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默契化为隔膜，这时的景帝顾虑的是反对换太子的周亚夫日后难以侍奉少主，而其愤愤不平就是最好的证明，只要时机成熟，他会毫不犹豫地废除周亚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其日常起居中肯定能找出获罪根据。根据很快就被找到了，周亚夫之子买了500件皇家殉葬用的铠甲、盾牌，没有付给搬运钱，导致对方告发其谋反。景帝气愤地说：“我不任用他了。”亚夫绝食而死。若变通一种处事思路，也可能会消解某些误会，从而在权谋纵横的封建社会中生活得稍好些。
但使龙城飞将在
汉文帝说他生不逢时，景帝认为他有勇有谋，武帝曾将他贬为庶人。李广并非只有莽夫之勇，他的智谋成为勇敢的极好的补充。“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这首诗是比较写真的，他看到了汉初边境战争的特质，指出了自然人文特点所决定的战争的异常艰苦和残酷。君不见沙场征战苦，朝野遭到危难时犹忆李将军。
李广的先祖是秦国名将，曾率军追逐燕太子丹直到辽东，这样的家风注定了李广的武功之优良。他和弟弟李蔡做侍郎，都有过冲锋陷阵的战场经历，汉文帝甚至对李广说：“只可惜你生不逢时，若是在高祖争夺天下的时候，封万户侯亦不在话下。”景帝即位之后，李广成为景帝身边的禁卫骑兵将军，曾以骁骑都尉官职随太尉出征平叛，在昌邑夺得叛军军旗，立下显赫战功。李广并非只有莽夫之勇，匈奴进攻上郡时，景帝派亲随到李广军中，亲随率几十骑卫士遭遇三名匈奴骑士，结果全被射杀，亲随中箭逃回。李广率百名骑兵追击，射杀两人而生擒一人。
当匈奴数千骑兵赶来，还以为他们是汉军诱敌之兵，连忙抢占高地。当兵士上马欲逃时，李广大声喝道：“我们远离大军数十里，逃必死！不逃，匈奴以为是诱敌之计，必不敢攻击我们。”事实确实如此，匈奴认为汉军有埋伏，遂引兵而去。武帝即位之后，很多大臣都认为李广是名将，应该得到重用。李广当上了未央卫尉，但是他的发展不顺利，此后率军出雁门关，被成倍的匈奴军包围。李广因寡不敌众而受伤被俘，匈奴单于久仰其威名，令务必生擒之。在押解途中，他飞身夺得敌兵马匹，射杀追骑无数而逃回到汉营。匈奴称其“汉之飞将军”。汉武帝将其贬为庶人，李广隐居山野，感到虎落平阳的凄凉，无聊的他等待被起用的机会。
后来敌人来犯太猛，武帝只好起用他，他的出场之势使匈奴数年不敢来犯。很多故事都说明他武艺超群，比如说李广外出打猎，看见草中似虎的大石，一箭射去，近看时方知射中大石，那枝箭已经深深地射入了石中。李广为人正直，得到赏赐与士兵合用，家里从来都没有余财。远离后方的长途奔袭，他们经常有急风暴雨般的仓卒遭遇，众寡悬殊的孤军奋战成为常态。只要有士兵吃喝不足，李广绝对一口不尝，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配合张骞出征匈奴时，李广突然被匈奴左贤王的骑兵包围。汉军箭矢快用完了，李广令士兵引弓不发，自己以大黄弓连射匈奴裨将多人。这样的架势再次震慑了敌人，很多事情都涉及到晕轮效应，当固定的判断笼罩人们的思维时，即使处于困境，也会让人感到即将爆发进攻的可能。李广的神勇常常使敌人不敢妄动，直到汉军主力赶到，得以解除重围。60多岁的时候，他还担任前将军职，得宠的卫青打算将其甩开独得大功，却徒劳而返。同样是武将，卫青的境界和李广无法相比，当卫青提出要部属承担责任时，正直的李广竟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
这位杰出将领的非凡勇敢、决断和应变能力、忠信正直的磊落襟怀令人叹服，这时的他望着多年来共生死的部将，动情地慨叹道：“我李广自少年从军，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如今又有机会跟敌人交战了，实在是幸运之至。谁知如今被大将军如此催逼，难道竟是天意？我已年过花甲，哪能再受这样的屈辱！’’高洁的他确实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他可以终生不被封侯．可以忍受种种的误解，可在人格面前，他不会选择卑鄙，受人拥戴而使敌军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就这样拔剑引颈自刎，含冤地悲惨殒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穿越历史可得出判断：高贵而充满责任感的行为比弄权更重要，正直之举往往比暂时的得势更长远。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感叹道：‘《传》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这样的判断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多少万户侯已被淡忘已被遗弃如粪土，而如李广这样的“难封”者往往能够名垂青史，化作后人的某种遗憾，以资决策用人的借鉴。在这个意义上，这位历经三代而忠贞不渝的老臣的一生极有价值，他的精神支撑力量及忠贞的处世方式已经内化在中华民族的正直血液中而经久不褪色。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当时的俊杰，但他的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讲出来的话，却让自己遭遇奇耻大辱。承受着这种难言的孤独，司马迁张扬了他的伟大和坚强，这种艰苦卓绝实在让人’凉叹。
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总是在长远意义上被加以认定的，他们由于各种方式得罪了统治者而被视为草芥，甚至干脆刈除烧毁之；但他们又凭借着不会朽坏的笔记载他们基于历史之上的判断，让惩罚他们的人经受后人的唾骂。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上，大抵会得出很多具有历史感的幽默答案，司马迁在极其艰苦、孤独且羞辱的环境中秉笔直书就很有点儿这个味道。
司马迁选择职业与家庭的熏陶有关，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当了30多年太史令，曾经有志于编撰史书。但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临终时将之托付给司马迁完成，“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从小就博览古籍史册，曾经跟董仲舒读解《公羊春秋》，跟古文家孔安国读《古文尚书》，20岁之后遍及江淮和中原考察古籍、采访史料，应该算是当时的俊杰。继任其父职太史令后，司马迁管理皇家图籍执掌天时星历。曾经与唐都、落下闳等人制定《太初历》，以代替已流传多年的《颛顼历》。不惑之年过后，司马迁开始准备撰写《史记》，而当这项繁重的工作开展到第七年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骑都尉李陵出击匈奴失败，汉武帝要严惩，与李陵并无私谊的他为“投降的”李陵辩解，说的条条是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他的这种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讲出来的话，很让汉武帝生气，“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尤其是“救兵不至”伤害了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没有把这位批评自己小舅子的知识分子推上断头台，而是让他感受生不如死的滋味，司马迁就这样失去了男人的物质资本。
但他没有丧失男人的精神资本，在狱中遭受残酷的腐刑之后，他没有被奇耻大辱打倒，而是忍受着莫大的精神痛苦，发愤继续《史记》的创作，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最终完成，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传记文学巨著。当时的创作环境之艰苦是可以想见的，他的伤口不容易合，长期滴血流脓，周遭腐臭不堪，“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悒而与谁语。”“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承受着这种难言的孤独，司马迁张扬了他的伟大和坚强，这种艰苦卓绝实在让人惊叹，他极审慎地取材编撰，“不虚美，不隐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造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要将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汉武帝也是过眼烟云，后人对他们的这段境遇q劾。和自有评说，他要为后人的评说提供参考。这部130篇的《史记》或日《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纪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终止至汉武帝，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总共526000余字。汉代以前的历史著作，诸如《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书从内容的广泛、史事的翔实、取材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没有一部能够与之媲美。当时了解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人并不多，后来他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这时才开始流传于世，后世“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司马迁终于可以感到欣慰了。
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司马迁贯彻“实录”原则，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统一功绩；也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地位。这是对先秦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其史德之高。他的文笔畅快淋漓，时而可见浪漫主义的味道充溢其间，毫无腐儒之意。“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的他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对西汉社会的剖折，其价值远远超过了距他180年之后的班固，这个判断应该是通过历史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在此书完成之后不久，司马迁含恨离开人世。自己的生年、卒年都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位历史学家似乎故意要构筑一个告白，同他的谨慎治史之间形成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似乎意味着生死都是物质的形式，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风骨比生死本身更重要。
书生政治的谦恭与矫情王莽毕竟是书生，如果放弃迂腐的“仁义”，也可能成为成功的开国君主。沽名钓誉的他难以有大作为，试图通过符瑞完成权力加身，很多事情都做得矫情。不能够直接发号施令，书生的计谋到头来还是被识破了，他的得失毫不可观。
封建社会的中国文人难以成就帝业，或者因为政治道德理想过于超前；或者因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级，不能如背景煊赫者有感召力，也不能如刘邦式的一无所有之辈毫不在乎；或者因为他们的勇气不足以支撑起他们似乎正确的判断，总之，书生总是帝王的附属，而帝王总是书生的主宰。更有隐逸的高人不愿意陷于流俗，他们乐得吟哦着诗歌，钓鱼野炊，感受梅妻鹤子的快乐。可是当历史发展到西汉末年的时候，这个经验式的结论似乎遭遇到了特例，这就是王莽及其建立的新朝。
王莽是西汉末年外戚，他的父亲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庶弟，元后诸兄弟都以外家封诸侯。王莽早年生活很节俭，谨事老母及寡嫂，素以德行著称，侍候病中伯父王凤更是数月衣不解带。由于得到王凤临终前的推荐，王莽得拜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后又迁为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职。他平素招纳名士且结交公卿，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之罪，而获得忠良的声誉。此后，王莽顺利当上大司马，爵位的尊崇使他的伪饰更甚。他的妻子见客时竟然“衣不曳地”，衣料还都是粗布，人人以为是使婢。汉哀帝时期的他为彰显气节，甚至罢官就第“杜门自守”。
汉平帝即位之后，王莽复任大司马且总揽朝政，继而树立党羽竭力诛杀异己。此后进位太傅，号安汉公，加称宰衡。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指使大臣上书，要求立其女为皇后。此外，还出钱百万、田产30顷，解救贫民于疾苦，聚集儒生令其改正前人乖谬。由于辞让田产的封赏，吏民上书颂其功德者达487572人，他也因此获得了“直臣”的美名。汉平帝去世后，他拥立两岁的孺子婴，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他实现自己愿望的努力很费了一番周折，买通塞外蛮夷进朝奉献白雉，继而秘密地派人去买嘱献瑞，伪造符命称“假皇帝应做真天子”。群臣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谁也不愿意揭穿，直至他自立为帝而建立新国，次年又改元“始建国”。
王莽的这种做法有时候非常拙劣，他的儿子王宇恐其日后出事，屡次加以劝谏，王莽从不在乎，他将精力都放在讨好太皇太后和不断地收买人心上，由于笼络了很多南来北往的渴望发迹的人，他的周围确实很热闹。王宇不愿意看到这种虚假的繁荣转眼间成为悲剧，遂派人在王莽的门前滴洒血迹。王莽也恐惧遭到天谴，处事有所收敛．可是洒血的人后来被发现了，被逮捕之后供出王宇。王莽回报儿子一片苦心的是屠刀，王宇及其同党出乎意料地被赐死，他的父亲却依然如故。
称帝的王莽依照符命中提到的“王舜、平晏、列歆、哀章、甄邯、王寻、王邑、甄丰、王兴、孙建、王盛”11人分封，除了策划符命的哀章有着落外，只有9人能够对号入座。也真是难为王莽了，多亏有会办事的部属找到一个叫王兴的城门令史和一个叫王盛的卖饼小贩，王莽立即拜为大将军。他的诸多错误做法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了缓和矛盾，王莽托古改制，颁令更名天下田日“王田”，而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凡男口不满8人而土地超过900亩者分余田于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制度授田。这个很有帝王瘾的书生还屡次改变币制，禁止使用五铢钱，另置各种各样的货币，甚至把早已失去货币功能的龟、贝拿来使用，造成农商经济秩序的大混乱。
无道的王莽还强迫个别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换汉朝封赠的印绶，毫无意义地贬各族的王为侯，引起对方的强烈不满。当高句丽、匈奴等族起兵反抗时，王莽派兵远道征伐，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其改制导致赤眉绿林起义声势逐渐扩大，贵族和豪强也打出反莽旗帜，王莽为此两次派兵去讨伐起义军，都遭到大败。绿林军继而分兵进攻，在途经长安附近时掘毁了王莽祖坟，长安城人民攻人皇宫，王莽被商人杜吴所杀。大诗人白居易说得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毕竟是书生，如果放弃对迂腐“仁义”的过度追求，也可能发展征战与治国的“硬件”。但是沽名钓誉的他不懂得征战与治国，实在难以有大作为，这可能是“多说少练”者的通病，他的处事有两个特点：托古和信命，试图通过符瑞完成权力加身，很多事情都做得矫情。书生王莽大概只能摇旗呐喊，不能够直接发号施令，而仅仅忽略书生本色的政客是不能成为成功统治者的。费尽苦心的王莽到头来还是被识破计谋，他的行为和行为之间的矛盾为人们识破其机关提供了解读的线索。这正是：“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
志大才疏的进蛙之见
袁绍徒有其表，无论当时还是在后来，很少有人说他的好话。比如官渡之战就是师出无名，当曹操在阵前质问他“今何故谋反”时，他竞说不出子丑寅卯来。“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袁绍的过错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