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领导我们？国人本能的崇官意识由来已久，革命党人虽然有推翻清廷的雄心壮志，但在权力面前却“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总希望有一个大人物出来号召天下。大家面面相觑。遍视会场，发现9月24日在胭脂巷11号开会提议的革命成功后湖北新政府的人选中，只有蔡济民、邓玉麟两人在场。革命军总指挥部原有21名干部眼下仅蔡济民、吴醒汉二人。同盟会的领袖人物——黄兴远在香港，居正、谭人凤、宋教仁都在上海。这些人一时都不能赶来武昌就职。另外，起义的策划人孙武、蒋翊武一伤一走；还有一个刘公，本已选为都督，现隔绝在汉口不能过来。
会场上议论纷纭，有人说，等我们光复汉口刘公就可以过江来武昌，都督一职不要今日就定，更不要抛开刘公。有人说，武昌汉口隔着一条长江，我们一无军舰二无水师，怎么去光复汉口？哪一天才能等到刘公过江？环顾左右，与会诸君中若论资历名望汤化龙是第一位，就有人提议他当湖北都督，并且得到许多附和。
汤化龙早有准备，站起来拱手道，兄弟我本是汉人，对驱逐鞑虏一向赞成，留学日本时已经知道帝制恶而共和良，对孙文君本人也十分敬仰。在这共和初创之时推举我掌湖北，不啻赐给兄弟我一展宏图的良机。只是当今湖北革命尚处紧急，满人调集大兵来征伐是难免的事。用兵乃当今第一要务，而兄弟我对军事一窍不通。正所谓有其职斯有其责，有其责斯有其忧。若兄弟我无自知之明唐突受命，误国家、误革命，其过大矣。胡瑞霖紧接着说，眼下这个都督应该是一军界人物，最好是能指挥大军与清军对抗的人，才能确保昨夜苦战得来的胜利不致丧失。这时，议员刘赓藻不失时机地提出“统领黎元洪”这一人选，许多人都说可以把黎统领找来商议请他当都督。
36.天上掉下来个黎都督
武昌阅马厂附近左旗的那地方，东西两边有许多一排一排梯形的新建两层洋式兵房，中间一大片很阔的操场，南面一所将校会议厅，北面就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堂堂协统黎元洪就在这里办公。
见过黎元洪的李六如有过如此描绘：“此人，头戴红宝星军帽，身穿蓝制服，脚穿黄色长统马靴，手里拿着一叠纸，年约五十来岁，肤色微黑，矮胖子，一嘴黑而且浓的八字胡。两眸微眯，像是个胸中不正的人。这就是现在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黎元洪。”
其实，黎元洪并非半空中掉下来的领袖人物。据万迪庥回忆，早在辛亥三月，在赴武昌洪山宝通寺的一次会议途中，蒋翊武曾对他说：“今日之首脑会，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孙武也回忆，辛亥五月初一在长清里93号的机关开会，会上“决定本年冬季起义”“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因此，湖广督署一打下，就已有人去找过黎元洪了。这里有个曲折的过程，也有不同的说法。
“天刚破晓，三十九标二营排长王志超等去迎接黎元洪……这天早晨黎元洪被革命党人马荣、程正藻（瀛）等在黄土坡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中寻出，并拥至楚望台，与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晤面。”（皮明庥主编《武昌起义史》）
“黎元洪看到大势已去，才带了执事官王安澜避居黄土坡的该协参谋刘文吉家中，并派伙夫回家将他平时储存积蓄的三个皮箱搬来。他们在途中恰好被担任巡查的工程营士兵汤启发、程正瀛、马荣等截获。一追问，就从刘家把黎元洪查出来了。”（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
至于广为流传的黎元洪“床下都督”之说皆不见于严肃的文章。当事人王安澜民国初年多次说过，“反正以后有两件事老闹不清楚，一件是工程营打第一枪，有人说是熊秉坤，有人又不承认，年年双十节都为些事争论不休；另一件事就是说黎元洪是他们从床底下拖出来的。这完全是糟蹋人！……这些家伙都是玩掉了脑袋还要去捡帽子的亡命之徒，不听我们阻挡就冲进天井了。黎都督先在厢房里听动静，看见有人进来就闪到床里边帐子后面去了……”黎元洪那样壮硕的身体，根本不可能钻到床底下去，此说不能成立。显然是后来革命党人为了丑化他，变躲在蚊帐后为钻到床底下，作了艺术创造。但是，黎元洪被多方要挟才反叛清廷确是事实。
这天，黎元洪在左旗协司令部内的四十一标坐镇。四十一标原先共有三个营，此时第一营已调往沙市，第二营（即蒋翊武所在营）出防岳州，剩下的只有第三营，加上第一二营的留守人员，总共不到六百人。当得知总督衙门被炮击起火、瑞澂已离开的消息以后，黎元洪黯然站起来对手下宣布，现在请各位自便吧！随后他并没有回到附近千家街私宅，而是在协皮革厂里徘徊一会，由执事官王安澜随同到了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那年月，黄土坡中段有几条横巷，驻防在左右旗的团营级军官许多在这里安置了公馆。
东方已微露曦色。鄂州人马荣、汤启发等直奔黎元洪藏身处。已脱下协统制服身着便衣的黎元洪被伙夫“引狼入室”，面对突至面前的革命党人请其去共商大事，他没意识到这是历史的机遇，反倒有些惶恐。他立即推辞：你们革命党人材济济，要我有何用？“众知黎毫无诚意，程定国（正瀛）大声呼曰‘时急矣，将从而生乎？抑不从而死乎？统领自择之。’”（熊秉坤语）这情景有点像“西安事变”。而朱树烈的记述是：吾党同志蔡济民、王文锦等在黄土坡一带追寻黎元洪踪迹。蔡向黎从容正色而言曰：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黎闻之始出。
据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军童愚回忆，当时黎头戴瓜皮青缎子帽，身穿蓝呢夹袄，夹衣上穿一件海狐绒对襟大袖马褂，脚下穿的双梁青缎子鞋，背后豚尾尚未剪掉，完全前清官僚神气。面容沮丧，毫无愉快表情，似一肚子的闷气无处宣泄者。此时在众人裹挟之下被带往楚望台。黎元洪登上城楼，看中和门正西方向，督署衙门已焚毁，钟楼倒塌，那里上空正飘散着缕缕青烟。吴兆麟在这里已担任了十多个小时的临时总指挥，见到上司兼老师的黎统领，他命令士兵列队举枪致敬，极表尊敬。一炮兵高呼，请统领下令作战。随从王安澜请黎元洪不要理他，这炮兵拔刀相向，欲杀王安澜，黎元洪忙以身遮蔽。
正午十二时至红楼，黎元洪虽受宠若惊，仍愁容满面。吴兆麟好言相劝：“……统领素爱军人，甚得军心。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后来吴兆麟又在咨议局说服黎元洪适时顺变，担当重任。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武昌起义者没有了陈胜吴广那样的霸气。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如此谦让，意味着他自动退出了一个可能展示才华的平台。他和另两位起义指挥者蔡济民、熊秉坤都力劝黎元洪当都督，可能表现出湖北人一定的磊落胸怀和政治理性，但打江山者不能坐江山，这也许是武汉人的宿命，令人深思。
“二十三日入武昌，黎督双眉锁未张，一言三叹气，两泪几盈眶，叮咛慰劳，俯首彷徨。查阅二十四史人物，开天辟地，那一个五衷内如此胆怯，那一个五脏内如此血凉？任张彪残部驻扎肘腋，一连六日观望。幸同志丹心愤血，黑铁磨光，连天鏖战我武扬……”谭人凤事隔两年后仍作词讥叹黎元洪的首鼠两端、犹豫不决。10月11日下午，清军三十一标一营管带郜翔辰带领旗兵残部突袭咨议局民军军政府时，黄冈人李翊东率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军奋勇抵抗，黎元洪乘机走避曾（国藩）公祠，数小时后被李翊东寻获迎回，使其叛逃未遂。（一说是暂时避让）
见这个黎菩萨（又称老黎、黎胡子）死活不肯就任都督，李翊东用枪指着他说，你是满人奴才，按理该杀。今天不杀你，反推举你为都督，而你却不答应，难道你甘心做满族奴才？如果你要死心塌地做满族奴才，我就要杀了你。沔阳人朱树烈挤到黎元洪面前说，我们都是汉人，自满人入关以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我汉人日思夜想的。现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梦想在湖北就要实现。为汉族计，为国家计，统领都不该推辞。今天为表我们推举统领任都督是为国家、为民族的诚意，我以死相谏！说到这时朱树烈竟要拔刀自杀，满场大惊。
据说刘公在接受《楚报》访问时透露：“我们命令几个士兵把刀放在他的颈项上，告诉他说，如果拒绝就立刻将他杀死。”虽有种种威胁，黎元洪这个受张之洞栽培承皇恩浩荡的一旅之长，要转变思想和立场确是不容易。如他在写给萨镇冰的信中所言：“其是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变。”形势的发展已经由不得他了，革命党人已造成既成事实：李翊东取出一张预先写妥的安民布告对黎元洪说，请都督在上面签署一个“黎”字。众目睽睽之下黎元洪坚决不签。李翊东提笔饱蘸浓墨说：“我代替你签，看你如何能够否认？”便在布告下角的都督二字下大大地写一个“黎”字。
作为革命的标志，黎元洪头上的那根辫子也要剪了。李廉方的书中写的是“二十三日蔡济民刘熙卿等为之剪辫”。一个“等”字，不知有多少人在场。操剪者有的说是陈磊，有的说是丁仁杰和刘度诚。“咔嚓”一声过后，这辈子第一次现出圆圆的光头。蔡济民抚其头，都督好像个罗汉。黎元洪笑曰，有点似弥勒佛。不知是否犯了“太岁头上动土”的大忌，那位陈磊不久后随同黄兴到南京时因同事玩枪走火而死。
有资料证明，黎元洪的转变与“柯家密会”有关。大冶人柯逢时为八省膏捐大臣，武昌起义后，他在家里召集过一次密会，讨论如何应付眼前局势。参加会议的据说有汤化龙、藩司连甲、臬司马吉璋以及大清银行监督黎大钧等。商议结果是，说服黎元洪同意出任都督，一旦革命成功，黎元洪可以保护大家的性命安全；如果清廷将革命镇压下去，则由柯逢时等出面朝廷保全黎元洪。这样进退裕如，对各方都有好处。后来，黎大钧借探视为名，去军政府把密会内容通知黎元洪，黎元洪这才解除了后顾之忧。
反正经历许多曲折，备受煎熬的黎元洪终于就范，不得不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黄袍加身”，阴差阳错成为划时代的民国巨人。一场全新意义的革命打出了两张旧牌（另有汤化龙任总参议），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也是革命党人不抱门户之见的智慧。如果说这是革命者最早运用的“统战”政策，但过犹不及，一旦主宰易位，反过来就会被他“统战”了。黎元洪摇身一变成为鄂军政府都督后，就站在了风口浪尖上，逐步进入角色，变消极为积极，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鄂军政府本来设立了以蔡济民为首的谋略处，为了把权力拿回来，汤化龙等人搞了一个《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由黄中垲起草，其要旨是取消谋略处，集军政大权于都督之手。后来才知此条例被书记员扔到字纸篓里了。这个时候居正来了，与黄中垲在江汉书院详谈。于是居正召集党人开会，假传圣旨说：“孙先生在海外研究革命多年，惟恐一旦起事没有法规可循，故预先定了这个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特派本人将条例稿送来，让大家遵守。”李作栋作为当时出席人之一，同样受了蒙蔽，还替居正帮腔，为通过此案费了很大气力。
10月17日，同盟会谭人凤、居正与汤化龙等在都督府和迁到江汉书院的咨议局多次商议后，又找蔡济民、吴兆麟等商议，决定以咨议局和谋略处名义，联合在武昌阅马厂筑坛祭天，举行隆重仪式，请黎都督率众誓师，借此树立黎元洪的权威。时下的阅马厂，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这天，黎元洪戎装佩剑，免冠叩礼后亲读《祭告黄帝文》：“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鄂军都督黎元洪，谨以大牢玄酒仪，昭告于皇天后土，及我祖黄帝之灵而誓于师曰……”此时此刻，黎元洪当热血沸腾。堂堂中华民国鄂军都督，正式以黄帝诞生后的四千六百零九年作为民国纪年，以告知世人，天下归汉。
章开沅曾说：以寻根方式重现黄帝伟大印象，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近代民族意识，是当年革命派进行启蒙教育与社会动员的宣传工作重点之一。1903年夏天，在革命排满声浪日趋高涨之际，刘师培以“无畏”署名发表《黄帝纪元论》，力主以黄帝纪元取代清朝正朔。“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一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1905年，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一世纪之支那》采用了黄帝画像，并配以题词：“起昆仑之顶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吾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黄帝作为源远流长且为亿万国人所认同的文化符号，对于同盟会的建立与辛亥革命的胜利，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传说中的华夏始祖黄帝即位于癸亥年，从癸亥到辛亥，七十六个花甲过去又加上第四个本命年，起义成功了的革命党人可以告慰汉族列祖列宗了。
最后，黎都督慷慨誓师：“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与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台下欢声雷动，全军举枪，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最后，黎元洪下台阅兵，骑着高头大马绕场巡视一周。《时报》报道：“呼声震野盈耳不绝祭毕黎元洪演说良久誓与有众一乃心力一时环者如堵。”
时来运转，首义都督黎元洪现在可以成为一个风云人物了。
37.清政府的紧急应对
武昌首义后，清廷上下惊恐万状，如闻晴天霹雳。他们深知“武昌为长江之襟喉、全国之冲要”，武昌丢了，清朝完了，于是“以急复武昌为第一义”。清军在北方可调动的新军计有九个镇，除禁卫军外，即驻北京第一镇、驻保定第二镇、第六镇、驻黑龙江长春第三镇、驻天津第四镇、驻济南第五镇、驻沈阳第二十镇、驻吉林第二十三镇。这些军队的一部分正集中在河北永平一带，准备进行秋操。10月11日，马队演习冲锋之后，正在等待阅兵大臣载涛作讲评时，北京的电报来了。载涛当时面如土色，对旁边的舒阿清说：“武昌革命党造反了，演习暂停。”遂连夜赶回北京。据有人回忆，那天下午7时天气陡变，降下冰雹大如鸡蛋，约半小时始息。讲迷信的人认为有“兵戈之相”。朝廷快速反应，启动紧急预案，最后决定将北洋精锐之师编为三军，以一军守卫京都，以两军南下武汉，利用新建铁路只须四十多小时即可到达汉口。并令水师都督萨镇冰率领巡洋舰队和长江水师沿江西上，一起向武昌发动疯狂反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