱歉，我们要求女生1米65以上。”
阿缪脸一下子红了，正准备开口，考官已经扬起下巴：“下一位。”
阿缪本来对自己的体态颇有信心。半年之前，她和同宿舍的几个女孩子已经开始训练：每天要靠着墙，踮脚站立半小时，然后再穿上高跟鞋，在宿舍走上几圈。现在看来，这番功夫无法弥补身高的不足。
10时15分，阿缪找到了第二个目标——广东新的科技集团，这次排队只花了10分钟时间。
“哪里人啊？想干哪方面工作？”面试的考官翻阅着阿缪的材料，和颜悦色。
对答了几分钟后，考官收下了阿缪的材料，并且在封面上打了个勾。
根据同学间交流的经验，被打勾意味着获得“入围资格”。但阿缪问了对方一个问题：“请问公司是在广州吗？”
“不是，在顺德。”阿缪显然对此很失望——她想留在广州，第二选择是回家乡中山。在她的同学中，这是普遍的想法。但看来留在广州的竞争也分外激烈，广州单位的摊位前都是一条长龙。
10时35分，在摩肩接踵的招聘现场侧着身子挤来挤去的阿缪，又在广州某公司的牌子前停住了脚步。
阿缪开始排队。前面有10个人，“还不算多。”阿缪有点庆幸。这家广州企业的招聘启事上写着：月薪2000元以上。
月薪2000元是阿缪的一个心理门槛。她算了一笔账：住房600元、伙食300元、交通通信200元、家用开支200元、零用购物300元……“最少2000元才能在广州生存下来”。
排了10多分钟队伍没动静。“面试一个要谈这么久啊！”阿缪发现了这里没排长队的原因。她犹豫一阵后，决定坚持下去。
25分钟后，队伍往前挪了两步。
11时30分，再挪两步。阿缪开始后悔：“今天不该穿高跟鞋。”
12时整，队伍再挪一步，有两个人放弃了排队。同宿舍的朱晓珍找到了阿缪：“算了吧，我们吃饭去。”阿缪不答应。
12时40分，终于轮到阿缪。“对不起，我要吃饭了。”考官说。“可我已经等了2小时……”考官顿了一下，伸手接过了阿缪的简历。
面试只持续了5分钟，草草几句问答。
梁月霞觉得自己被戏弄了，白白排了20多分钟的队。
梁月霞是阿缪的同学，2002年12月21日的中山大学综合类招聘会，她盯上了摊位标号A060的一家信用社，应聘条件上大大的字：“1.非本市生源本科以上，本市生源大专以上。2.非本市生源需通过英语4级。3.学生干部及有社会实践经验者优先。”
“为什么不是广州户口，就加这么多条件？”梁月霞是广东清远人，爸爸和姐姐都在银行工作。但打抱不平是一回事，梁月霞还是因自己“符合所有条件”而高兴——她的“第一梦想”就是进银行。
但考官只扫了一眼她的简历：“对不起，我们只要中大的学生。”
梁月霞当时气坏了：“那你早说嘛，免得我排队。”
另一件让梁月霞不理解的事是，标号为A068的一家单位，写着招聘100多人，但注明女生可以应聘的仅6个职位，其他的均是“只招男生”。
争辩是毫无意义的。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顿觉其实有老爸帮我找工作很幸福，既不用推又不用抢……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找到一份较稳定的工作了……我算是被形势和环境改变了吗？”
希望靠老爸找工作的，可能为数不少，不过真正能高枕无忧的，只怕寥寥无几。但莞仔（化名）肯定是“寥寥无几”之一。根据同学的“举报”找到莞仔的宿舍时，他正在电脑上玩“石器时代”，同时还开着QQ，灵巧的手指在键盘上轻盈飞舞。
莞仔现在每天上网、玩游戏，生活过得很潇洒，“连简历都没做”。但他不承认父亲给他铺好了路，“我准备进政府机关，明年5月考试，问题不大吧。”
从招聘会陆续回到学校时，已是下午3时10分。311宿舍的“战友”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梁剑明蒙头睡了一觉；陈柱梓早上从广外回来后，直接又奔到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招聘会，带回的信息是“华工那边也没什么职位”。他说，他的一个同乡是机械系的，“专业不好，愁死了。我们专业还算不错的”。
惟一有些收获的是徐小春。他手里拿着一张佛山市日丰公司的面试通知单；刚到宿舍，东莞青旅的面试电话也打过来了。这令大家好生羡慕。
徐小春拥有好运，显得“没什么道理”：在班上，他的成绩实在不算好，“大多数刚及格。”室友还“揭发”：“他一个星期只有两三天待在学校，经常半夜才回来。”
徐小春的简历只有3张纸，他应聘时的开场白也与众不同。“我有成功的个案。”
这个来自广东韶关的小伙子，自考上大学后，就对营销入迷，他选择的是社会实践这条路。由于销售业绩出色，他被广州安利公司委任为见习营业主任。
徐小春是广工大工商管理专业120多位毕业生之一，在扩招前，这个专业每届的学生数是50多人。关于“扩招”这个话题，在311宿舍还爆发了一场小争论：“如果不扩招，我们找工作也不会这么难了！”
“可是如果不扩招，你能上大学吗？”
……
与同宿舍的室友相比，徐小春还多具备一点资源——他有一条蓝灰相间的领带，这也是宿舍里惟一的一条领带。在“赶集”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个镜头：
早起的唐志辉悄悄推醒徐小春：“领带借我一下？”
“对不起啊，我也要去招聘会。”徐小春一脸歉意……
天问：我能“卖”个好价钱吗
因为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种种怪事层出不穷。一位专家列出了六大歧视：户籍、性别、容貌、学历、校别、关系。
竞争是公平的，它实际上反映出供求关系的变化，区分出大学生素质的高低。在大学生供不应求的时候，供求关系表现为“卖方市场”，仅仅几年时间，人才市场从“卖方”走向了“买方”。那么，那些从象牙塔走向纷繁复杂社会的大学生们，是怎样“卖”自己的呢？有一本《想“卖”自己》的书收录了他们的精彩故事。这里，我们从中遴选出5个故事以飨读者——
故事1“285元，我的第一桶金”
向云男2003年考取英国威尔士大学MBA
说句实在话，在我离开校园踏上社会之前，我这个五尺高的汉子是挺自卑的，逢人不敢大声说话，遇上陌生人，一对话脸就红。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我那内向的性格：害羞。
1981年我出生在湖南湘东的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逢年过节，家里穷得见不到油水。1990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全家六口只买了五斤肉。我长到19岁出门，从没穿过新衣，没钱的日子真难过。我很感谢父母能深明大义地咬着牙让我上学，我是全村里学历最高的一个：高中毕业。2000年，我考上了一所专科院校，可是面对一连串近似天文数字的学费，父母整天愁眉苦脸。刚开始，他们还不停地安慰我：“孩子，办法总会有的。”可是当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后，就连左邻右舍的汇到一起，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最后，父母真的有点绝望了，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我不忍心让双亲日益弯曲的脊梁再过早地佝偻下去。于是，在开学的前一天，我简单地收拾了一番，拿着母亲借来的50块钱，一个人提着一个蛇皮袋，搭汽车去了广东中山。父母在这一刻抱头大哭。
2000年9月28日下午到达中山，在一个叫南头的偏僻小镇下了车，人生地不熟，我只好花了6块钱住进小旅社。头一晚上，遇到了十多个找工作的外地人，听他们讲，找工作最好去人才市场，那里招工的工厂正规，薪水又高，我一听窃喜，看来“广东真的是遍地黄金”。
可是第二天当我兴冲冲地买了门票到人才市场转了一圈之后，我一下就成了泄气的皮球。“高中毕业？不好意思，我们只要本科以上的人才。”一连问了十多个摊位，一听我只是一个高中生，简历都不瞧一下，客气地说：“对不起，你到别处看看吧。”我难堪至极。
在回旅社的路上，我碰上一个湖南老乡，他见我长得人高马大，看上去挺老实憨厚的，他笑着对我说：“假若你真能吃苦的话，我弟弟那个厂还在招包装工，你明天去试一下，我给我弟打个招呼，或许有点眉目。”我一听，连忙千恩万谢，能中的话，管吃包住，一个月还有三百块工资。
第二天到老乡的弟弟所在的电器厂应聘。这个厂挺大的，1000多个员工。因为他弟是车间主任，手下有 400多人，说话管用，他把我带到包装区，让我码了一车箱的活儿，见我手脚还麻利，便说：“明天来上班吧。”
在电器厂打包装，整天就是封口拉箱，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儿，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二点。赶货的时候，加通宵也是常事。整天忙碌得直不起身子。到10月底，我上了24天班，只领到了285元工资，心里却像喝了蜜一样甜。晚上下班早，我找到了在邻厂上班的车间主任他哥，想请他吃点东西表示感谢，不料他连忙摆手：“不用了，你挣钱不容易，不过今天你高兴，就你请客，我买单了。”他很幽默。在与他的闲扯中，我问：“你弟当车间主任工资应该很高吧？”他说马马虎虎，一个月5000来块。我一听头就炸了，5000多？一个月有5000多，超过我十几倍，每天还不用加班，我有点将信将疑。
后来我才知道，他弟是个名牌大学生，计算机很厉害，而且英语也是顶呱呱的，现负责公司的生产和开发，兼车间主任，每月连工资奖金有7000元。我的心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突然明白了，我想到了应该让钱为自己工作，把钱变成手中的工具，这样才能驾驭钱，以挣更多的钱。
当同事们把积蓄给家里寄出时，我拿出了285元工资，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班。
由于那段时间活儿少，不用加班了，我有时可以大半天待在培训中心。我能吃苦，又虚心好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即使下班后已是十一二点，我也会跑到培训中心去讨教。培训老师被我的勤奋所感动，便特意为我留了一台机器，无论我什么时候去，这台机器24小时为我服务。从最基础的DOS入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学会了 Office、excel等办公软件，数据库管理。有一天下午上班，因不赶货，我们包装组的人员又在后面，更是闲着。我偷偷地拿出了《office从入门到精通》，正看得津津有味时，车间主任来巡查，他笑着问我：“你懂电脑？”我怯生生地点了一下头。“那好，你下班后到我办公室去一趟。”进了车间主任的办公室，他朝我点了一下头，指了指桌上的电脑：“你帮我把这个月的生产日报表汇总一下。”我坐下来，熟练地操作起来。由于我学得很扎实，四大张密密麻麻的报表，我只花了 25分钟就搞定了。主任很满意，挺高兴地告诉我：“阿云，办公室现缺一个人，你明天就到办公室上班吧，职务是车间统计文员。”
就这样，在流水线干了两个半月，托那285元钱的福，我成了全车间惟一一个从流水线走向写字楼的“干部”。工资涨到600多块，而且还可以整天玩电脑。
在车间主任的热心帮助下，半年的时间里，我熟悉了局域网的安装和维护，对CNC编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公司也算一个玩电脑的“行家”。
2001年底，车间主任突然问我想不想换个地方，他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在东莞经营着一家电脑公司。“正缺一个人手，假若你不介意的话，我推荐你去那上班，月薪不会少于 3000元。”我一听，激动得快要掉泪了。
2002年春节刚过，我便从中山辞工到了东莞。东莞天源电脑城是东莞市电脑器材和耗材最大的聚集地，有100多家公司在这安营扎寨，车间主任的朋友军的公司是其中一家，注册资本大约是200万元，我主要负责产品的售后服务，帮助客户安装和调试局域网，检修散户的个人电脑，月薪是4500元。按理说，一年下来也有五六万，该知足了。可当我把钱往银行存时，那颗兴奋的心又被点燃了。你看，钱存在银行里，对我来说就是死钱，可是银行却可以依靠它们获取最大的利益，它又变成了活钱；为什么我就不能把它变成活钱呢？我得继续让钱为自己工作。于是，在2003年春节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回家，我也没有把一年的积蓄存进银行，而是离开了军的公司，和朋友合伙租了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摊位，注册成立了一家电脑耗材公司。我负责销售及售后服务，朋友主管进货。我俩一唱一和，他是识货的“专家”，我也算一个销售及维护的业务“高手”。一年下来，我们除去一切开支居然也有200多万的进账，年终盘完点，我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由于我们的售后服务很到位，客户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公司，业务也越做越大了，可是凭我这个高中生的水平，真的有点招架不住了。面对日益壮大的公司，我不知如何去管理。由于不会成本核算，我们的成本越来越大，存货却越来越多，这对产品单价变动频繁的电脑行业，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我意识到，必须去学习，不然，我的一切用不了多久就会灰飞烟灭。我与朋友谈了三个晚上，决定把公司全权委托给他经营，我想找个地方好好进修一下。
我拿出了近10万的积蓄，挖掘赚钱的源泉，考察了五家国内的著名企业。听朋友说东莞科技培训院和英国威尔士大学在东莞联合举办MBA的硕士学位班，我报了名。2003年11月，我拿到了MBA硕士学位，又和朋友成立了一家电脑公司，我还被几家投资公司聘请为顾问。
故事2“大四的眼光都是圆滑的”
王秋女2003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
大四一开学，同学们便都忙碌起来，四处打探消息，通风报信。不同籍贯的便互相交流家乡的情况。几位通过家庭关系迅速解决好一切的同学则整日优哉游哉无所事事，看得旁人眼睛冒火。而要户口还是要事业成为两难抉择。女孩子凑到一起便开始叹苦并相约共同租房，构想以后如何生活。打算回原籍的几乎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