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长恨歌》而感叹。这个复杂的人物不仅能够开辟光耀古今的开元之治，还有类似杨广、李煜、赵佶等的文艺才华。李隆基是大唐的光荣，武周后期黑暗统治结束以后，韦后乱政，太平篡权，社会长期处于混乱中，这个20来岁的年轻人毅然而果断地挑起了匡扶基业的重担，使原本颓唐的李唐皇室重新振作起来，这绝对不是闹着玩儿的。
这样的李隆基还是让人佩服的，他的决然有种身临其境的振奋，仿佛在说大唐又出了李世民式的传奇人物。但跟李世民不同的是，他精通数种乐器，擅长指挥作曲，有“曲有误，李郎顾”的听音本领。艺术和政治总是截然不同的，跟陈后主、李后主们不同的是，这位风流才子还是懂政治的，只是没有如刘邦、李世民那样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拿出来抓政治。陈后主、李后主们遇到政治问题空有无限才情，李隆基却能琢磨出法子，但他的能力没有全用在这上面。因为铁的力量不能被内化到他的惟美的细胞中，他还有柔情值得挥洒，也还有明眸值得灿烂。
历史让他感到很朦胧，年号换作了“天宝”，励精图治、重振李唐都已成过眼云炯。因为他见到了千娇百媚的杨玉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对音乐的投入。她跳霓裳羽衣，他奏霓裳羽衣，其间的默契几乎超越了爱情。她是他的知音，爱他的“善骑射”、“通音律”、“好八分书”，倾慕他的以开元盛世而笑傲古今。他则惊讶于她的美貌，大概只有这样的美人才能配得上自己，以至于把还是儿妃的她唤于自己的床榻上。这绝不是简单的冲动，历史上能有始有终的皇帝不多，能爱得这么彻底则实属难得。甚至爱屋及乌，让大舅哥胡作非为，用歌舞升平迷惑昏庸的朝政中人，掩盖暗暗潜伏的危机，连奏平安无事的时候，靡靡之音恰恰飘散在百姓背井离乡、死里逃生的叹息声里，安禄山、史思明之流已经开始磨刀霍霍、厉兵秣马了。
江山和美人是他的逻辑两维，这种“方圆”仍然在矛盾的意义上相互作用，当“圆”的艺术让生命为之陶醉时，“方”的世界便令人乏味，殊不知，这种乏味正是“圆”的存在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李敖说的有道理：“如果有来世的话，杨玉环千千万万不要再和李隆基，因为他实在是个极不负责任的男人。”
李隆基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因为安全之类的事情对他来说似乎是“庸人自扰”，其实他属于“庸人不扰”。这事儿也难怪，谁会料到大舅哥能把自己唬得如同傻瓜？
“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的日子曾经过得很好。他们的感情超越世俗，因为世所罕见的作曲家和舞蹈家都是音乐天才，他们并没有孤芳自赏，而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将音乐大众化。据说他们从不鄙视江湖艺人，还愿意与之“切磋”，这哪里还有权力差别的味道？但听音乐不能吃饱饭，隆基的最应该在意之处在于对国计民生的重视，而不是让安史之乱如狂风席卷而来。他从令人景仰的帝王沦落为大唐的罪人，是唐朝历史由盛而衰的标志。“旁求宏硕”、“讲道艺文”的他突然明白，未来的日子可能会风雨飘摇。
由于杨国忠的存在，杨贵妃已经变得不能被原谅，跟江山社稷的大浩劫比起来，美女和音乐到底又有多重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总之，杨玉环在马嵬坡香消玉殒，李隆基觉得自己陪着昔日的爱妃下沉，让知音活在记忆里，这时的他已经还原为皇帝之外的男人，这个自然的角色逐渐飘远了，再回头的时候，大唐王朝已一蹶不振。“圆”因为不“方”而不“圆”，失“圆”的时候求“方”是错位之举。在位半个世纪的他曾让社会高度繁荣，以聪明才智挽救世风，而封建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也在他手中结束，怎么能埋怨他呢？130年的超级强大的唐朝已经走入下坡路了。
如果说男人真是女人的依靠，就得以稳固的事业提供舒适的爱情生长环境，否则便等于不负责任。如果说女人不把男人当依靠，男人也更应该自觉地加深自己在事业上的投入程度，以期来装点这个世界的美好。而在“方圆”的罗盘上，双方都是不能够缺席存在的，因为事情的两端总不能在独立的意义上找到存在的根据。李隆基这位大才子似乎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的结局，他应该为大唐日薄西山的事实悔恨的，只是机遇、年龄和时代不饶人。
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抱负的毫不遮掩透露出真的性情和真的可爱：他不是书呆子，懂得粉墨登场的舞台在哪里，也知道该在舞台上表演什么：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放达的他俯身捉月，以浪漫方式终结自身：
普通人和真正的诗人之间似乎总是有种难以消除的误解，前者无法理解后者的孤傲、癫狂和痴顽，后者却不得不为前者的不智感到悲哀、遗憾和愤怒。“矜才使气，纵横驰骋”的李白的矛盾应该说介乎普通人与大诗人之间，这位青莲居士李太白出生在如今的吉尔吉斯境内，5岁时随父迁居到四川，少年时代好剑而博识，20多岁时诗名远播，他的浪漫主义情愫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抱负的毫不遮掩透露出真的性情和真的可爱。
佯狂的他也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太定，海县清一。”他不愿如一般人那样，参加科举以获得官位，企图以广泛的声誉获得赏识。“少年落魄楚汉问，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肝雪胸臆。忽梦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由此可见，诗J，．OO渴望已经酝酿在得意之中了。
起初确实如其所愿，因为受到玉真公主等的推荐，他被召人长安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贺知章见其文赞叹其为“天上谪仙人”，他的状态可以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看得清楚：“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当时的李白还是很有办法让皇帝高兴的，“玄宗宴诸学士于便殿，顾谓李白日：‘朕与天后任人如何？’白日：‘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这样的好话，多情的李隆基是肯定愿意听的，能够说出好听的话取悦皇帝，说明李白不是书呆子，他懂得自己粉墨登场的舞台在哪里，也知道自己该在舞台上表演什么。
“处事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春风得意的李白的日子应该不错，但当时正值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把持朝政，政治也日益趋于黑暗，浪漫的李白仕途不畅。其《古风》等59首诗对唐朝后期的腐败广泛地加以批评揭露，把自己比作是“中天挫折”的大鹏鸟，对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感到遗憾。他愿意以战同时代的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而飘然引退，因而“一醉累月轻王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的不少诗篇都表现了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渴望过上宁静的生活，对残害生命的战争给予尖锐的批判，龚自珍说李白的诗歌熔屈原、庄周于一炉，这个说法是较合理的。
李白的矛盾在出世人世之间，有政治抱负的他不能与腐败者同流合污，于是也就得罪了权贵。做了不到两年的官，竟然辞职不干了，皇帝没有对他的出走表示足够的遗憾，当然这也促成了其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只是浪迹江湖的他还渴望被任用，甚至参加了与自己的政治愿望并非一致的政治集团的幕府工作，以至于获罪而被流放到了夜郎。追求的失败使得诗人转而为悲愤之鸣，作为生活境遇的折射，李白诗中的洒脱飘逸涵盖着忧愁烦恼，他大抵只能在浪漫主义精神中自由地遨游。
毫无疑问，这个多产诗人在用创作消解等待的烦恼，纵观今存其诗900多首，内容丰富多彩，比如说感慨妇女的生活痛苦，描绘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实景，这种关怀颇值得称道。李白“一生好人名山游”，他的诗中有“白浪如山”的长江、“咆哮万里”的黄河、“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及“回崖沓嶂凌苍苍”的庐山，展露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他还有很多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意境、自由的体裁和朴素优美的语言表现热烈奔放的感情，很能够打动读者。他反对雕章琢句之风，诗歌流畅而浑然天成，韩愈、李贺、苏轼、陆游、欧阳修、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大诗人都从中汲取过营养。
李白的终结自身也是浪漫的，《旧唐书》说他死于醉酒，民间传说则认为他泛舟于江上，误以水中月为天上月，纵身跳人冰冷的水中，终结了他的名誉、他的抱负和他的创作。两种说法都给后世诗人很多想像的余地。其实怎样的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矛盾值得避免，他的矜狂能够超越。
光荣的道路总是狭窄的
跟李白的洒脱比起来，杜甫的诗歌创作生涯，纠缠着政治才能不得施展的无奈。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以“宾客”身份获得资助，这种痛苦使其认识了社会实情。对社会情状的白描，是其情感的深度爆发，沉郁的意境力透纸背。
“文章憎命达”，据说生活舒适的人往往是做不出什么好文章的，因为没有坎坷的经历引发创作激情。王孙公子也可能有吟和之乐，但大都给人附庸风雅的感觉，能创作出漂亮文章的机会于是就都给了命运多蹇的人。比如说屈原、司马迁、苏东坡……这里要说的是著名诗人杜甫。这个曾经居住在长安城南面的少陵的湖北人7岁时就能作诗，20岁之后在吴、越、齐、赵等地漂游，过着“裘马颇轻狂”的生活。后来创作了《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作，展露了非凡的艺术才能，透露出青年时代的气概及抱负。
由于生长在书香之家，杜甫汲取了很多创作的营养，而后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跟李白的洒脱比起来，杜甫的生活似乎有点儿无聊，为了能在长安获得一官半职，竟然引经据典地以诗歌颂扬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如何贤明，而申诉自己如何贫困，这样的作品的格调可想而知。几乎面对着同样情况，李白曾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甚至在真真假假的狂醉中让宠宦高力士为其做仆役般的服务，这是杜甫无法企及的。纵观其诗歌创作生涯，融就百姓生活苦难的关怀中，似乎也纠缠着自己政治才能不得施展的无奈。
在长安居住的10年间，杜甫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的时候，杜甫以三篇“大礼赋”奉之，得到了李隆基的赞赏。已经让皇帝重视的杜甫仍然没有太好的运气，李隆基让宰相考察杜甫的文章，以按特长分配其工作，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这个有着平民情怀的大诗人又不断写诗投赠权贵，期望得到他们的推荐，最后终于当上了右卫帅府胄曹参军，也就是看管兵甲器仗的小官，尽管他仍然感到不满意，但毕竟有了梦寐以求的官场身份了。
起点尽管不高，但机会可能不少，如果适时地引起高官贵戚的足够重视，也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杜甫的命运可能是真的不好，对于才能的施展而言，他赶上了安禄山叛乱的爆发和李隆基晚年的穷兵黩武，人民的租税与兵役日益繁重。这个被后世称为“少陵野老”的“诗圣”的生计一度成了问题，担忧民众疾苦的他无能为力，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以“宾客”身份获得资助，这种矛盾生活的痛苦更使其客观地认识到社会现实。“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家庭生活实录是他长安生活的反映。
诗人在乱世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尊重，置身于叛乱中的杜甫曾被叛军截获，在“贼中”待了将近半年。他是受过正规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知道在“贼中”待着不是好事，看到庄严的京城一片荒凉的他后来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肃宗临时驻地受任为左拾遗．后来又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了。由于经常奔走在途中，可以直面人民的日常苦难，很有道德责任感的他完成了组诗《三吏》、《三别》，此后对政治感到失望，辞官回到成都建筑草堂。在安史之乱之后，杜甫唱出了几乎是其一生中最快乐的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可这样的希望未转化成现实就化作泡沫，吐蕃又大举入侵，长安一度曾为之所破，杜甫又不得不感到深深的忧虑。
值得一提的是，回到成都的杜甫还当了几个月的检校工部员外郎，因为不习惯这种幕僚生活而回到草堂。此后开始流浪，甚至于居无定所，这样的不洒脱造成了其更深的苦闷，最终死在从长沙到岳阳之间的水路上。他把诗歌看作是终生的事业，在艺术追求上“语不惊人死不休”，创作态度非常严肃。又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其民族责任感对后世读者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对战争创伤的厌恶，对借兵于回纥的隐忧及官兵力主收复两京的难忘，对久别还家时家人凄惨状况的感叹……太多的不如意构筑了杜甫诗歌特有的忧郁情怀。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种对斯时斯地社会情状的白描，确实是主体情感爆发的感喟，沉郁的意境力透纸背。在这个意义上，称这位从未得到重用的封建知识分子为“诗史”似乎也是不过誉的，因为他在深刻地反映现实的同时，表达了自我对社会的深度感受，浸透着对于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的真情实感。他的诗歌最终走上了极有责任感的道路，尽管命运的坎坷仍然加剧着，但“光荣的道路是狭窄的”，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似乎也能构成对他的某种安慰了。从读者的角度，渎其诗可以“知其人”、“论其世”，丰富的生活经验加上充分的政治热情，其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独立人格的“叛逆”与勇气
这样的放达情怀大概不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商人世家子，厌恶管柬的他是主张“功利”的。但家境悲惨之状使李贽精神上深受打击，早已“无宦意”，却仍坚持己见。他追求独立人格，可是缺乏苏格拉底式的创造力，及蒙田抑或休谟式的怀疑精神。
李贽是当今公认的晚明启蒙思潮的旗帜，为了铲除他这个“异端”．万历皇帝给了他自刎在皇城监狱的机会。“超出于千万劫之世人”的他要“手辟鸿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这个被利玛窦称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的知识分子“求之近世，绝罕其俦”。“七十老翁何所求”，临终时的他展露了骨子里的放达。“如今男子知多少，却道高官即是仙”，在打着圣教招牌以文伪、售奸、谋私的晚明，他却自悔“五十年前真一犬也”，公然背叛千年道统和纷繁多样的造神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