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厢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从军乐，乐如何。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张纯一作词、余日章配曲《学生军军歌》）
从花园山聚会到现在，湖广革命党人打入新军中历经十年磨砺，终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火山般喷发了。带着“亡清必楚”的血性、怀着驱除鞑虏的民族恨，一场民主共和与皇权帝制的决一死战，在武昌爆发了！
丁格尔在《中国革命目击记》里写道：“中国革命开始了。在开始的几天里，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件接一件的发生，追寻事件连续的线索变得非常困难。”
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下午5时，在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蒋翊武和刘复基等作好了武装起义的紧急部署，发布了气壮山河的作战命令。
但这一说法并非一致公认，尤其不为共进会会员所认可，这里或许有门户之见，也是武昌首义历史悬疑之一。据指挥部军事计划起草员王华国在首义周年时回忆，蒋翊武于当日午前九时半发“攻击之合同命令”、午前十一时发“给水攻队之命令”和“给火攻队之命令”、午后六时发“给第一独立整队长之命令”和“给第二独立整队长之命令”共五道，文尾均注“予在正司令部（即咨议局内）”。有亲历者甚至说蒋翊武于十九日率众起义。
“是日也，一夫左袒，三军尽甲，机事中浅，网罗四张……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这是蒋翊武为龚霞初《武昌两日记》所作序言，书中称赞蒋总司令“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才也”，“光复汉族，驱除满虏”，“此八字抵得一篇讨贼檄文”。并把该命令堂堂正正地列为九条，其中第三条还细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九项。很多当事人记得当时并没见过这一正规命令，分析是龚霞初事后杜撰的。
军事指挥部诸人取得于10月9日夜半发动起义的一致意见后，刘复基当即起草起义通知，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现在这个通知的原文已无法得见，综合李春萱、李西屏等人回忆文章，该通知对起义事宜作了如下规定：
（一）十八日夜十二点钟城内外同时起事，以城外炮声为号；
（二）起义部队左膀系白布为标志；
（三）炮队攻中和门，据楚望台及蛇山而击督署及藩署；
（四）工程营夺弹药库；
（五）第三十标专攻该标第一营之旗人；
（六）第二十九标以一营助攻第三十标第一营旗人，以二营助攻督署及捕捉伪督；
（七）第四十一标及第三十一标留省各部，分攻藩署及官钱局。
（《辛亥武昌首义史》）
无论是简单的通知还是详细的命令，都表明湖北革命党人作好了充分的计划，并对胜利胸有成竹。随着宝善里出事和小朝街的被破坏，情势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在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的缺席之下，作战计划由其他党人争先恐后地分别实施了。
“成则美之华盛顿，败则田横五百人！”（李鹏升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士兵起义，在绵绵秋雨中义无反顾地打响了。
30.城外李鹏升点燃马房
2006年底，《长江日报》“黄鹤楼·城”周刊曾经就“是谁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连续发表文章，热闹一时。鄂州人白雉山不仅出自对乡党的厚爱，也是尊重史实，指出真正打响“第一枪”的不是熊秉坤而是程正瀛。
文中写道：程正瀛，字定国，武昌（今鄂州市泽林镇大山村下庄屋）人，在湖北新军工程兵八营当兵，参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系工程营革命大队部参议。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晚八时工程营发难后，程正瀛随同熊秉坤等到楚望台集合，参加攻打督署。阳夏保卫战中，敢死队成立他任第一排长。汉口三道桥之战，徐兆斌阵亡，他递升副队长。后奉命守汤家山，五昼夜不下火线。汉阳失守，他护卫黄兴总司令回武昌。黎元洪奔葛店，他也是护从之一，后任工程第四营管带。程正瀛于“二次革命”的反袁活动中，因革命派内部矛盾激化被害（一说在阳夏保卫战中牺牲），据说是装在麻袋里投江。新世纪，鄂州市在程正瀛的故乡重新修建了“程正瀛故居”，请年逾九十的书法家陈义经题写匾额，白雉山亦撰写了大门楹联：“首义史长垂，革新华夏原三楚；千秋功不朽，射落皇冠第一枪。”
接着，黄陂人周大望发表了《也谈究竟是谁打响“首义第一枪”》一文。文中指出，10月10日这天，“位于城外的塘角辎重营发难时间早于城内工程八营，真正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者，应是混成协炮兵、工程、辎重三营起义总代表黄陂人李鹏升领导下的辎重营。”原来，当时城外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炮队第十一营工程、辎重两队，都驻在武胜门外塘角旧恺字营（遗址在武汉印染厂江边塘角前街一带，因清军将领吴元恺驻军于此而得名）。根据9月24日各营队代表大会的决定，起义时二十一混成协直属营队的任务是放火为号。10月10日，李鹏升闻知城内各机关被破坏，彭、刘、杨三烈士英勇牺牲，急找同志蔡鹏来、黄恢亚等密议，定于当晚10时举义，纵火为号。并派同志往各处送信，塘角一有火起即行响应。据李鹏升后来自述：“至六时，各同志已准备完全，皆在棚内持枪以待。此时塘角炮、工、辎队官以上均在炮队营署密开会议，我等恐失去机会，当通知炮、工、辎各代表，准备发难，听辎重营指挥。适三排接班查街，恐兵力分散，万分紧张之际，罗全玉发一号枪，全营同志蜂拥集合，入军装房抢子弹一箱，烧燃马房，以为发难火号，顿时满天烟雾，鬼神皆惊。”胡祖舜所著《武昌开国实录》中也有同样记述：“适当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力分薄，遂一致赞成乘机先发，即由李鹏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一面密令同志罗全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辎重十一营革命略史》中作者佚名也这样反映：“斯时三排接班查街，又恐兵力分薄，六时五分，代表只得派罗全玉发一号枪（以备打死郭排长为两便），全营同志蜂拥集合。”
若单纯从放枪的时间来说，罗全玉在程正瀛之先。所以佚名赞叹：“幸是枪一发，而民国从是枪声一响而专制倒矣！”
话越辩越明。两位老同志怀着对自己家乡先贤的敬爱，各执一词，所援引的史料记载发难时间如此出入，只能说明有关辛亥革命回忆录的芜杂和紊乱。当然，白雉山也分析道，之所以强调城内打响了第一枪，主要是它对首义成功的作用和影响更大。首先，举义后能否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至为重要。工程营发难后首先抢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不但占据了城内的制高点，而最重要的是保证了首义部队武器弹药的充分供给。其次，城内举义是要害地区，故枪声一响，城内外起义部队能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对清政府衙门构成严重威胁。其三，首义后的军事领导人极为重要。工程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在楚望台推举吴兆麟出来领导，稳定军心，指挥有度，取得胜利。以上三点，作为城外混成协的革命党代表李鹏升是无法具备的。再看李鹏升在其《自述》中谈及举义时的情况：“我即带无秩序之散兵……向武胜门前进……故乘间逃避者甚多……所存兵目不过四十余人……同志们说：‘我等不久，即死于满奴之手矣！’……仅数十人环城而攻，内无救援，外鲜襄助，其凄凉景况，何异古之少康、楚之三户也。”试想，如无城内举义或举义失败，李鹏升们将有何作为，其结果又会怎样，是不言自明的。城外辎重营即使放火发难在先，但其作用无法与城内工程营的举义相比。
其实争论早就有过。1936年10月10日津沪《大公报》发表邓玉麟的文章《辛亥武昌起义经过》，谓工程营发难，混成协辎重队响应。胡祖舜随后在汉口《中西报》以公开信的方式反驳，认为辎重队发动在当天下午6时许，而工程营在8时左右。
武昌起义发生后，瑞澂给清廷的奏折中，首称是工程第八营率先造反。但黎元洪曾说过，他当时接到的电话，首先是炮营管带张正基告知辎重队有乱，而后才得到张彪的电话，讲工程营暴动。黎元洪1913年与居正的一次谈话中还说，“9时，余在黄土坡司令部，得督署电话，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工程第二十一队、辎重第二十一队兵变。”黎元洪死后，章太炎为其所作墓志铭初稿中，也写明武昌首义最早由塘角驻军发动。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载：“统制张彪在文昌门内公馆，始闻城外工辎两队兵变，以为无关重要。继闻城内工程第八营发难，忧心如焚。”
尽管可以认定城外放火在先，但取得胜利的关键应该是城内的第一枪，可以视为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当然，李鹏升大智大勇的革命功勋和领导城外首先发难的史实，从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当时的著名报人胡石庵曾称赞李鹏升为不居功的李将军。
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蔡寄鸥说：“余谓城内为工程八营先放枪；城外为辎重一营先放枪。两处都是自动的争先，无分乎谁先谁后。”（《鄂州血史》）其实，开枪和放火谁先谁后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起义的最初目的已经达到。
在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的各营队党人代表大会上，起义总指挥部就决定了起义总动员的计划。内容之一是：驻扎在草湖门外的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由总代表李鹏升带领起义，首先在塘角高处放火为号，使武汉驻军都能看见，以便同时动作。内容之二是：临近楚望台的工程八营，由代表熊秉坤负责发难，并立即率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同时占领中和门，以便城外的炮队、马队和三十二标步队由此进城。会议过后虽然出现变故，总机关被破获，但由于革命党人的主动性，起义的实际情况大体上按原计划要求执行了：辎重队完成了放火为号的任务，工程八营占领了军械库和中和门。
据《张季子年谱》所载，武昌起义的目击者张謇恰在此时应瑞澂之邀前来武昌恢复官办大维纱厂事毕：“十九日城启，余即过江。（晚）八时登舟；见武昌草湖门工程营火作，横亘数十丈不已。……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熊熊烛天地也。二十日至安庆，知武昌即以十九夜失守。”这里说的工程营火作，实际是辎重队火作。现在可见的这一场面照片，当是在黄昏夜幕降临前拍摄，时间显然在工程营发难之前。冯天瑜所作的结论是：人们惯称城内工程第八营为武昌首义发难单位，这当然自有道理：工八营位居城内要地，打响起义第一枪，随即抢占楚望台军械库，为响应各标营士兵提供了弹药和人员集结点，此后遂有连夜攻击湖广总督署、占领整个武昌城的事态发展。而在此之前，武昌草湖门外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炮队第十一营工程队、辎重队驻地（塘角旧恺字营），党人蔡鹏来在炮营马棚点燃马草，作为起义信号，使“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熊熊烛天地也。”故城外恺字营、城内工程营均可视为辛亥武昌起义的发难地。
武昌的恺字营、工程营，还有戈甲营等，本是由明至清维护皇权统治的营盘，现在都成了革命党人揭竿而起的冲锋出发地。“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31.工八营熊秉坤功不可没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奠基日，也是其诞生地武汉的受难日。
这天，武昌城城门突然紧闭。到下午，沿江许多人家的水缸见底了，干得死蛤蟆，汉阳门、平湖门、文昌门、望山门四道水门集聚了许多要出城挑江水的老百姓。军队是每天要出城买菜的，各部队这天用剩菜做了顿上午饭，下午的菜就做不出来了。标、营长官开始以军情紧急为由要他们先用咸菜，后怕因此激发事故难脱干系，纷纷向统制张彪请示。张彪也不敢自专，请制台大人瑞澂定夺。两人权衡再三，决定让平湖门、武胜门限时开放，挑水的一律走平湖门；买菜的一律走武胜门，各部队的目兵轮流出城买菜。要求守军严加盘查，不让革命党人出入。
黑云压城城欲摧。大约午后六时零五分，武昌城北的黑暗中升起了火光——那是盼望以久的起义信号。英文《汉口日报》载：“下午7点45分，江边守卫者惊骇地看到城外数处起火。”《大汉报》曾登载蔡寄鸥的热情讴歌：“火狐夜啸篝火明，深山大泽龙蛇生。楚虽三户志易集，能扶祖国摧秦兵。……揭竿一麾究谁始，陇西华胄名鹏升。……策勋试数兴兵者，谁肯鸣枪第一声。”
此前，工程营后队传令兵送信过来：后队第三排昨夜临时调派附属右队去楚望台军械所挖掘战壕，他们在夜雨中辛苦一夜，今天不能接班值日，就提前轮到左队第一排。三棚正目熊秉坤高兴极了，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可以利用值班机会做很多事。中午时分，熊秉坤把于郁文盗取的腰牌，一面给李泽乾，一面自己佩带，两人相偕外出。沿大街向南来到第十五协的南营门，先到第三十标第三营前队见到方维、谢涌泉、王宪章等。一说三十标的标代表王宪章以风声紧急，出营暂避，不知去向，由王文锦负责。熊秉坤说：今天我们工程营要干！特来请你们标响应。外面形势很严峻，今天若不举义明天恐怕就没有我们的机会了。约定下午3时晚操之际发动。从三十标出来，熊李二位就到右旗去找到黄陂蔡家榨人蔡济民。
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后队队官蔡济民并没有闲着。据二十九标储义平回忆，10月9日夜起义流产之后，蔡济民曾分头通知各营，让他们次日到通湘门外莲溪寺开会，商讨挽救办法。“八月十九日，武昌各城门迟至九时才开，以长绳牵隔中间，出入检查，蔡以巡查为名，驰至预约地点。”到莲溪寺向与会同志说明情况，决定当晚动手。
熊秉坤等人进来时，“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盖因彭刘杨三烈士惨死故也。熊谓不应作儿女态。”亦告诉他晚操时发动，两人击掌允诺。熊秉坤回到工程营时，于郁文、章盛恺已经拿来两盒子弹，吕功超取来两排子弹。下午3时前，三十标派谢涌泉过来告诉熊秉坤，他们已经布置好一切，随时可以响应。并告诉他瑞澂为了减少士兵间的联络竟决定取消晚操，“三时之约”无法实现。熊秉坤感到突然，当即决定在晚间点头道名后、点二道名前大约7时发难。谢涌泉将这个变化带回去，并转告三十标及二十九标。
时间过得很慢。4时前后，排长方定国和后队队官罗子清得到革命党人中交情深厚者透露的消息，找到熊秉坤表示不干涉起义。罗子清考虑混乱中将有许多事情很难把握，就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离开了工程营。而方定国却另有考虑，想为清廷建立奇功。他知道，营代理管带阮荣发的官小，向他告密得不到什么功劳，就溜出营门直接向八镇司令部走去。一路上屡被军警盘查，他看盘查的人个个像革命党，怕被杀害不敢说去八镇司令部的原因，走不远就被盘查一次，耽误了许多时间。还没有到八镇司令部就听到工程营内响起枪声，方定国建立奇功的梦想被打破。张彪并没有得到这唯一的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