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智谋的范雎是个语言大师，他知道当政者大都愿意听恭维之词，秦王果然“愿闻失计”。“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范雎渴望报仇，仅报私仇不能证明能力，他还不至于因私怨而误大事，终于使得“天下之士，大相斗矣”。
运筹总要通达目的，但在运筹通达目的的过程中，本身也具有某种意义。只有将这种意义聚集“在路上”，才能感到洒脱，摆脱无边欲望的纠缠。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急流勇退意味着其对人生的领悟获得某种结果，结果的缺失证明其领悟能力不足，范雎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结果。这位家境贫寒的满腹经纶者走的也是曲折的发展道路，起初暂时投靠魏国中大夫须贾，须贾出使齐国时，在齐王面前哑口无言，若不是范雎挺身而出，则很可能给魏国丢人。
范雎的正式出场看来还是很被看好的，但是他所投靠的人素有嫉妒之心，回国后诬告范雎“持魏国阴事告齐”。事情可想而知，范雎被打得折肋掉齿，更难以忍受的是，他还被放在厕所中，任宾客便溺其上，受尽侮辱以致奄奄一息。这个坚强的智者不愿在宏图未展时死去，他买通看守谎称死去，藏匿于民间化名张禄。事情是有几分离奇的，活着就有机会，秦国使者王稽使魏时，范雎密友郑平安趁机推荐范雎，王稽经过长谈也认定范雎不可多得。返秦途中有段插曲体现了范雎的预见力，惊险平静之后，王稽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真智士，吾不及也！”
有智谋的范雎是个语言大师，他知道当政者大都愿意听恭维之词，说秦国“四塞以为固，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霸之业可致也。”仅仅说优势，则无法体现他的价值，面露得意之色的秦昭王随即听到范雎的批评：当前“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而这都归罪为人臣“不忠”。成功属于秦王的成功，失误则是人臣的失误，秦王果然“愿闻失计”。“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伤秦。”范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必要，“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范雎较为具体地说明了一统天下的策略，昭王赞赏其原则和具体布置，于是令他参与国政主持兵事，他的发展契机已成熟，六国的存亡逐渐被列上议事日程。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范雎渴望报仇，也渴望给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的发展助一臂之力。这时正赶上恐惧的魏王派须贾出使秦国求和，范雎故意装作落魄状，突然让须贾大吃一惊：“范先生原来没有罹难。”范雎说好在能够逃脱，须贾命人取绸袍赠之，并乘机问范雎有没有熟人认识张禄，他哪里知道张禄也就是范睢，范雎也就是张禄，范雎说当然可以引见，随即带他回到府中：“还请您稍候，我进去为您禀报。”此后长久不见，须贾不禁越来越慌乱。
当须贾明白过来之时，“脱袍肉袒，免冠徒跪，膝行而前”，范雎的羞辱逐渐退色，须贾的羞辱刚刚开始。他的这次出使秦国不仅没有得到范雎的帮助，反而让对方得以报仇，当年这位侮辱范雎的士大夫没有什么好下场。当然，仅报私仇不能证明范睢的能力，他还不至于因为私怨而误大事。在六国打算联手之时，他派名士唐雎携带大量财物前往邯郸，贿赂各国谋臣并挑拨其关系，终于使得“天下之士，大相斗矣”。此后，在秦国地位不断提高的范雎觉得该对内政的积弊开刀了，他深刻地替秦王分析了局势：尽管有了不少成绩，但是内政积弊甚多，长此以往，“百年之后，统治秦国者可能不是大王子孙。”昭王听了十分恐惧，于是任命范雎为国相，开展“固本削枝”的改革，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了。
此后，范雎以“反问计”重金贿赂赵王近臣并散布谣言说：“廉颇老而怯，屡战屡败，现已不敢出战，又为秦军所迫，不日即将出降。秦军最惧怕将军赵奢之子赵括，如若为将，锐不可当。”长平之战过后，赵国一蹶不振，秦国更加强大，范雎的日子过得也是越来越好。这时有才华而善辩的燕人蔡泽到秦国，大抵如同当年的范雎。与之谈起商鞅、吴起、文种的遭遇，“三人尽力竭忠。功高盖世，然而却惨遭杀戮，甚为可悲。今秦王之德，既不能有过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而君之功绩又不如商鞅、吴起和文种，然而君之禄位过盛，私家之富远远超过二三子，如再不激流勇退，为自全计，彼三子者，且不能免祸，况于君乎？”
这番话让范雎看到急流勇退的必要，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他对秦王盛赞蔡泽：“臣不如也。”后称病逊去相位，不久寿终正寝。他到底还是聪明人，没有把运筹的结果无限膨胀，历史的长河总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胡服骑射的时代远见
赵武灵王的锐意改革值得刮目相看，“师夷长技以制夷”，其战略远见确实明智。“胡服骑射”推动了骑射的发展，标志着由车战时代进入骑战时代。他勇敢地打破国君死后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地将王位让给赵惠文王，在如今看来也属难得。
改革的最大障碍往往都是流俗的抵制，当对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习惯的状态加以改变的时候，往往使人不适应。当这种不适应难以忍受之时，人们便产生对改革的极度反感，很多原本有道理的改革因此失败。要么照顾到日常风俗，要么找到彻底改变陋俗的办法，总之对流俗缺乏必要的积极态度是不可想像的。在这个意义上，赵武灵王的锐意改革便值得刮目相看，尤其是“胡服骑射”，解决了战斗力提高的军事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其战略远见确实明智。
他在位期间正值战国中后期，列国之间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发愤图强，以图有可能称霸寰宇。作为“四战之国”，赵国起初无力抗击中山之类弱国的侵扰，这让武灵王感到忧虑。通过对战斗环境设施的观察，他对臣子楼缓说：“我觉得长袍大袖干活打仗不x方便，不如胡人的短衣窄袖皮靴灵活，仿照胡人风俗改制服装怎么样？”楼缓非常赞成：
“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再参考其打仗的本领，似胡人那样骑马射箭。”当更多臣子参与讨论的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占大多数，武灵王又跟肥义商量：“大家反对用胡服骑射来改革风俗，你说怎么办？”
肥义觉得办大事就不能犹豫，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应该果断推广倡导。赵武灵王也正有此意，他的最初推广是通过对其叔父的劝导，他的叔父公子成当时是有影响的老臣，为此干脆装病不上朝。赵武灵王亲自上门找公子成，反复地讲穿胡服、学骑射的好处。工作取得预期的结果之后，立即赏给他一套胡服，其余大臣自然再也无话可说，国人也纷纷穿起方便的胡服。值得提及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单是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完成了国家移风易俗的任务，国民对传统观念的看法有所改变。
《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今言骑者，当是周末时礼。”可见，“胡服骑射”推动了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由车战时代进入骑战时代，在军事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有益于当时，对其后社会发展也有积极作用，汉代以之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的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妇女、儿童也逐渐接受。武灵王还勇敢地打破历来国君死后立新君即位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钟爱的幼子赵惠文王，自称“主父”，以求“兼戎取代，以攘诸胡”，以便从烦琐政务中解脱出来，窥审秦王态势，在如今看来也属难得。
赵国强大的骑兵队伍不久便打败临近的中山，收服东胡和临近部落，扩大了很多土地面积。为了打败秦国，武灵王亲自到秦国考察地势，估量秦昭襄王的为人。隐藏身份的他以使臣身份拜见秦昭襄王，介绍赵国的有关情况。秦王觉得这个“使臣”的态度举止大方而威严，感到有点儿不对劲，再派人去请他的时候，“使臣”已经不告而别了。赵国是秦国的真正对手，赵武灵王此举令秦王大吃一惊，等到叫白起连夜追赶为时已晚。
正当这位大改革家雄心勃勃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长子与次子继承王位问题上优柔寡断，使得不快的事情发生。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账，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结局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作为不能忘记的事实，胡服骑射使得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军事强国，以至大国“纵约”瓦解时，赵国尚能屡败秦军并威慑匈奴。
正如梁启超所认为的：“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民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甚至称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蔡邕《独断》释“武灵王”云：“璎定祸乱日武，乱而不损日灵。”这样的评价还是较为独到的，而通过这位改革者的最后结局，我们似乎也不难看到，正是其失误酿成内讧，使国家失去称霸机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推动成功几乎要100％的元素，只要有1％的元素就可能导致失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生前身后都得到赞扬，是诸葛亮可以感到安慰的荣誉专利，但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对于人才的使用上，他并非高超的专家，他的“全才”挫伤了部属的积极主动意识。对于现代领导来说，诸葛亮的处事方式应该作为前车之鉴。
当27岁的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时候，应该感到身上的担子非常重，此后的他大都在征战中度过。“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加之遭遇暑热毒泉，艰苦的环境不难想见。这个大臣做得太累了，既要领兵打仗，还要安邦治国，真的能够‘“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吗？样子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此前无疑要极其劳神地思虑，否则是没有戴着头巾摇着鹅毛扇的潇洒的资本的，生前身后都得到赞扬，是诸葛亮可以感到安慰的荣誉专利。
“三顾茅庐”的刘备对诸葛亮并非没有戒备，他太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水平了，而诸葛亮不仅熟知蜀国的根底，还团结着高质量的文臣武将，自己死后的时局还不太好说。从他托孤的话语中，我们似乎就能够感受到弦外之音：“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真是一句极其高明的谎言，刘禅的不可扶持已经不需要时间来佐证，而诸葛亮的才华能够“十倍于曹丕”，但意思也非常明白了：蜀国毕竟姓刘，如果丞相觉着不舒服而要有动作，临终的我也没有办法。
或者是更愿意做能臣，或者是太注重自己的名声了，诸葛亮听后立即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他并不后悔，而是真的竭尽全力地辅佐阿斗，以延长蜀国社稷江山的寿命。这样的人生肯定没有什么意思，刘禅虽然愚蠢加之没心没肺，但并不喜欢“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的诸葛亮，尽管也做到“事之如父”，却并非属于真意，与其说这种感觉是一种尊敬，莫若说这种尊敬其实更意味着某种不得已的敬畏。
受刘备知遇之恩而做涌泉之报的诸葛亮实在太累了，他把“北定中原”当做主要目标，“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让他伤脑筋的不仅要抵御曹魏的士气威猛和司马懿的狡诈，还要平衡内部的阻挠和非议。每当诸葛亮在阵前取胜，都要遭到刘禅的猜疑，甚或将其召回，以致功亏一篑。辅佐这么个傻不啦叽的家伙，实在不能不降低“竭力尽忠”的品位。他的工作时间之长和工作强度之重除了证明自己具有日理万机的能力之外，很难有什么别的快乐可言了。
诸葛亮也有问题，在对于人才的使用上。他并非高超的专家。书生马谡和武人魏延都是可塑之才，但是都没能发挥才能，他所看重的姜维谋才不如马谡，将才不如魏延，诸葛亮就有了很多“亲理细事”的麻烦，而这种辛苦在当时并不让人领情，魏延就抱怨说：“岂可因丞相一人废国家大事耶？”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部属的积极主动性，人家怀疑他在事必躬亲的背后有揽权的意味，他实在是太怕出差错，沉重的压力让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疾病缠身。
在听说赵云去世之时，他跌足而哭；在听说关兴病亡之时，他“放声大哭，昏厥于地，半晌方苏”；在听说张苞身死之时，他口吐鲜血，自此卧病不起，“自觉昏沉，不能理事。”屯兵五丈原的时候，他“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自觉神思不宁”，可见病得不轻。身体无疑是工作的基础，没有好的身体，事业的发展注定会受到损害，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自然原因之所在。他的这种积劳成疾人人皆知，据说当他派使者给司马懿送女人衣服时，司马懿曾问道：“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其实有很大的杀伤力，使者回答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鉴焉。”这让司马懿看到了希望，因为这样的繁重负担是不会让诸葛亮活太久的，而他也确实倒在了北伐途中，年仅54岁。
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应该自觉不负于刘备，而获得后世的赞誉了。在他去世之后，蜀汉各地民众提议建立庙宇，却遭到了刘禅的拒绝，这个扶不起的家伙终于有了不再恐惧的时候，他的理由是“史无前例”，其实他的弱智才是真正的史无前例，此举也让这位除了贡献“乐不思蜀”这句成语而无所作为的傻蛋颇为得意，因为终于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来说明白己是不能被藐视的。
但对于现代领导来说，诸葛亮的工作方法应该作为前车之鉴，越俎代庖的揽权是小生产的美德和习惯，难以将领导的管理能力发挥到成熟的程度，跟游刃有余地指挥若定相比，总不免有点小家子气。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较刘备差得远，特别是刘备早期的从善如流是诸葛亮做不到的，当然这也与他的因为殷切的期望而产生的沉重的负担有关，据说临终前的他曾对天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真是够遗憾的了！
生子当如孙仲谋
面对“悠悠”的历史，不能忽视孙仲谋的成熟干练，善交际的他懂得汇集多方力量。交际在内外都可能发生作用，孙权善于提拔将领，在合适时机找到发展的可能。“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这是枭雄说出的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