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家关于录取照顾政策的有关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中阶段如果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可获加20分的奖励。由此，一场“批量制造”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运动”，在西安静悄悄上演。
2004年6月18日，西安市沣镐西路，某学院戒备森严，由陕西省招办组织的体优生复审，正在这里进行。这是学校的一个侧门，铁门外的小操场上，已经聚集了1000多人，这些都是陕西全省来参加体优项目测试的学生以及陪同的家长，在理论上讲，只有顺利通过今天的复审和测试，才能获得省招办的认定，享受加20分的待遇。
操场对面的围墙上，贴着黄纸红字的“考核要求”——必须携带高考准考证和二级运动员证，在点名检录后，方可进入考场。
检录处一共4个，分别是篮球、足球、排球、其他。测试从早上8时开始，考官拿着一摞表格，往检录处一站，人群随即蜂拥而上，叫到名字的20个考生，随即排成两队，将两证交给考官检验无误，然后鱼贯入门。
操场上，一位身着红色运动衣的小姑娘，正在父亲的陪同下投篮，她身高约155cm，身材纤弱，投篮姿势颇为笨拙，站在篮下连投了4个两分球，一个没进，急得她父亲满头冒汗，也引起周围考生和家长一阵低声的哄笑。但她手上也拿着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考生陈甲身材高瘦，他称“我是个冒牌货，实在没信心”。陈甲是学习尖子，估分640多分，“再加上这20分，十拿九稳可以上清华”。但他明显缺乏体育锻炼，脸带潮红。
“我当时看到他们的证，都笑起来了，”某高三班主任王老师说，“怎么说呢，真的(证)是人家的实力，假的(证)是人家的能力。”
王老师的班一共50人，这个文科班竟然有将近20％的人是国家二级运动员，这是一个颇为荒唐的数据。陕西省西铁中2004年一共327个高考生，国家二级运动员一共31人，也就是说，全年级将近1／10的考生是体育尖子，这同样是一个荒唐的比例。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普通高校招生处徐处长向《南方周末》记者坦承，“省考试管理中心从1998年开始组织测试，在这之前，报上来审核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是直接加分的。”
2004年陕西全省一共申报599人，但实测时只到了477人。初审合格的仅为285人，不合格为192人。全部算下来刷掉了2／3。
“中国第一考”的高考都是如此，其他形式、种类的考试便可想而知了。
无考不作弊几乎成为大学里公开的秘密，而将这“公开的秘密”推向极至的，算是两起公开披露的案件——
重庆市大学女教师孔某利用监考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机会，伙同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屡次贩卖四级考试答案非法牟利，造成全国各地数百名高校学生作弊。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孔某等10人已经被逮捕。
年仅25岁的孔某，2001年自四川外语学院毕业后，任重庆某高校外国语学院教师。两年来，她和同伙3次作案，在考试前1小时内将试题答案通过互联网贩卖到11个省市，获利总额约20万元。
2004年6月，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前1小时，孔某领到装有试题的信封，在女厕所拆开，让等在那里的人到校外复印后再把原题送回。孔某事先安排好的几名研究生拿到试题的复印件后做出答案，通过OICQ（一种网络聊天工具）传到买家手中。
此后，孔某团伙在网上发布可以提供英语四、六级考试答案的帖子，并留下供联系用的OICQ号码和网上邮箱，并让人收集互联网上求购答案的信息，该团伙与重庆、浙江、河北、北京、四川、辽宁、上海、广州、江苏、山东等省市买家在网上建立联系后，购买手机卡、开设银行账号接收买家汇款。
2002年12月举行的四级考试中，孔某将与自己一起监考的同校教师支走，换成自己的同伙——24岁的四川外语学院在读研究生杜某。该团伙各成员按事前的做题、卖题等分工安排，复印试卷、分工做题并发送答案。
随后的2003年12月英语四级考试，孔某团伙继续作案，造成大规模舞弊事件后，被警方察觉立案。
2004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面积作弊是此类新闻的又一个亮点。一周时间内，一连串的事件把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先是考前7小时四级作文题就现身网络，泄题事件一时间成为社会热点新闻。继而，青海个别高校四级考场上的怪现象更让人瞠目结舌：一间考场近三分之一的考生用手机收发短信；辅导员为本班学生监考，发现枪手却视若无睹；作文要求写致游客欢迎辞，开考后有老师拿着附有英文翻译的景点门票进考场。
让一届届学子充满敬畏苦苦应对的考试，现在容纳了如此嚣张的作弊，这是对四、六级考试本身的亵渎，也是对教育的亵渎。
人们不禁要问：四、六级考试的作弊现象为什么这么严重？
我们可以归因于现在的大学生不讲诚信，也可以批评一些高校管理不严、监考不力，但依我看，四、六级考试本身难辞其咎！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四、六级考试作茧自缚。
“高二”、“大二”、“硕士生”、“博士生”是个什么概念？他们都应是久经考场的老手。从案件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老手们”在作弊时的那种从容和镇静，足以让我们感动。这，就是“诚信协议”的基础？
2004年高考对诚信的特别强调，与这几年来高考舞弊、特别是集体舞弊行为增多，严重扰乱高考的公平与公正有关。在此之前，北京、安徽、江苏等省市甚至相继推出“诚信协议”、“诚信责任状”、“诚信合同”等。在“承诺制度”已经成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柱的今天，“诚信考试承诺书”折射出的东西让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一个声音在呼唤：这个社会的诚信哪里去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信赖？假烟假酒、假奶粉假食品、假报表假文凭假钞票……有搞笑说只有亲妈才是真的，那爹都未必靠得住。我曾经引用过孟德斯鸠的话，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许多人很愤慨，我也曾经愤慨过。但愤慨过后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美中教育联合会主席、美国乔治亚州肯尼索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万毅平博士亲历了中美两种教育制度的教育学家，对于国内的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有不少话想说。
“中国教育的关注重点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是以分数论英雄；而美国的教育，主要是从考试中看到你有哪方面的潜质。”
“美国学生也有作弊的，但作弊的迫切性比国内考生要小得多。”万博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学生可以不断地换专业、换学校。一门课通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能说明他可能不适合学这门课，他可以换一门，没有作弊的必要。
另外，美国人很重视孩子从小就讲信用，一般在考试之前，学生们都会宣誓，或者签字，表示他不会作弊，这场考试的成绩代表他的真实水平。
作弊也意味着撒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美国孩子把撒谎看成十分严重的问题：TONY是一所学校演讲团的成员，2003年他和这个团的另外9名成员一起，参加了一场州际比赛，并取得了第一名。为了表示庆贺，他们中的几个人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饮酒，这在当地学校是绝不允许的，但TONY也在其中。
事情最后还是被校方知道了，学校要求这10个人对自己是否饮酒作出承诺。TONY向学校撒了谎，并因此保住了学业，而其他承认饮酒的学生则全部被学校开除。
但此后，TONY所有的同学都离他而去，在以后的演讲比赛中，再没有一个人愿意与他搭档。所以，社会普遍观念告诉你，撒谎可能会使人在短时间内受益，但从长远看，绝对得不偿失。
国内考生的作弊现象之所以严重，症结在于以分数定终身。中国的教育机制是淘汰机制，分数考不高，就意味着你被这个教育体系淘汰了，所以学生们想方设法，哪怕冒着损害个人诚信的危险去作弊得高分。而在美国，教育仅仅是个检测的工具。
舞弊之后的成功，不只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诚信带来了威胁。
国际英语水平测试——雅思考试，别说迟到1分钟，就是考官认为的30秒钟，你也别想进考场。正式开考前，先发试卷，任何人不准看题、动笔，只要你发出动笔的声音，或者被考官认为你在看题，你的考试资格即被取消。考试结束前5分钟，考官报时。当他（她）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一声令下“停止”时，你千万要立即放笔，一个字也别写，否则只要他（她）看到了，即以作弊论处。这个过程中，没有考官的解释，更不容考生的辩驳。在考官眼里，考生作弊了，是考生违犯了考试制度；考生作弊了考官不处理，是考官违犯了考试制度。
也许正是这种对考试制度的绝对维护，使得我第一次走进雅思考场时，就产生了那种对雅思深深的敬畏感。而且，也是我这个30多岁的老考生所见的第一次所有考生都这么规矩的考试。
为什么同是中国人，一参加雅思考试，大家都能这样严守规则，令行禁止？一参加自己国家的考试，哪怕是高考，都老是有做小动作的欲望或行为，都总是向往着能有“好商量”的余地？
一言以蔽之，雅思是西方人命题、西方人主持监考的。他们没有通融和商量的余地，纵然你是“长”的儿子或者“书记”的孙女。聪明的国人们大约都知道，“笨拙”的西方人是只认制度这个死理的，所以，在西方人监考的考场上，我们的考生才都这么“乖”。上次到香港，我曾被相似的问题困扰。我问香港朋友，为什么同是中国人，香港的交通就这么有秩序，有规则？广州就这么人不让车、车不让人？朋友回答，香港传统上是英国人在管理，英式管理是一种制度为上、为先的管理。
两相印证，不难看出，制度的神圣与严肃与否，取决于制度的执行者，本质上与百姓无关。执行严肃，制度就严肃，从而百姓对待制度的态度和行为也就严肃；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戮力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的人。
其实这一点已被古今中外的考试制度所证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如刑场，在美国考试作弊有可能会被判处刑罚等，就是明证。各个省市要求学生签订“诚信协议”、“诚信责任状”，事实上也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一个诘问：我们何时恢复高考原态？我们应当怎样恢复高考原态？
知识经济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仅社会地位在提高，其在择业及待遇上的前景更加让人羡慕。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已把孩子上学的费用看成是一种投资——对一只可以长期持有的、“前途无量的原始股”的投资。同时，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一考定终身，全社会对高考的空前关注，直接导致了近年高考经济的炙手可热。
于是，“考试经济”、“考试社会”、“考试服务”等应运而生。
学生一上高中，便以高考为奋斗目标，与高考有关的消费更汹涌而至，各种花销甚至要持续到孩子大学毕业。
各种补习班，不用动员，家长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交钱送孩子前来补习；各种复习资料，只要觉得孩子有用，家长也会不惜代价买下来；而教师单独给孩子补课等收入，则已经占教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了。
出版社也瞅准高考这一赚钱的大好时机，大量出版各类复习资料，临近高考，各种高考复习书籍的广告牌便立在了各大书市最显眼的位置。一本标价20元的参考书的成本仅6至7元，每年高考前，要求考生人手一册考试说明，薄薄的一本，每个印张定价1元多。年复一年，仅此一项就能让出版、印刷商赚得盆满钵满。
为给学生提供诸如择校等帮助，在各高校举行的招生咨询会上，10元、8元的门票家长也毫不犹豫；连带出售的各种资料及10元一本的高校介绍说明书都成了抢手货。
全国名校更纷纷以自己的独特优势推销自己。有的高价出售自己的高考复习材料和高考模拟题；有的派出名师去全国各地讲学；有的在北京召开“高考信息研究会”。这些招数吸引了全国师生虔诚的目光，汇款单也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各主办高校。据一位名牌大学教师透露，学校仅靠每年出售高考模拟题就使该校教工额外收入达五位数。
这么好赚的钱谁会放过？各宾馆也迅速在高考期间推出“钟点房”，供居住条件不好的孩子和家长休息。“钟点房”还特别针对高考生推出“营养餐”，声称确保考生的饮食卫生及考生需要的各种营养等，这招还真使不少家长趋之若鹜。宾馆因此获利多多，而且还被称为宾馆淡季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高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一些家长专门让孩子“打的”上下学，一来节省时间，二来提高了安全性。更有甚者在高考时为孩子包租出租车，上海有一家长特为孩子租了一辆豪华的“卡迪拉克”，光车费就要上千元。
一些大小药店，贴满了各种“大补”学生的营养品广告，健脑补品冲剂、片剂、口服液，瓶装、盒装、大礼包全部堆满，售十多元到两三百元。药店老板也有些搞不明白：高考时越贵的东西越好卖。
每场考试结束几小时后，就有正确的答案出售了。高达10元钱一份但就是没人会嫌贵而讨价还价。一个省几十万考生，算下来这可就是一块上百万的“大蛋糕”。提前查分则是信息台的专利，不过要打信息台提前知道自己的考分，10元一次，比打香港、澳门还贵。但是“脑袋已经进去了，谁还会在乎两个耳朵？”，为确认自己的得分，不少考生还反复拨打很多次。
2003年6月23日，江苏省高招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引起社会关注，宣布该省今年高考阅卷结束，考生在27日前后可查询成绩。不过与往年不同的是，考生只能通过声讯电话查询，移动和联通的短信查询业务已被取消。
江苏省招办于6月5日举行招标会，公开竞标拍卖2003年高考查分业务。江苏电信最终以120万元的价格胜出。
一个问题滋生出来：招办有权卖高考成绩吗？高考分数，到底是私人信息，还是公共信息？能否以竞标方式来出卖？一考生家长也想不通：“考生交纳费用获取了考试资格，考试分数当然是个人的信息。而现在的情况是，我自己的东西，还要我再出钱买回来。省招办的角色最多是个仓库管理员，他怎能随意处置仓库里的货物？”
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告诉我们，在热热闹闹之中，有多少家长会去较这个真？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成都市郊的一个度假村就迎来了200多名学生，这群特殊的消费者给这个度假村带来了10余万的收入。还有更多考生干脆天南海北地旅游去了，令大大小小的旅行社赚得眉开眼笑。接着是大大小小的庆功宴、谢师宴、告别宴，又够大都市的大小餐厅大赚一笔了。曾花大价买来的教科书、参考书、辅导书等，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但收破烂的小贩们又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