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僵尸一般躺在床上,拼命追忆着过去那段空白。
八月的天气,是那么地炎热,秋阳高悬天空,阳光蒸腾着热浪,我把沉睡一夏天的毛衣、毛裤、棉袄等过冬的衣物,全部从箱子里翻了出来。我先在两棵杉树上牵好晒衣绳,然后把衣物一件件晾晒在绳子上。一只甲虫,在毛衣上蠕动,那好看的甲壳上的花纹,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彩。我走到跟前,将左手中指弯成一个圆圈,挨近甲壳虫轻轻一弹,甲壳虫颤扇着绛紫色的翅膀飞走了。
“这是王医生还你的《统计学》。”一个声音说,这声音在我的背后,瓮声瓮气。
我回头一看,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李耀。虽然我们彼此知道谁是谁,但从来没说过话。
“哦——”我接过她递给我的《统计学》。
“听王医生说,你在图书馆工作?”她抿嘴一笑,扁脸上的细眉上挑,丹凤眼下勾,没血色的嘴唇泛白。
我很反感她这种东施效颦的作态。
“嗯。”我懒得跟她说话,点了个头。
“你能不能帮忙给我办个借书证?”她扭动上下一般粗的腰肢,似乎想表现老姑娘的妩媚可爱。
“不能。”我回答。
“要是你能帮个忙,真的,办个借书证看看书就好了。唉,你不能,那就算了……”她重复叨念着,眼睛暗然无光,低头转身,蹒跚地走了,颇像鲁迅先生《祝福》里祥林嫂的念叨: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
望着她的背影,我为自己的言行感到了内疚。
我喊住她,回家拿了一个办证卡给了她。
这以后,我和李耀在路上碰见过几次,每次都相互点头打招呼。
九月初,我借调全省文化局长训练班搞会务工作,吃住都在省军区招待所,直到十二月底,全省文化局长训练班才结束。
一九八三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在家看电视,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我打开大门看,是李耀。
“找谁?”我明知故问。
“找你。”她小心地回答。
“有什么事?”我问。
“我买了通宵电影票,想请你……”她掏出电影票递给我。
“没时间。”我一推她递给我的电影票,像避瘟神般拉上门。
“姓夏的,你太不懂感情了。记住,我绝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她声嘶力竭隔着大门对我吼道。这声音在爆竹声声的大年夜,显得非常的阴森,凄厉……
早上醒来,我头痛得厉害。我洗了个冷水脸,来到大操场。太阳还没有露脸,空气里弥漫着黎明的清凉。麻雀在法国梧桐树上“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操场中间,几个退休的老教师正在比比划划练太极拳。我沿着操场的跑道小步跑着,但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跑步比快走强不了多少。以往像这样的早锻炼跑步,我可以围着三百米一圈的操场跑上十几圈,可今天就不同了,我跑了一圈多,就虚汗直淌,心里发慌。我又改成快步走,这时,思想才告诉我,从昨天中午直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一顿饭。我记起了小时候奶奶教我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饿得汪(叫)。我应该上餐馆去吃点东西。我这样想,可肚子感觉不到饥饿。我于是像电影《淘金记》里把人看成火鸡的淘金者,发挥起自己的想象来。
我首先想到过年时的情景,丰盛的筵席上摆着油酥鸡、红烧排骨、清蒸武昌鱼、夹干肉。可是,这些大肉大鱼今天对我来说,太油腻了,引不起我的食欲。而且,在1985年9月11日的清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筵席的,没有的东西我去假设它,那就是画饼充饥。我又开始在脑子重新搜索附近几家餐馆的早点:欢喜坨、油条、面窝、油饼、油饺,这些早点,就像我小时候吃的白米饭,引不起我丝毫的胃口;我又想到牛肉面、糊汤米粉、水饺这类带汤水的食物,遗憾的是,它们无法让我产生味觉,后果却是倒胃的痉挛。我决定不再去想过早的问题了。唯物论者应该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生活,既然我现在的肚子不感到饥饿,我为什么偏偏要让肚子去体验饥饿的感觉呢?
我又继续沿操场跑道走了半圈。时不时地伸臂扩胸,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王老师买早点从我身旁擦肩而过,留下一阵浓烈的香味。这种香味立刻从我的鼻孔进入口腔,停留在我的舌尖,味觉立马告诉我,这是烧梅的味道,是用薄薄的面皮包着糯米、瘦肉、葱花,然后用垫着棕毛的蒸笼蒸的烧梅。我咽了一口唾沫,带烧梅气味的唾沫,肚子似乎有了饥饿的感觉。
我来到新春餐馆,买了二两烧梅,一碗水饺,在靠墙边的一个餐桌坐下。我用筷子夹起一个热气腾腾的烧梅,用嘴吹了吹,小咬一口细细嚼着。我完全感觉不到烧梅的精细作料,仿佛在嘴里咀嚼的不是烧梅,而是一团无味的豆腐渣,我怎么也咽不下去。在近半个小时的早餐中,我吞咽了三个烧梅,喝了一点水饺汤。
当我起身用伤感的目光看着残留在桌上的食物时,一霎间,我的心里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