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觉人之诈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动于色，此中有无穷意味，亦有无穷受用。
“译文”
当我们发觉被人家欺骗不要立刻说出来，当我们遭受人家侮辱时也不要立刻生气。因为一个人能够有吃亏忍辱的胸襟，在人生旅程上你自然觉得无穷妙处，而且对你的前途事业也有一生受用不尽之处。
“解说”
汉字的“忍”，解剖起来颇有意味，叫做“忍字心上一把刀。”能忍让宽容之人，要承受很大的痛苦，因而更显出涵养功夫。有忍功，才有资格“笑口常开，笑世上可笑之人。”《寒山拾得传》中说，拾得问寒山：“世上有人唾我、弃我、谤我、骂我，我应如何？”寒山答：“你且忍他、由他、待他、耐他。二十年后，再去看他。”
“例解”
举贤不避亲 荐侄当重任
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秦苻坚派军先后平定前凉与代，从而完全统一了北方，成为东晋政权建国以来最强大的敌人。苻坚在平定北方以后，遂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将矛头指向南方，屡次派兵侵扰东晋边境。“时朝廷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谢）玄应诏。”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早年隐居不仕，四十余岁时始任征西大将军司马，后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大司马桓温去世后，谢安任尚书仆射，执掌朝政。他深知自己的侄子谢玄才干出众。在国家面临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因谢玄是自己的亲属而避嫌，推荐谢玄担当对抗前秦的重任。于是朝廷任命谢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今江苏扬州）相，监江北诸军事。
对于谢安的举荐，当时一些朝中大臣颇不以为然，认为谢安是利用权力任用亲属，而一向与谢氏家庭关系不好的郗超却叹息说：“（谢）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谢）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当别人提出异议时，郗超说：“吾尝与（谢）玄共在桓公（桓温）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谢玄到广陵后，利用侨居当地的北方流民，开始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谢）玄多募劲勇，以（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为辅，在与前秦政权的战斗中，北府兵成为东晋的主力，在谢玄的指挥下，屡摧强敌。孝武帝太元八年。谢玄与叔父谢石、从弟谢琰以及桓伊等率北府兵淝水一战击败苻坚亲自统领的前秦百万大军，彻底解除了这个对东晋的最大威肋。以后，谢玄又率军北伐，收复了大片沦丧已久的疆土。
太宗纳良谏 度荒逐强盛
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中，记载了唐太宗采纳魏征建议使国家渡过灾荒而逐步强盛的史实。
书中记载说：
元年，关中饥，米斗值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惟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征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唐贞观元年（626），陕西关中一带发生饥荒，一斗米贵到值一匹绢的价钱；第二年，天下又发生了蝗灾；第三年，又遭大水灾。尽管连年发生严重的灾害，由于唐太宗勤于治理，设法救济，虽然老百姓流荡外乡到处找吃的，但是没有怨天尤人，社会也比较稳定。到了贞观四年（630），风调雨顺，庄稼获得了丰收，流离失所的百姓都回到了家乡，米价也贱了，一斗米只卖到三、四个钱，犯罪的人也少了，一年终了只判处29个人死刑。老百姓生活有了保障，国家也安宁了，东到大海，南极五岭，晚上睡觉不用关外面的门，出外旅行用不着带粮食，一路上都能有饭吃。有一次，唐太宗对大臣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许多上书言事的人都说：‘皇帝应当独断专行，不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又说：‘最好扩充军备，炫耀武力，用武力征服边疆的少数民族。’只有魏征劝我‘停止军备，提倡文教，这样国内就会安宁，边疆少数民族也会臣服。’我采纳了魏征的建议。”魏征听了，拜伏了两次后说：“突厥之祸被剿平，下天得以太平，这都是陛下您以天威所致臣有哪有什么作用唐太宗说：“我能任用你，你又很称职，才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功劳哪能归我一个人呢！”
唐太宗能够使国家渡过灾荒，并能逐步强盛，最后达到贞观之治，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不但选择了象魏征这样的人辅佐自己，而且非常信任他们，在国家大计上善于听取魏征等人的正确主张。
太宗惟才举 贞观有盛世
唐太宗（599—64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很有建树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为了治国安邦，把“择善任能”作为“立政之本”，因此，他始终坚持选贤任能，惟才是举。由于唐太宗能够重贤用才，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所以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认识到：“用善人则国治，用恶人则国乱。”他经常对群臣说：“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并反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得士则昌，失人则乱”，“官得其人，不在员多”，“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的道理。官至中书令的马周，曾因家贫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他替常何写了20多条很有见地的政见上书朝廷，唐太宗看后非常赞赏。当他得知为马周所写时，便立即召见马周，委以要职。隋朝旧臣裴矩，具有一定才能，但是曾经跟随隋炀帝干过一些坏事。唐太宗则能够正确对待于他，不念旧恶，扬其所长，仍然让其继续做官，使裴矩在治理国家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臣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李建成同李世民谋夺皇位的生死斗争中，魏征曾为李建成献策，要他及早杀掉李世民。然而，李世民即位称帝后，发现魏征耿直忠诚，又有出色的政治才干和治国之道，他不计前嫌，大胆重用，而且和他“上下同心”，关系“有同鱼水”一般。
由于唐太宗坚持任人惟贤的用人原则，所以他不搞裙带关系，做到了“拔人物不私于党”。有些长期跟随他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原秦王府旧属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因而表示不满。对此，唐太宗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用人的标准在于是否称职，不以私亲为原则，怎么能以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论呢？贞观时期的许多重要官员，有原秦王府的旧属，有从下属破格提拔起来的百姓，也有隋朝的旧臣和敌方的降将，还有曾经追随太子李建成反对过唐太宗的人。
唐太宗在选人过程中坚持德才兼备，惟才是举。《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回》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如下：
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择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十一月，壬辰，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次，唐太宗和魏征讨论用人的事，太宗说：“提拔任用官吏，不可鲁莽草率。用一好人其他好人也就都来；用一坏人，其他坏人也就乘机而入。”魏征回答说，“天下未定时，则只问才不问德，天下已定，必须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否则，事业就不能兴旺发达。
贞观七年（633年）十一月，唐太宗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即宰相），长孙无忌坚决推辞不受，他对太宗说：“我当皇亲国戚已经很惭愧了，现在又让我担任宰相，恐怕天下有人要说陛下以权谋私，任人惟亲。”唐太宗坚决不允，并说：“我选官用人，从来都是惟才是举。如果是没有贤德才能的人，就是亲戚也不能用，襄邑王神符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是德才兼备的贤才，就是我的仇人也要重用，魏征等人就是明证。所以我任命你为宰相，决不是从一己的私利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