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武汉的城市表情很郁闷，情绪坠落到了最低点。
当民军和汉阳百姓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从龟山向江中开炮，造成严重伤亡，“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民立报》1911年12月1日）“汉阳失守后，武汉人异常悲愤。所有车夫舟子，皆相顾涕泣，因此武汉三镇，无一人力车上街；襄河及大江两岸，上自金口，下到阳逻，帆船绝迹。汉口市场，被清军烧成焦土。其余未被燃烧的街市，亦皆关门闭户，寂然无人。”10月18日《汉口中西报》还报道：“汉口逃乱之人原以念一日某国兵轮到汉耀威，试炮三声，闻之者各寒心丧胆，旋即起意搬迁，有迁于租界地内者，有回本乡者，有乘轮上下各回原省者。下江人之家眷现几走十分之八，本省人之家眷几回十分之九。汉口近三日间较前日已少去三分之一。”
武昌城也乱了。先后回到城里的士兵，没有人约束，没有人安置，没有人管饭，他们手拿枪械，满城扰攘，闹得百姓人心惶惶。很多投奔武汉参与抗清的人作鸟兽散。面对如此纷乱局面，黎元洪立即发布布告，通令各协、营长官选择地点设立营房，收集各部队的士兵、军官，整理军械，募补新兵。
湖北军政府挽狂澜于既倒，于11月27日晚由黎元洪主持召开各军将校开会，决定革命的前途。那天，武昌红楼济济一堂，到会者约六百余人。当时情况，一种说法是：黄兴自承放弃汉阳，深以为愧，当往上海与同志合议，从速攻下南京，为武昌声援，此外并无他语。孙武请总司令报告汉阳战事经过情形，黄不作理会，默然有顷，即退席。一种说法是：会议正在进行时，黄兴率司令部成员到达军政府。形容憔悴的黄兴说，这次汉阳之役，不是军队不多，不是阵地不坚固，不是弹药粮秣不充足。导致失败的原因，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没有良好的训练，第三、缺乏机关枪。从第一次败退起，兵士一听到机关枪声就极为惶恐，有的长官也畏避不前。我曾几次发布命令奖励不畏惧机关枪的官兵，但收效甚微。至于下一步，从全国局势看，革命重心必定移到江浙一带，其中南京龙蟠虎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得南京者得东南。因此在各地起义中独南京还有战事，东南几省联军又久攻不下。鄙人愚见，既然汉阳已经丢失，武昌就不易保守。而满清军队可用之师全在湖北，何不避其锋芒，放弃武昌而移师东下，用武昌之兵援助东南革命党，合力取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
张振武、李翊东、甘绩熙等听说要放弃武昌，纷纷起来抗议：头可断，血可流，武昌不可弃！张振武拔出手枪高高举起，大声喊道：如果有人再提放弃武昌，我就请他先吃一颗子弹！全场掌声如雷。刚从日本归国的范腾霄站起来平静地说：失去汉阳则武昌不保，从战术来看，黄公所说是极对的。但军事上战略永远重于战术。武昌如人的首脑，略有摇动必影响全国。正因为如此，淞沪皖赣各路援鄂大军已经出发。他们不远千里来支援湖北，而我们却不战自弃，此一失也。汇集南京的东南诸路大军是清军将领张勋守城军队的十倍，我想南京不日可下，不需要武昌移师参加。武昌若弃湖北而依附东南，指挥之权谁握，意见之争必起，势必影响攻击南京，此二失也。顾手足而弃首脑之武昌，首脑失则四肢随之，必定影响民国生命。此三失也。有此三失，武昌绝对不可放弃！此语即出，获得全场热烈鼓掌。
败军之将，何可言勇。黄兴的处境已很尴尬。散会后，他对黎元洪说，大家既然不赞成放弃武昌，只好我一人先往上海，等克复了南京，我会带精兵两万驰援武昌（这显然是开空头支票），请都督好自为之。于是向军政府领了20万元现洋（黎元洪也着实慷慨），当晚与李书城（一说李已前一天离汉）、陈磊等人乘船东下。
黄兴当夜过江到汉口，翌晨乘“南洋丸”轮东下。此事让人有点搞不清楚：汉口虽为清军占领而商旅仍行？黄兴等还能安全地畅通无阻？何以武昌汉阳没有通航大码头？这些问题有待深究。反正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黄兴要走了。黄兴从10月28日抵汉到11月27日离汉，整整一个月，并非功成身退。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据说，“当时名流集议上海，推庄蕴宽到汉观察战事及其他。庄往汉阳晤黄，一见倾心，期望其一往上海，主持国是。”这是黄兴早已想好的退路。黄兴有五子，其长子黄一欧时任江浙联军沪军先锋队副司令，这也是他急于东下的原因。
黄兴一世英名都葬送在武昌和南京，且对手都是冯国璋。有的人说，黄兴是四条腿，黄字下面两条腿，兴字下面两条腿，所以跑得特别快。钱基博在《辛亥南北议和别记》中写道：没有哪一个不是他指挥的，而结果没有哪一个是不败的：而每败就责怪部下，自己逃走，一时有长腿将军之号。然而败而不挠，一有机会他马上又会发难，革命党人就是以此推举他。
人一走茶就凉。有一则传闻说，黄兴的离去和到来境况迥异，前者轰烈后者悄然。他出草湖门，绕道毡呢厂，尔后在那里乘船。当时的他“布衣草履，面目黧黑”，就像一个刚从田间归来的农民，同船乘客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伟人。
51.商会为开创民国铺开了血路
“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淹波涛。男儿争斩单于首，祖龙一炬咸阳烧，偌大商场尽地焦。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于鄂江潮。”黄兴在离开汉口的江轮上填词《山虎令》以抒怀，心情不会不刀剜般沉痛。
时势造英雄，这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期间，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清军中的反正者，都作了英勇的表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武汉商界精英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更具本土民间性质，是这座城市的捍卫者和守望者。
1911年出版的《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中写道：“汉口为中原最大之市场，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之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此间。然国家幅员至广，以前闭关自殖，斯民知识，未能铲除省界之见。故为商战自卫之策，各自分其圈限，彼借‘帮’以自立，此借‘行’以自立。盖本于合纵连横之意，亦团体进化之一阶段也。”美国汉学家罗威廉曾认为，汉口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城市的管理权和管理事务不是为官厅控制，而实际上有由行帮和民间团体所操纵。清代汉口城市的行政弱化和商人、民间团体组织自治以及在公共领域活动的兴盛，特点十分明显。汉口商业发达，商人云集。“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叶调元《竹枝词》）开埠前，汉口有一些商人组织，如山西、安徽等会馆，铜器业的江南、江北公所、银炉坊帮的“太清宫”等。清末武汉各种行业组织、旅汉商人会馆有二百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华商总会、汉口商会（1907年）、武昌商会（1908年）等。其社会保障功能堪称完备，参与社会救助向来积极。“传闻走水（失火）共惊猜，长柄灯笼挤满街。轿子飞跑锣乱打，各帮会馆水龙来。”凡救灾、赈济、消防这类大事基本上是依赖商人及商团组织进行的。尤其在辛亥革命的战乱期间，他们的作用更显重要。
首义伊始，革命和反革命都在争取商会和保安会。
据皮明庥著文介绍：10月10日晚间湖广总督瑞澂从武昌督署逃出，很快赴汉口商会“央请设法”。商会总理咸宁人蔡辅卿“方拟举办团练，忽接都督（黎元洪）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武装相抗，违则严究”。蔡辅卿马上召开会议，改弦更张，令各保安会“以白布为标记”接应民军。当民军11日晚开赴汉口时，汉口商民燃点鞭炮，夹道欢呼。御史温肃在奏折中云：“汉口商会总理、道员蔡文惠（辅卿）开门迎贼，贼以兵三百人渡江遂占汉口。”10月12日，詹大悲带了少量部队从武昌过汉口，立即找商会负责人蔡辅卿、李紫云会商，双方达成谅解。“武昌遣90人至汉口商会议设保安会，索兵饷60万，允保汉商，闻已署诺。”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商会中人并参加军分府工作，商人刘少舫主持庶务。在武昌方面，担任军政府政事部参议的有商人吕逵先和刘树杞、陈英芳、熊道璜、高元藩、王世杰等。官钱局总理则由徐荣廷、吕逵先担任，造币厂厂长为时功璧，范尚武等。
无政府真空时期，社会沉渣泛起。在民军没有从武昌渡江以前，汉口各团联合会即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之责。当时汉口秩序紊乱，各团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迅速组织力量，维持秩序，接应民军。“辛亥八月二十日，汉口清吏闻起义武昌，旋弃地遁，民军未即渡江，巡警散，兵力微，秩序大乱，汉口（各团）联合会忧之，乃集合二十二团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以保卫地方协助民军为要义。”各团联合会负责人马刚侯、关少尧发动团员，“风起云涌，首先响应”，一面分途演说，安慰人民，称民军运筹美备，虎贲鹰扬，救民于水火而登衽席，诚属易事，请各店居民照常交易，劝户悬一灯，家抽一丁为护丁。”此情此景，何等地同仇敌忾、齐心协力！
筹款济军为商会商团支持武昌首义的重大行动。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一百多万元。湖北军政府在5天内扩军四协，筹集军费之巨之急，全靠武汉工商界慷慨解囊。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统领何锡藩在命令中说：“本部军给养，以汉口商会与军政府所办之粮秣在刘家庙车站领取。”（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汉口商会董事韦紫封、刘子敬、刘歆生、李紫云、蔡辅卿、宋炜臣、万撝伯等32人共同发起国民捐，其《劝捐书》云：“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国民主苦于专政体者久矣，今幸民军发轫不数月而望风景从者，已有达十有余省。”“故不论士农工商，均宜同心助力，乘此千载难逢时机以争万世和平之幸福。有勇力者当以身从戎，无勇力者即任以财助饷。”这次发动募得款项七万多元，武昌捐款办事处亦募得四万五千元。湖北军政府还计划以商人刘万顺、韦紫封的私有土地为抵押，向湖北官钱局借债三百万两，亦得到刘韦二商的支持。商会李紫云还为汉口军政府“代筹巨款数十万元”。10月14日，当一日本人赴武昌访黎元洪谈及军需时，黎笑而言曰：“……现在商人之捐助军费者百元二百元不等，商人如此慷慨，吾等决不忧军费之缺矣。”（《辛亥革命》）
武汉三镇商团作为一支民办地方武装为配合民军发挥了作用。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把持要路，控扼市区缉拿奸细，捕捉抢匪。时有不逞之徒蠢蠢出动，抢劫纵火。10月11日，汉口从清早到夜间发生抢劫案数十起，汉口官钱局各钱庄及典商同时被劫。商团在13日早晨就捕获抢匪三名，押至四官殿枭首示众，平息了骚乱。还在一个小客栈中抓获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参谋长刘锡祺并处死。据温楚珩回忆：“当晚（10月12日）派兵一队会同原有商团分巡街市捕斩抢犯三名，秩序开始恢复。商会副会长李紫云热心赞助，人亦精明干练，深夜本人以馒头、酒肉等数十担，犒劳枵腹终日之军士。”
当战火弥漫之际，工商界的支前工作也特别繁重。汉口商团于清军到达之前的10月14日，就在沈家庙、商育婴局、济生局、小关帝庙、友仁、义社五区设粮台，负责粮食供应。同时“禀呈都督委派胡光瑞、丁振凯、曹星源、曾广生等四人设局经理其事，担任接济阳夏两处军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各商团“群相解囊”，购卖干粮，以济军需。“汉口商会总理蔡辅卿等，星夜赶做馍馍，烧开水，送上前线劳师，以致兵心大壮。”（王保民《武汉辛亥革命闻见录》）汉口四区公益会在歆生路余庆里、长源里等处设立军人招待听，接待作战官兵。10月18日各团联合会接到民军“飞信”，需要子弹和夫役，各商团乃率会员、夫役从汉阳枪炮厂将子弹、炮弹火速运往前线。此后，每日均有会员、夫役出动。自10月25日起，各团联合会发米百石专供军食。当时在如寿里搭盖大席棚，架大锅十几口，造饭送至刘家庙、大智门等处。在刘家庙、滠口一线战斗中，“沿途农民拿着锄头和斧头帮助民军打击敌人，夺得很多枪枝交给民军。汉口商民亦组织慰劳队，抬牛肉酒食到前方劳军，并帮助运送伤员和战利品。”（邓定人《武昌首义》）万昭度等组织的汉阳商团极力“维持秩序以辅助官力所不及”，“严禁出入，防杜汉奸，日夜匆忙”，“押运粮食，不遗余力”。并将汉阳积存谷米三千多担“援救民国”。还有一位旅鄂湘商李炳炎，“鄂省起义，督粮到鄂，承办鄂省湘米公司，是时军需告罄，人心惶惶，李奔走呼号，将储存湘米全数接济，复在同乡富商处，劝捐军米约四百石。”（《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资料》）后军务部长孙武等委任李炳炎为运解粮米采购员，接济粮台军需。
组织红十字会从事战事救护，也是商会进行的重要工作。汉口商会及时地创立红十字会，由荣昌照相馆老板、革命党人李白贞与商界崔世瑞、陈凤池、周承训、王琴甫、刘子敬等人商议成立，并联系仁济教会医院、中西医院，救护伤兵，掩埋牺牲之民军。武昌商会负责人吕逵先和巨商徐荣廷也积极支持此项工作。红十字会自成立起到停战止，70多天共收容伤病员一千三百多人，药品均由商民捐助。
各商团还直接投入战斗，羽翼民军抗击来敌。汉口龙王庙船帮、土果帮，冒着枪林弹雨，拖出大小船只在水路上横成一排，阻止清军从水上进攻。当民军三十二标二营在歆生路一线崩退时，“管带任光耀出逃，其余百余人由商会出面接洽，留其保卫歆生路，至是，与四十二标联合，分防汉口。”（《辛亥革命先著记》）位于长江汉水之交的龙王庙，在清军进攻时腹背受敌，该段水土果帮自治会副会长张既如、余翰臣率团员“曳去船只，阻碍北人”，同时输送军械，以“补助于民军”。汉口堤口下段商团有18人参加作战。四官殿保安会书记周松樵等26人“荷枪助战”。各团“荷枪助战，不畏险阻者”大有人在。
还有一个“商界巨擘”刘鹄丞，曾与吕逵先等共组武昌保安会。所属王荫槐见义勇为：10月12日上午，“北军由晴川阁炮击武昌都督府……霎时火烟迷空……君奋然曰，不救都督府，何用善堂水龙为？乃衣戴笠，躬自持旗，号令于市……编制十余人，督水夫驰至都督府喷击二小时。”（《武昌保安社绅实录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