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也可以称为紫阳湖边的起义，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反映在它的波光中。见证过武昌首义的城内九湖，现在就只剩下它和都司湖了——尽管都已大大缩小。可以说，武汉市内可以像杭州西湖那样称得上“文化湖”的，惟有这紫阳湖，它的周边充盈着辛亥文脉。
张难先对武昌府城很快就了如指掌。乡下进城谋生者对路途的熟悉了解比偏居一隅的城里人反倒要迅速得多。他应该知道，这湖也叫滋阳湖、墩子湖，位于武昌城中偏东南，在中和门和保安门以北。湖的北边是政府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皇殿，皇殿西北不远是金融重地银元局。有一条路与长湖隔开，此路是城南主要横道，从王府口迤逦往东通向分水岭、黄土坡，直到东南皇城角即通湘门。往西有小朝街、大朝街，再往西过几条街，由南向北依次是督署衙门、新军第八镇司令部、两湖书院。这湖的东边，过中和门正街有右旗新扎的营盘，右旗北边是左旗，南边是楚望台军械所，都屯有重兵。
作为处心积虑的人，张难先还可能知道，“以武而昌”的武昌，明清以来留下不少“营”字号地名，这是武昌作为军事重镇的一大特点。武昌城北有恺字营、城中有中营、蛇山北麓有斗级营、昙华林有戈甲营、阅马场东边有辎重营、西有马蹄营、南有工程营。工程营在紫阳湖东边，距通湘门里许，就是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八营驻地。
张难先“八十岁学吹鼓手”，而立之年投了新军，进入工程八营。尽管剃净胡须，身着军装，看上去年轻不少，但部队里摸爬滚打的训练还有挑土盖房的劳作是叫他够受的。据“过来人”李六如说，“打野外更苦，全副武装，连枪支、子弹、背包、杂囊和做工事用的铁锹等，总要背好几十斤吧。这还不要紧。顶恼火的就是跑步与爬山，定要穿起那一双又硬又重的东洋式皮鞋，两只脚痛得要命。”这叫张难先怎生消受？当初进入工程营，多亏遇得任书记官的江陵人朱子龙，也算大老乡，答应向人事部门引见；加之吴禄贞找工程营长李克果疏通关节，还经过笔试——做了篇命题作文，让也是投笔从戎的李克果有点欣赏，张难先这位昔日科举考场上的“白卷先生”才以“张绍良”的名字进后队当兵。胡瑛自不在话下，年轻是他最大的优势，自古嫦娥爱少年，他也进了工程营。差不多同时参加新军的还有潜江人刘静庵、利川人范腾霄等，进入护军恺字营的最多。
时间变了，空间也变了。这湖不再是陆放翁“下瞰南湖荷叶弥望”、黄庭坚“凭栏十里艾荷香”之景况。湖边的营房在80年代才拆，现已是楼房毗连，空间逼窄，不复旧观。原址树立起以汉阳造步枪为造型的“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雕塑以作纪念。在这湖边一角，可以努力回顾当年的张难先们深入虎穴、运动军队时的生态背景。昔日的紫阳湖滨还是城内的空旷之处，“站在工程营内大操场北望，几栋二层楼的营房，整齐地排在营区北边；西看，湖里初冬留下的荷叶残杆还立在水中，等待来年新生的荷叶替代它们。”偌大的营盘，有时“操坪里，摆满了一列又一列的小木床，许多人提着开水壶，在火一般的太阳下，跑来跑去烫臭虫，还听到捣木砧似的一片响声。这就是夏天礼拜日营盘里扫荡臭虫的大场面”。（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朱子龙、张难先、胡瑛等人有时向紫阳湖边走去，寻到一块草坪坐下，看着湖水在晚风中微微地荡漾。随手捡起一粒石子扔进湖中，湖水的平静被打破，一圈一圈的涟漪扩展开去。这种闲适只是偶尔为之，即使出了辕门顺左旗大营西墙直上蛇山，他们也是约会同志秘密商谈，履行发展党人之事。
“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民报》）其本质无异，其做法不同。摒弃空谈主义，不以海外宣传、热烈标榜的虚荣博取声望；摒弃恐怖主义，不以“十步之内，血火红飞”的壮烈耸动视听；在湖北的革命党人，变“莘莘学子”为“桓桓武夫”，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深入下层，秘密运动会党，发动新军，走着一条前无古人的革命之路。“鄂人不计死生，哀号于军队中，使全军皆革命党，人人置死生于度外，此股雄壮之气，如何可当。”（熊十力语）“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蒋方震语）
12.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成立
大概在1904年4月，吴禄贞参加华兴会成立大会从长沙返回武昌后，湖北党人就酝酿成立团体，并考虑由谁出任领袖。一天，张难先和胡瑛得到口信，急忙翻过蛇山赶到昙华林吴禄贞府上，在那里认识了建始人吕大森。吕大森是湖北武备学堂学生。1903年沙俄拒不按条约撤兵，妄想永远霸占中国东北。吕大森鼓动几百学生到蛇山曾公祠集会，还登高演讲，斥责满清政府无能。演讲激昂慷慨，轰动一时。当时报道，北京、武昌、安庆等地“各学堂魁杰均有演词”，吕大森就是武昌的“学堂魁杰”。在花园山聚会中得知大家决定投新军探索革命办法，并在工程营文普通中学等处开展联络活动，吕大森也跃跃欲试，决心不负吴禄贞的托付，投身其中大干一场。
几天后，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的两张八仙桌并在了一起，工程营和学界的十几个人开了个碰头会。胡瑛就成立机关、订立章程提请大家讨论，看法已趋向一致，大家推举吕大森起草章程，至于团体名称约定下次再议。7月3日是个星期天，离小暑还有两天，武昌的天气已经蛮热燥。同庆酒楼二楼的前后窗户都打开了，这次是四张桌子拼在一起。聚会的共有20几位。陆陆续续，只听楼板响，又见人上楼。大家落座以后，吕大森拿出起草的章程开始逐条念：“第一章，宗旨，本所以传播当今新学问新知识、研究科学为宗旨……”酒楼里很静，耳边有山上吹来的飕飕风声。胡瑛逐条解释着：章程上的宗旨标明是“研究科学”，以掩官厅耳目。不过我们心中记住真正的宗旨也是四个字“革命排满”。会上，大家“举案齐眉”，为革命排满大业大叫干杯！弄得楼板炸炸响，楼下的堂倌不晓得楼上在搞什么。
科学补习所在多宝寺街时象晋家设立机关，后由文普通中学学生欧阳瑞骅租下魏家巷1号办公。“因为湖南方面有华兴会与同仇会的组织，所以武昌方面也与之相呼应，而有科学补习所的组织。这个革命机关，是湖北陆军第八镇士兵沔阳人张难先与湖南桃源人胡瑛等所发起的。”（蔡寄鸥《鄂州血史》）科学补习所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地区比较正规的革命团体，它开辟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新模式，初步形成湖北革命运动的特点和优点。
“革命排满”策略于1904年的五黄六月由科学补习所提出，是一个不小的事件。《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章开沅等著）一书中这样评价：“其宗旨由先驱们的‘反清复明’到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排满’是个重大的进步，这表明革命已由农民革命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新阶段。‘革命排满’还是一个群众性极为广泛的口号，能为各阶层人们所接受。革命党人就能利用这个口号团聚一支相当强大的革命队伍，一举推翻清廷在武汉乃至湖北的统治。”“吕大森等人提出的‘革命排满’成为以后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后来的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都没有另外制定什么新的政治纲领。”
与科学补习所差不多同时成立的有华兴会湖北支部，都比东京同盟会的成立要早一年多。宋教仁来往两湖，穿针引线，秘密联络。华兴会首领黄兴于7月中旬由沪抵汉，跟科学补习所成员相见于汉口码头，并出席迎接大会。鉴于两湖地区良好的政治局面，双方拟定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举事，此呼彼应。黄兴还给科学补习所支助了一些资金和枪械。这是湖北革命党人暨科学补习所在黄兴的影响下第一次筹划武装起义，多少有点头脑发热，不自量力。他们全力以赴作各种准备：吕大森、高建南等回鄂西、荆宜联络会党；王汉、易本羲分头准备刺杀张之洞和张彪；李胜美、刘静庵则分别负责工程营、前锋营的战斗。
黄兴在长沙茶园铺与会党首领马福益正式会面，结成联盟，举事在即。湖南巡抚庞鸿书以重价收买一会党作引线，捕去游得胜及萧桂生两人。以酷刑逼供，将铁链烧红，使之露膝跪下，登时膝肉生烟，恶臭满室。更继以扭麻花、上夹板、敲胫骨、刺指甲等惨刑。如此逼供，何求不得？驻湘潭哥老会中有一会员，绰号飞毛腿，人极机警，行动亦极迅捷，昼夜赶到长沙报告黄兴。黄兴的儿子黄一欧曾认为大搜捕的消息传到黄兴的时间是1904年的农历九月十六，那天霜降是他父亲三十岁生日，三位姑妈从乡下来，黄兴还亲自下厨为她们做寒菌面。
“湘事已坏，鄂机关需急戒备。”10月中旬，正当胡瑛、王汉等接运到湖南来的枪支弹药时，张难先、刘静庵、欧阳瑞骅等在魏家巷1号机关，突然接到黄兴的来电，不得不马上作应急处理，派人分头通知所内成员设法避祸。张难先和刘静庵留下销毁文件和代黄兴印制的30万张军用票。房顶的烟囱一直冒烟到酉时，他俩才分头逃走。巡警道冯启钧派人来搜捕，竟一无所获，只抓到房主严鞠。事后，“粤人梁鼎芬主鄂学务，悉其情，雅不欲兴大狱，以重己过，向张督缓颊，只除瑞骅教仁学籍，其余亦无册可查，事遂已。”（欧阳瑞骅语）
科学补习所突遭覆没，成员总算平安无事。吕大森、康建堂逃回建始，遁入深山；宋教仁、欧阳瑞骅等流亡日本。张难先躲在彭养光家，风头平息后过汉口搭船回了沔阳。胡瑛和王汉将从岳阳接应回的枪械转移至鹦鹉洲。
“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几番暴动不成，革命党人又回到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的主张。他们宁肯流血牺牲，也不愿苟且偷生做满清的奴隶。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算起，到1912年彭爱珍炸死良弼止，全国各种暗杀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22岁的湖北蕲水人王汉，本在为备战皇殿集会时袭杀官吏而摩拳擦掌，对大举未成极不甘心。后得知户部侍郎铁良要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他和胡瑛一起前往狙击，车却已开；王汉追至河南彰德，在火车站向铁良射击未中，遭警察搜捕，不忍被俘受辱，竟自伤后投井。胡瑛装扮行商模样，向彰德的绅商交涉，收殓其尸葬之。有人记载王汉呈剑侠之气，“作事不必计成败，成固善，不成，以死继之。”他“结婚仅月余，无子，妻高氏苦节至今”，令人叹惋。
历时四五个月的科学补习所，是闪耀于皇权专制茫茫黑夜的一颗彗星。所长吕大森也很快被湮没，不为这座城市所闻。他避走施南（恩施），后成立天锡会，作为日知会的通讯机关；武昌起义前夕在施南策反成功。民国初年四处流离，三进牢狱。曾经到烟台找山东都督胡瑛，后投奔浙江主席张难先，据说颇受冷遇。在张难先做东请客的酒席上，吕大森竟头撞门窗，后病逝于人间天堂杭州。
喜好吟咏的吕大森曾有《放歌行》行世，其中“忧患端从读书始”堪称佳句。他应邀到长沙与黄兴联络时，在洞庭湖上作豪放之词，“此行好借长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发出了两湖革命党人的心声。
13.独树一帜的日知会
科学补习所作为湖北早期革命的一棵幼芽，幸亏没有被斩草除根，一遇春风，又成“离离原上草”了。
1905年的夏天到了，科学补习所人还在，心不死。张难先又下汉口，这回是和一帮沔阳乡党来宣讲美国虐待华工罪恶、呼吁抵制美国货，趁便打探消息。他从彭养光那里得知刘静庵去向，冒着红火老日头从汉阳门赶到日知会。劫后余生的两个人，双手握在了一起。现存一张“日知会阅书报章程”第一条“阅书报时辰每日上午十二句钟起至下午八句钟止茶烟敬备不取分文”，是刘静庵手订、张难先笔录的，说明刘张二位在日知会的交道之深。
原来，基督教美国圣公会（Thc American Church Mission）黄吉亭牧师1901年在武昌府街（今青龙巷）的圣救世主堂大院内，兴办了一个以宣传基督教与开启民智的报刊阅览室，名叫“日知会”，寓有“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当时武昌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学生前来阅者最多，并托代购书报。刘静庵常来日知会阅览书报，与该堂牧师胡兰亭成为朋友，并在那里入教受洗，接受西方教会民主平等思想。
刘静庵者，湖北潜江梅家嘴人，家门前有条东荆河一直流到汉阳蔡甸水洪口那片芦苇丛生之地，也是江汉平原人士。其父亲刘淇是贡生，算是个有文化的农民，母亲金氏格外疼爱他这个长子。但是28岁的刘静庵于1903年在同乡李书城的介绍下来到省城，参与武昌花园山聚会，立下“秀才造反”的志向。他慨然撕破长衫投笔从戎，改名刘大雄，到黄陂人黎元洪任管带的马队当文书。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他借故离营暂避。一度寓居武昌水陆街，化名金昂，谐音“金养”，以不忘母亲。风声过后又回到马队营。
军营岂是菜园门。刘静庵行为诡秘自然被管带黎元洪生疑。有一天，一封署名为“张守正（闻系黄兴化名）”的信寄来，黎黄陂读出里面多为隐语，便怀疑刘静庵是革命党人。他不想“兴大狱以重己过”，更不以此邀功请赏，就找刘静庵谈话。黎黄陂说，我看你志在国家，年轻人正应如此。但我这里是军营，与革命乃冰炭难容。我不为难你，你去写份辞呈，就说自己有病不堪军旅之苦，请求辞职出营，我给你批个“准”字。刘静庵心里是“镜”的，便向黎管带说声谢谢交上辞呈离开军营。内心对没有落井下石的黎元洪心存感激：看来他还有良心，没有忘记自己是汉人。
这时的日知会已迁移到了武昌高家巷的圣约瑟学堂内（崇福山街39号），正缺人手。已任圣公会会长的胡兰亭就聘刘静庵为阅览室司理。刘静庵利用这个地方，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宣传革命，结交朋友，渐有原科学补习所成员兴国人曹亚伯、江夏人冯特民和汉川人李长龄等向他靠拢。大家商量恢复团体事宜，认为科学补习所案还没了结，再用旧名不如新开炉灶，就在日知会内设个“日知会”，可以假托教会作为保护伞。团体的名字顺应时势改了，但革命的宗旨不变：不与保皇党人通声气、不依赖会党、在新军学生中痛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