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一响就不怕了，怕就怕在战斗未打响那一阵。”这是《汉水横冲》中的一句话。著者吴官正是在回顾武汉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时引用的这句话，原话是王群说的，只有有过战争经历的人，才说得出这极为精辟之语。
武昌首义的爆发似乎就隔着一张纸，看谁在什么时候把它捅破。而捅破之前，包括空气都高度紧张，叫人非常害怕。
“清吏以武汉谣言甚炽，人心动荡，寝食不安，于八月十二举行巩固省防会议，武官管官管带以上……”张彪发出的油印传单人手一张：“有大股革命党隐匿武汉，凡我军人宜知亲上死长、忠君爱国，切勿听信匪言，为之煽惑，其各凛遵，毋得轻试军法。”气氛极其严峻，子弹在枪膛里发抖。
哪个来打响这第一枪？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悬问，以至百年之后还令人惊悚于那一声激烈和清脆。
枪响之前并不是沉默，而是敌我双方在争分夺秒地明争暗斗，起义指挥总机关与清廷湖北当局在针锋相对地捉对厮杀。黑暗中，推翻清廷和捍卫清廷的两股力量搅和在一起，一时还难分轩轾、谁胜谁负。
被瑞澂视为劫难的八月十五，不过是一场虚惊。这与其说是革命党人还没有准备充分，不如说是清廷的高度警戒发挥了威力。此前的八月初三，北京外务衙门即传来密电，“革命首领黄兴派遣党徒，分布于武汉三镇，定于八月十五起事。届时由三十标步兵响应，占领武昌。应先期严密缉拿，以遏乱萌。”武汉当时的“白色恐怖”，连身在牢狱的胡瑛也感觉得到。叫人匪夷所思的是，满清监狱管理居然如此松弛。胡瑛“虽在狱，以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约千余人”，得到外界消息，并草拟一份电报，让狱卒代为发出：武汉形势险恶，起义将会后延，谭人凤、宋教仁等务必不要步入险地。谭人凤、宋教仁、居正和前来迎接他们赴鄂主持起义大计的杨玉如反复商议，认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应以胡瑛建议为重。遂决定不去湖北，连居正也留在上海，派杨玉如立即回去，劝孙武审时度势不要与瑞澂争一时之长短。有人说胡瑛帮了个倒忙，身处狱中，插手全局，使拟定的领导人在紧迫时刻放弃了武昌之行，致使后来湖北都督大印送予黎元洪——历史难免出现这种阴差阳错。
9月26日，焦达峰从湖南派人函告，“中秋”举义准备不足，请展期十天，湘鄂同时发难。10月2日，黄兴在复函同盟会中部总会时说，“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赞成在武汉起义，但主张10月底在十一个省同时发动。
起义似乎又一次无限期推迟以至泡汤，但事实并非如此。共进会与文学社形式上实现了联合，统一了行动，事情却还是分头在做。大江两岸，亦文亦武，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住处原共进会总机关现为政治筹备处，李白贞在刊刻军政府印信；李作栋等在丁立中印制的中华银行钞票上加盖印章；谢石钦、邢伯谦、梅宝玑等在拟缮起义文告及对外照会……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成为军事指挥部，各单位代表来此汇报情况供常驻筹备员参考；杜武库、王华国在起草军事计划共22条，对各标营均用数字排列编队，进攻时以所编番号为指挥单位，并附有路线图。
时间定格在1911年的10月上旬，湖北革命党人和清廷湖北军政当局都进入了“临战状态”，一场空前壮烈的大事变即将发生。
历史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时刻。“勇敢地成为智者吧！（Saperearde！）大胆运用你自己的才智吧！”革命党人正如康德所言，“在没有权威帮助的情况下运用自己才智的勇气和决断”，以武昌首义实践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
27.炸药爆燃枪响之前
一个人的一生究其关键性来说，有时是用年计算的，有时是用天计算的。而武昌首义酝酿并发动的那些天，过程推进应该是以时辰甚至是以分秒来分段计算。
——10月9日这天下午3时左右，宝善里14号呼地一声，炸药爆燃的烟雾顿时窜出窗外，惊动四邻。
原来，9月24日南湖炮标兵变之后，新军中的子弹被收缴一空，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将退回到冷兵器时代，忠于清廷的“御林军”手里却弹药充足，致使造反军人全面被动根本不能言战。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面对瑞澂的釜底抽薪之计，刘复基等决定采取聚沙成塔之策，利用跟绿营、卫队中有关系的人弄子弹，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三颗五颗地弄，有一颗算一颗。同时，孙武召集在日本学过制造小型炸弹的同志，抓紧赶造军火。
偌大武汉繁华商城，很快出现几处军火作坊。革命党人很难弄到真正的炸药，只有自己动手，利用合法的材料制造。到日本洋行买硝酸铵化肥溶水提纯后再加炒制，到英商太古洋行买白砂糖研细后助爆剂，到美孚石油公司买柴油当做助燃剂……还要购进黑铅、铁片、香烟听、罐头盒之类。制作小型炸弹的材料由会党中人刘玉堂等陆续买回后，潘公复、陈树声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孙武带其他人先在汉兴里33号后又租下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七手八脚地干起了军火行当。操作过程说起来复杂：炸弹外壳利用空香烟铁盒，内装黑铅及黄色炸药等，另以火溶玻璃管，注入液体燃料之类，棉花封口做导火管，每日约可装二三十个。这种土制炸弹效能较差，邓玉麟曾在洪山试放，仅在一方丈内有效。使用和制作时稍有不慎，极易发生危险。再说炒制硝酸铵的过程中散发出来的异味极大，将引得邻居们恶声四起，必须选择远离人群的地方进行这项操作。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在居民稠密区进行操作，其后果可想而知，暴露是迟早的事。
孙武们配制的炸弹，有人说“原系黄复生、喻培伦等前数年由日本携来，备以炸端方者。”“装好后预备携至武昌炸制台衙门上房。因制台衙门左边围墙外系大街，同志等在此租一铺面，预备由此处将三个炸弹携进内上房放炸。”（邓玉麟《辛亥革命起义经过》）
谁也没有料到，黑色的烟雾却在宝善里腾空而起，成为了武昌首义的导火索。
关于起火的原因说法很多。为宝善里14号作铺保的李白贞回忆：孙武在楼上后面小房间装制炸药时有些得意，手拿一个才装上药的炸弹，对大家说，要是用这个炸弹把瑞澂、张彪、铁忠这三个王八蛋一起炸死就好了！说完随手把炸弹向桌上一放，不料用力过重，炸弹立即爆炸。而孙武的秘书高筹观回忆：午后二时许……小窗挂着窗帘，室内很安静，孙武俯身低头，专心制作炸弹，安玻璃管，掺黄黑药，心里想着这些东西都是送给那些红顶花翎的满清走狗的。心里一高兴，用手往炸弹上一弹，哪知用力过猛，忽然一玻璃管中药质未净，滴入硫质之中，引发爆炸。炸声轰然，屋宇震动，整座房几乎被摧倾，烟雾弥漫，对面看不见人。另据李作栋回忆：八月十八（农历）上午，刘公胞弟刘同到宝善里找孙武谈话，谈话完了，即在旁边看着孙武制造炸弹，一不小心，香烟灰落在炸药中，引起了火药燃烧。
总之是浓烟满屋。孙武的脸、双手都被烧伤，头发眉毛也被烧去不少，总算两个眼睛还没事。所幸堆在一旁的十几个小型炸弹都纹丝未动，若被引爆，宝善里14号就不复存在了。
火药的爆燃惊动了街坊邻居，有人跑出来看热闹，一时间门外人声喧哗。丁笏堂催促孙武快走，李作栋身上的单衫脱下（一说是用九角十八星旗）罩着孙武的头，由陈光楚、汪性唐扶下楼，叫来一辆人力车，直接去德租界同仁医院。一种说法是，炮八标出事后到机关来做事的赵楚屏此时与在场的梅宝玑一起架着孙武，出巷子叫了一乘车子直奔同仁医院。这医院是日本医生河野开的，河野的翻译徐凤梧与党人素有来往，同情革命。武汉文史专家徐明庭说，对孙武紧急救治的同仁医院医生徐凤梧是他的堂叔，孙武的女儿孙吕芹后来是武汉文史馆员，对徐凤梧感恩戴德称他为徐叔。也有的资料说，同仁医院认为孙武系危险物烧伤劝其出院，他被转移到共和里19号黄玉山家中。
再说宝善里14号这边，俄国巡捕很快前来搜查，毫无疑问，一切暴露无遗：新印“中华银行钞票”、抄写工整的文告、铁箱子里面的旗帜、徽章、关防、露布、檄文、照会各领事公使公文、同志名册等，琳琅满目。巡捕队长命令士兵把这些全部搬到俄国领事馆。清理文件时又发现宝善里1号也是革命党人的机关，派人返回宝善里搜查。
俄国总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连夜向江汉关道齐耀珊通报两处革命党机关被破获。齐耀珊不敢怠慢，亲自去俄国领事馆清点查抄得来的文件。知道革命党人真的有八月十五起义的计划，他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安排侦探四出活动，防备革命党人困兽犹斗。同时连夜派人过江，向瑞澂报告。
英文版《汉口日报》次日的一则报道说：
由于昨日下午俄租界一枚炸弹的爆发，破获了此前未曾察觉的一个革命机关。下午四时，俄国租界当局附近的巡捕为强烈爆炸声所惊恐，响声显然来自德国屠宰场后面的土著民房。于是向邻近地区猛冲过去，并且在一个弄堂的十四号发现两个华人向周围泼煤油，显然是准备放火烧掉房屋。立即戒严并搜查了房间，革命党机关因而全部暴露。已经制成的炸弹，作为原料的酸类、革命小册子和一个名单，很像是党员名册，这些都说明了弄堂和房间的作用。估计是炸弹突然爆发，当事人害怕巡捕查问因而企图放火。他们的企谋由于巡捕的行动敏捷而失败，他和另外两个已经说到过的巡捕，试图逮捕四个在爆炸之后马上走近此地的可疑男子，但结果还是让他们跑了。
湖广总督瑞澂第二天10时许在总督衙门召开大会，命令各部队、警察待命，准备抓获革命党人。张彪、黎元洪、铁忠、王履康全都到了，济济一堂。据《清末民初云烟录》载，当此之时，清方搜出名册一本，新军多列名其中。左右有人献计，这类事情在香帅（张之洞）时候常常发生。张的办法是将名单当众烧掉，可以安定军心。瑞澂道，那么我也把这份名册当众烧毁，可是要抄录一份保存下来。这话不久传播开来，新军更加不安。据说这也是加速武昌首义发动的原因之一。
实际情况可能是，等汉口送来缴获文件，瑞澂打开一看，根本没有办法按图索骥，显然革命党人的文件用了密语，要破译这些密语需要时间。但革命党人还是有疏漏处，几个机关的地址如小朝街85号竟然写得明白无误。瑞澂说，昨晚风大，江上不能行船。直到现在风势未减，江面上仍然船少，不容易过江，武昌这边的革命党人不一定得到汉口失手的消息。我们立即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取毕其功于一役之效果。张彪、黎元洪、王履康齐声道“喳”，领命而去。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隔着长江天堑的武昌和汉口是两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武昌的革命党人对汉口发生的重大变故没有得到一点消息。10月9日凌晨，蒋翊武顶着大风大浪从岳州回到武昌。他先到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所，随后来到小朝街85号机关报到。刘复基等喜形于色，向他报告这些时起义准备情况，并传达黄兴推迟起义的来电。在场的王宪章、彭楚藩、江国光、张鹏程等议论，拖到11月初起事太晚，谨防夜长梦多。初来乍到的蒋翊武有些倾向于按黄兴的统一部署行动，立刻派人到步马工辎炮各营把代表请来开会。众代表“俱见蒋归，如星下降，庆指导有人，欢欣鼓舞，策划有术”。宝善里炸药爆燃前邓玉麟正好外出买手表，回来时知道出了大乱子，赶紧往长清里去报信，见到刘公和李作栋等人。李作栋对邓玉麟说，孙武在同仁医院，你赶快去。在同仁医院病床上，孙武向邓玉麟等发布命令：马上过江去通知武昌那边立即起义。有人记述，邓玉麟、李作栋二人即去长清里取出十八星旗，各取一面缠于腰中。二人刚到江边，忽见炮八标正目共进会员陈子龙迎面走来，急将他俩扯到无人处说，汉阳门贴了你两人照片，我在巡司河的家也被抄了，我准备回乡下去。李作栋取下手表，邓玉麟掏出仅有的五块银元，都送给陈子龙作回乡川资。
邓玉麟不知是怎么过江的，反正到达武昌指挥部机关时，蒋翊武等还在叙餐，桌上的碗还没有收。邓玉麟及随后赶来的邢伯谦把汉口当天发生的事说了。听说同志们已被抓走，党人名册已落入官府手中；如果今晚不采取行动，明天早晨官府就会按名捕拿，到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能保全脑袋。“惊诧之下，蒋翊武当时掉下眼泪。刘复基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语）千钧重担压在军事总指挥蒋翊武的身上，他有些犹豫不决。据说刘复基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对着他的脑袋说，你身为总司令，事势这样危迫，在生死存亡关头却裹足不前，难道你是怕死的懦夫！蒋翊武也拍案而起，你们真以为老子怕死吗？革命者不怕死，纵然是头颅着地，也要掷地有声。在场的人一番争论后统一了思想，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名义草拟命令：本军于今夜12时举义，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驻地拔队，按命令规定的目标发动进攻。邓玉麟遵命去南湖炮标传达命令，其他人王宪章、江国光、张鹏程、邹秉初、王守愚等倾巢而出，分头到各标营送命令。
革命与反革命正在赛跑，争抢先机。“神行太保”邓玉麟马不停蹄，“下午五时，偕杨洪胜匆卒到工程营前队第三棚徐少斌处，密召熊秉坤。”又和徐万年、艾良城一起，携炸弹打算从文昌门出城去南湖炮标。岂料晚上戒严，城门把守很严。邓玉麟把炸弹丢在水沟里才轻装混出城门。黑灯瞎火中至南湖时已过午夜12时，营门关闭，就寝号已响多时。邓玉麟翻墙而入到马房，找到炮营标代表徐万年、孟华臣和蔡汉卿等人。天已曙明，当夜紧急发动的计划流产了，大家徒叹奈何。一说邓玉麟犹豫胆怯，徘徊不前，竟未达成任务，致号炮届时未响。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夜死一样沉寂，竟夕以待的城内外各军党人当夜均没有听到南湖炮队的炮响。
宝善里炸药起火真相
斯时，“刘同漫不经心，口里吸的香烟灰掉在炸药上，呼哧一声响，虽未发生爆炸，炸药浓烟突起。”《辛亥武昌首义史》还注明“此说据刘同1956年谈话记录”。刘同吸烟引燃火药说基本上成为定论。
90多年后，刘公的孙女刘重喜在武昌小东门向我们澄清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出自于对祖辈声誉的珍爱，刘重喜认真查阅过一些资料。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邓玉麟写的是：“孙武因制炸弹硫酸过分爆发”，汪锡玖写的是：“十八日，孙君在宝善里十四号机关造炸弹，误坠镪水，引药燃火烧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中李白贞写道：“孙武……用力过重，炸弹立刻爆发……”这跟刘重喜的奶奶刘一讲的“孙武不慎碰倒硝酸瓶”的说法是相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