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宕数月的盗金佛过程中，还穿插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查光佛听居正、焦达峰把去达城庙的经过讲了，百般无奈中想到一个办法：蕲州有四宝，蕲龟、蕲蛇、蕲竹、蕲艾。其中蕲龟甲上生绿色茸毛，避邪除尘，可活百年。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把蕲龟当做珍宝和吉祥物。这绿毛龟产自距达城庙北三角山的一条溪中，它大小如同金钱，越小越贵，人们叫它金钱龟。把它放养到鱼缸中，满缸的水就变成绿色，龟毛漾动呈现碧绿色，十分珍贵。有钱人家都用重金购买，在汉口每个绿毛龟可以卖上十元。如果派人进山多捉一些绿毛龟带到武汉出售，可以得到不小的一笔款子。——这可是一个馊点子，除非革命党人都改做养龟专业户。
5月中旬的一天，焦达峰从湖南来武汉，在孙武那里和众人谈起此事。有个湖南新化人叫邹永成的，原是华兴会会员，在苏州第二十三混成协当过管带。闻知此事忽然想到，自己刚来武昌时曾前往八卦井伯母家拜访，见她生活不俗。若是能劝她出资赞助革命，岂不比去达城庙强过百倍？于是想去劝伯母出钱赞助革命。焦达峰说，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现在她最担心的是坐吃山空，希望再有一些进项，怎么可能经你一说就轻易地把这钱给你？邹永成说道，我已有一计，先设法用麻醉药将伯母迷倒，再抄她的箱笼，一定可以成功。焦达峰说不可，这如同抢劫，不是我们做的事，何况他是你的伯母。邹永成说，正因为她是我的伯母我才有此计，侄子为国家取伯母钱财如同取自己家中钱财一样，无所谓不可，更不是抢劫。何况革命成功之后还会还她。孙武说：我们共进会中有一个同志叫江亚兰，江夏人，现在三十一标，他是军医，我找他来商议一下，看能否有迷药。过了几天，孙武把一个小纸包药递给邹永成（一说焦达峰把麻醉药剂弄来），并从租界买来一瓶葡萄洋酒，费尽心思把迷药装进去，看上去毫无破绽。
这件事的经过可以写得很长很曲折。最后的结果是——邹永成给大家敬酒，不觉中伯母已连饮五杯，堂妹和女佣也喝了不少，但都没有昏迷的意思。倒是邹永成有点犯晕：难道这迷药没有配好？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这样写道：焦达峰和孙武来接应时，看到其婶母端坐堂前，精神百倍，晓得迷药失效，垂头丧气而返。焦达峰叹道：“岂天公不欲我完成革命耶？何屡次失败，厄我至于此极耶？”此事还有说法，邹永成自撰回忆录称其将婶母幼子安众诳到汉口藏进日租界旅馆，非要婶母赎取不可，就这样耍赖才得了八百元钱，以维持广惠公司和长清里共进会机关用度。
夜走达城庙
当年湖北党人，虽为留洋海归，为革命筹款竟像鼓上蚤时迁等梁山好汉那样做出鸡鸣狗盗之事，三往达城庙去盗金佛。读过这段史料，我一直想去一次达城庙。2010年3月20日终有机会到蕲春。我们在县城漕河晚餐时提前退席，坐村干部石忆的车开往达城庙。
听说这里离达城庙有30公里，汽车不过半小时车程。岂知天黑路差，他们又没有去过，到那里并不容易。一路上走走停停，问了几次路。过了株林镇，是一段正在修建的土路，大颠小簸更为难行。黑夜茫茫中，想象当年居正、焦达峰们真是想穷心思，莫说是盗金佛，就是从汉口到这里来就不容易。是怎样的“财迷心窍”，让他们铤而走险、兵行诡道啊。
而我不顾一切执意要夜赴达城庙，不是也有点让人不可理解吗？
想象是群山之间的一大片田畈，而那庙在山麓。前面却进入村镇，人家不算多，灯火不明。问得庙在大街的背后，有一片开阔，就该是达城庙了。
一面横亘的高墙，墙的右侧是深广的水池，并无入庙的路。而中间的门紧锁着，把铁栅子拍打得山响，并喊开门，仍无回答。时间不过八时许，和尚们难道都歇了。
左边有灯的窗内是一个少妇的身影。她很厚道地告知了石忆一个电话，打过去终有回应。乘僧家打手电过来开门前，我看到庙门上写的是“大乘禅寺”——昌明的手迹。
昌明荣任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多有题词。如把武昌莲溪寺题为“莲溪禅寺”就有点不靠谱，因为它并不属于禅宗；这里又把好端端的达城庙“赐名”为“大乘禅寺”，是听错误写还是有意所为？反正也是节外生枝，过于随意。看来佛界与政界一样惟上是从。好在这是一堵新的山门，用理光相机的闪光看去，里层老的庙门上仍是竖写的“达城庙”，很是巍峨。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前半句是现存的，后半句则改为僧开灯下门了，僧者竟是一男一女两位。
这是我记得的30多年前投宿少林寺后的第一次夜入佛门，比白日增许多神秘。且庙是古庙，天井式大殿，很显轩敞，与众不同。更像大户人家，清代荆蕲之地的建筑风格完整保存。听释惟青住持介绍，这里解放后一直是学校，故没有被拆，九十年代才移交给他们。
革命党人所要盗取的那尊金佛在哪？释宏辉住持指我们看右边那佛龛，里面确有蓝装金佛，看上去像九华山的真身。这里过去是陈氏家庙，供奉的是先祖北宋勅封平寇王陈抄。据说他与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是结拜兄弟，地方威信很高，深得鄂皖两省五县百姓信奉。明代文学家、在苏东坡故乡眉州任过知州的陈仁近曾描述家乡的达城庙：“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长明万岁灯。”
时至清末，一帮歹人来了，来觊觎神话传说中的金佛了。想象当年情景，青灯佛影，鬼蜮居心，不顾神明天惩之危，党人行径未免可笑也可惋叹：从中但见一种精神，有了这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清廷焉能不亡？！
我不禁跪上蒲团，先把五十元投进功德箱，然后合十长拜，伏地叩首，瞬间全身发炸，若雷轰顶，进入奇幻之境。好像居正、焦达峰就在眼前，托我以未竟之志。啊，我终于来了，达城庙，不知何故，我滋生从未有过的虔敬，为佛，更为那些决心推翻帝制的先贤。泪眼婆娑，暗地抹了。
就像回到了祖居，我们极力要寻找历史，查看现实的每个角落。穿过一层天井，后面第二进仍是原物，再后面，则是扩建的大雄宝殿、毗卢殿，我倒全然没了兴趣，之所以要跟随掌灯住持一一浏览，是想登高看到庙周围的全貌，核实以往的资料。
站在屋顶，上见新月，但闻清晰的蛙鸣，撩拨心中的那根乡土之弦。亥时的鼓声响起，适逢僧尼们的“人定”时间，万籁归静，这是一种真正让人清静的境界。达城庙被称为船形佛国，也许它先前是三面环水，现在其左边已被民居侵占，神韵大打折扣。然而，我仍为自己的此行叫好，了却夙愿，所获尽管印象模糊，却澄清了我曾经的想象。
达城庙是这样的，它并不靠山，也不像庙，或者说更像我心目中的庙。因了它与辛亥革命志士那一点联系，我来朝圣，从而有了这一如梦的夜巡。
回至漕河，已过十时。
24.刘公捐出五千元
沔阳有句老话说，一龙挡了千江水，一钱难死众将军。满人巡抚端方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汉人中无真正革命者，大革命家每月给百金，小革命家每月给数十金，就可全部收买效忠朝廷。”
武昌首义亟待爆发，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刘公的捐款起到了极大作用。
关于刘公，丁格尔的采访文章写道：
有报道说刘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是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人，眼中露出非同寻常的渴望，穿着西装，戴着镶金边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当然剪掉了辫子。他出身于湖北北部襄阳的一个书香门第。如果不去日本，他可能已是中国一个旧式的学者和一个捐来的旧式官吏。他用在革命上的大量银子，是亲戚们凑给他，想让他买一个道台（地方官）的。
下面是他用汉语讲的一段经历。在日本……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团体称作“共进会”（意思是“共同前进”），这个团体的职责是派遣代表到国内各省，用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鼓舞士兵和学生；另外就是向华侨筹募资金。我在东斌军事学堂求学时，两次当选为这个团体的领袖。
刘公说，从军校和法律学校毕业后，我在农历六月（1910年7月）回到湖北。我来到武昌，发现由于总督瑞澂严密搜查，所有的革命党代表都已逃走了。我非常失望。稍后，我回到家乡襄阳养病。我病了很长时间，直到农历三月（1911年5月）才能下床。我来到武昌，但感到身体太弱，不能工作；因此又回到家，呆了两个月。农历五月，我带着家里给的一万两银子回来，在武昌的中学堂附近租了一幢房子。我们小心翼翼地保密，我们在武昌和汉口有多个秘密据点，指挥部设在工程营的营房。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们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渴望起义反抗满清，但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我们计划在12月八省同时发动革命。我们拟定了一个各省库中资金数量清单，以便弄清楚我们开始时能掌管的资金。
萧道生在《工程第八营首义事迹》一文中写道：“斯时武汉同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且香港统筹部亦有嘱武汉发难之议。惟经费拮据，对于手枪购买、炸弹制造，悉无力购办，即制备旗帜亦无法进行。适刘公由襄阳莅汉，携款数千，同人等不得已派杨玉如、彭楚藩两同志请刘公捐款5000元为革命临时费用，于是拨3000元交由居正、杨玉如去沪购买手枪，其余2000元留作临时支用。”有钱好办事：在武昌多开几个旅社作为机关；在汉口分租密室制造炸药及旗帜布告等；还打了一回牙祭，在黄土坡怒春酒楼美其名曰为居正和杨玉如饯行，要他们到上海去联系宋教仁、谭人凤等，并托陈其美代买手枪和子弹。
关于刘公捐款的事也有诸种说法。
共进会会员、同兴酒楼管账宜昌人郭寄生认为，此事是经过大家商量后，刘公向家中要来捐道台之款。原来，襄阳人刘公家中富于资产，称“刘百万”。留学日本时，刘公曾捐助300元《二十世纪之支那》报社，任总经理。正因为刘公家财富足，当时共进会推其为总理。刘公回国后在家养病，其时清廷有旨，大考留学生，中试者赐予不同官衔。刘公的父亲刘子敬名利心重，希望儿子能进京应试获取功名。考中则运动空缺，不中就捐一道台。刘公找家中要了五千两银子，兑交汉口银号惠通钱庄收存。据杨玉如回忆，刘公回省是辛亥五月，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乃租下城北雄楚楼十号这一独宅，这是两进式公馆，后进为一中西合璧的楼房。刘公与李淑卿住楼上，杨玉如夫妇住楼下。这李淑卿是杨时杰的一位沔阳同乡，在时象晋所办之女子职业学校肄业，秀外慧中，善于交际，有“沔阳监学”之称，遂被向刘公推荐。杨玉如就要李淑卿劝刘公把钱拿出来资助革命。其中经过不少曲折。刘公甚至对大家说，这笔钱“说句不孝不悌的话，是在父兄面前欺骗得来的”，将所有证件和银折，当众点交清楚，再交孙武接收。在场者皆大欢喜，如大旱之得霖雨。由李作栋和彭楚藩到钱庄兑银，手下留情，只收其5000元，以为用到起义足够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公捐款是党人胁迫的结果。“大家心生一计，采用要挟手段。先是叫杨玉如去请刘公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彭楚藩拿它在手相威胁，我是宪兵，别的都不用说，只要我拿你写的这些举报到官，你就要人头落地。你想想，你的脑壳都悬在他人手里，还舍不得那几个钱吗？刘公被迫无奈拿出一万元。”
总之，不管采用了什么手段，也不管这些手段何其下作，都只能说明党人筹集资金之困难。如果5000元竟如此之关键，要能联系汉口商人何难矣哉，由此可见革命党人的活动范围过于局限，运动军队的同时少有运动商会的实绩。
千难万难，其实打开清廷的钱库就不难。据袁学斌回忆，首义第二天，原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为骨干成立学生军。他调到第三队奉命守护藩库、官钱局。藩库已空无一人，里面的金银财宝和钱钞都未运走。其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每箱装五十个，共装三四百箱，排列得整整齐齐；龙洋、钞票、铜币不计其数。有人统计藩库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造币厂存银八十万两、银洋七十万元，当十铜元四十万封，为数四十万串。官钱局存铜元二百万封，台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二千万张，银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银圆三十万元，以上总计，湖北财政存款约四千万元。此后，革命政府经费开支全部由官钱局支付了。武昌省会临时警察筹务处总务科长杨经曲也说过，武昌首义最初20天，藩库银两、官钱局银元台票丢在街上，无人收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个秋天的焦灼——起义的枪炮声究竟何时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