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阳把橙黄色的光辉，从窗口洒进病房，病房内明净而清爽。病友们吃完午饭，三五成群散步去了。我倚着床栏，凝望着窗外的南坡，眼前却像电影蒙太奇跳跃着：孙蕾、李萍、刘红、雷馆长、贾书记……这一切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沉重的氛围，笼罩在我的心头。
“午饭没见你去吃？”余大夫走进病房，看着我问。她手里拎着一个绿色保温桶，我知道又是给我送好吃来的。
“吃了。”我欠身说。
“骗人。刚才我值班，根本就没见你打饭。”她责备说，“这样饥一餐饱一餐，对胃不好。”说毕，她从床头柜里拿出碗筷，把保温桶的排骨汤倒进碗里。
“尝尝，老太婆做的，味道不错。”她说，话语很有味，她把妈妈叫老太婆，好像她妈和她是重孙关系。其实，她也只有三十来岁。
“我真的不饿。”我说，心里很热。
“这是干吗？又来了是不是，成天想啥？难言之隐？这都不重要。瞧你瘦得像个干巴猴，现在最最重要的，是怎么把身体养好。”她提起保温桶对我说。
我感动地看着她，我想向她表达一番感谢之言，但不知从何说起。
“看得出，你内心很痛苦。既然活着，就别想太多。快把身体养好，还有许多事情等你去做呢。”她莞尔一笑，很美。拎着保温桶走了出去。
我捧着这碗热得透心的排骨汤，从精神上得到了鼓舞，我告诫自己必须得好好地活下去，这是做人的责任，要对得起周围的好人。
窗外，一声斑鸠单调地“咕咕”叫了起来，随之伴着一片嘈杂声。我穿上鞋赶到外面看，在离我病房不远的地方，正围着一堆人。
我走了过去。
“肺癌，趁家属不在，从二楼跳下来的。”
“疼得受不了，要兴安乐死就好啦。”
“要死也别这么死，害得值班医生也得承担责任。”
我挤进圈内，一老者奄奄一息蜷曲在地上。他脸色灰暗，鼻孔流血，双眼半睁，手和腿抽搐着。他为解脱身体的痛苦，选择了死亡。在他的身旁，是一位悲痛欲绝的老妇。她满脸哀伤地淌着凄凉的泪水。余大夫也挤进围观人群，她身后是拿担架的李护士。她们一前一后俯身想把病人抬上担架，可无奈力量太小，病人又人高马大，身体软绵绵，她们的协作无法成功。我连忙挤到余大夫跟前，轻轻一推余大夫的臂膀说：“你去帮李护士抬他的脚。”
余大夫感激地看我一眼，点了个头。
我们协力把病人抬上了担架。
在急救室里，余大夫用毛巾细心地擦拭病人脸上的血迹和泥土。
我伫立在余大夫身旁想给她当帮手。
“快去洗洗，没你事啦。”余大夫望着我说。
“你不会受批评吧？”我担心这件事会使她挨批评。
她凝视着我，轻声说：“不会的，谢谢你。”
“这就好。”我替余大夫松了一口气。
“瞧你身上都是血，去我们医护澡堂洗个澡，那里有热水。”她说，一侧身，扬起胳膊，示意我从她白大褂兜里掏钥匙。
“这不好，我等到两点钟，打热水洗个澡就行了。免得别人说闲话。”我知道医护澡堂是医护人员专用的，病人不得入内。
“没事，有谁问，就说我同意的。”余大夫坚持说。
我受宠若惊地把手伸进她的白大褂口袋，口袋很温暖，是余大夫让我去享受医护人员的特殊待遇。
晚饭后，同室病友有甩老K的，也有出去散步的。我头枕双手，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我回忆着中午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人从生到死如此简单。谁也无法抗拒生与死的时间表。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许多临死的人，在弥留之际说了许多遗言，才从容地死去。可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情不是很多，今天患肺癌的老人就是如此，趁家人不注意，翻窗一跃，结束了癌症折磨身体的痛苦。而我呢，身体还在，政治生命却被癌症抹杀着，一天一月一年地疼痛下去，谁来治疗我的精神创伤，还我清白？我找不到答案。
我偏头眺望窗外，在黄昏的余辉中，一株白杨，歪斜着躯干，但片片绿叶依然生机盎然。我从中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觉得自己和这株白杨没什么两样。虽然白杨的躯干歪斜，依然不屈不挠地生长着，而我在余大夫的医治下，不也是活过来了吗？我为什么不能像白杨一样坚强挺立。
我收回目光，病房的光线渐渐暗淡。我的心又沉了下来。我想到《封神演义》里的一个故事：比干被妲己挖去心脏，但没有死。比干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化成卖无心菜的老妇人——妲己。
比干问：“菜无心如何？”
老妇人说：“能活。”
比干又问：“人无心呢？”
老妇人说：“必死。”
比干听了，残存的希望破灭，倒地身亡。
那么，我有心吗？我今后的希望又是什么？我会在人生的路上，像比干一样倒地身亡吗？谁是可恶的妲己？这一个又一个人生问号，我不知该如何去谱曲。
“夏铭，你出来一下。”余大夫叫我。
我起身走出病房。
暮色，雾气滋润着花草，一片深红的晚霞映在南坡上，把余大夫一头青丝发染成蔷薇色。她上穿一件短袖丝绸衬衣，下穿一条军蓝色短裙，显得端庄美丽。
“谢谢你，今天帮我们抢救病人。”她说。
“他现在怎么样了？”我问。
“死了。”她说。
“终于解脱了痛苦。”我又说，“对家人是悲哀，对他是幸福。”
“我希望他能够坚强地活着，肺癌可以摧残他的肉体，但精神不能被打败。”她说。
“坚强地活着。”我想到自己，重复着余大夫的话。我悟出了什么是生命的尊严。
长时间的沉默，我们对视着。
“听李护士说，你准备出院？”她望着我，采下一片又一片冬青树上的绿叶。
“就这两天。”我回答。
“为什么？你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面还在潜血。”她说。
“像我这种病，在家吃药也一样。医院开支大。”我说。
“就因为开支大？”她打量着我问，“你们住院不能报销？”
“能报销。总觉得这么住着不划算。”我说，“上星期，我们图书馆里的陈老师来看我，闲聊时她说了这么一件事：上个月，她心脏病犯了，家里人准备找图书馆要车，但她没让，为什么，她说离休的老馆长比自己的资格老，都是老八路，老专家，革命时间比自己长，有病从不找馆里要车，她一个南下干部，更不好意思要。最后让家里人弄辆三轮车送她去了医院。医生让她住院，她没住，她说：久病成良医，住不住院一个样，图书馆的经费有限，省一个钱是一个钱。”
“你被感动了？”她问。
“是的，的确触动很大。我们老一辈的图书馆人，他们的敬业精神的确感人。我给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图书馆的徐馆长，他父亲是一位收藏家。徐馆长深爱图书馆，不计任何报酬地把家父收藏的字画、印章、孤本、善本及地方志等古籍书全部捐给了图书馆、博物馆。据说，价值几千万元。他的父亲说得好：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而徐馆长继承父业，过着清贫的生活，一杯开水两个馒头，以馆为家做着学问。你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感动地说。
“精神！”她说。
“是的，博大的精神，最富有的图书馆人的精神。而我，也是一名图书馆人啊。”我感到体内有激情在奔涌。
“不过，按医生的职责，我是不应该让你出院的。但我不强留你。你的情况，你们单位的陈老师，上星期找过我，说了你的事情。我想，你的精神压力一定很大，很沉重。但你是图书馆人，我就没有更多的话说。要说，我想就说一下我的父亲，一个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在‘文革’期间，由于无法蒙受不白之冤，跳楼自杀了。我记得那是一个阴沉沉的早晨，我父亲从三楼纵身一跃，沉重地摔在地面上。他那样去死，非常地容易。就像暴风雨中突然被折断的树木一样。当时我才十来岁，那情景我怎么也忘不掉。他仰面朝天，眼睛微睁，鼻孔流血，喘着粗气。他的脸色，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古铜色。当他看见我时，嘴唇强烈地颤动，两行我从未见过的泪珠，从他凹陷的眼睛里滚出，仿佛想表白他的清白和委屈。可是，他却用跳楼走完了生命的全过程。你说，他这样去做，值得吗？他戎马一生，在人生的低谷时结束了自己，如果他能预见到今天，遇见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他是不会去跳楼的。而我，他的女儿，却眼睁睁地看着他逝去，无法挽救他的生命，这就是我的遗憾。从那时候起，我就立誓要做一个医生，去救治不该死的人。”她眼睛里波光闪闪。
“谢谢你！你是一个好医生。我知道你讲父亲故事的含义，我一定会好好地活着，去看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敬重地说。
“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精神不能太压抑。”她嘱咐我说。
“知道。”我点头答应。
“别逞强，别和身体过不去，哪里不舒服就上医院来找我。”她又说。
“知道。”我感激地点头答应。
“谢谢你送我的一套《辞海》，我会记住你的。”
她眼睛清澈明亮，含满了关切。
“我也一样。”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