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面对文武百官的敬重，深知智慧这玩意儿能够当饭吃。他还是清醒的：“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一度纵横捭阖的他节节败退，因长期失去独立人格而不知道何去何从。
经由坎坷波折的努力而达到目的，最后又回归甚至低于起点的人生经历总会让人们有某种领悟，李斯的感觉正是如此。在蒙受腰斩的耻辱时，他轻问一同奔赴黄泉的儿子：“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话说得从容而洒脱：当时尚未发迹的他带着几个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去猎野兔，这样的闲情逸致大概是不可能再有的了。不仅仅不可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而且生命即将结束，他的狂狷、智慧、勇敢、执著、理智都随着这句大彻大悟的黑色幽默成为昨天的历史。
当这个河南汉子看到仓库的老鼠时，感慨还是非常真实的，“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人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尔。…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带着老婆烙的大饼出发了，在兰陵郡的名儒荀卿学塾里，他渴望取得好成绩，好在楚国政府里当个公务员。同学韩非的开放思维很让他茅塞顿开，而他接受时尚事物的能力比韩非还强。领悟了不少关于国际形势的观点后，他向苟卿辞别：“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他的目光确实很独到，而秦始皇也从善如流，从他的《谏逐客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而当秦始皇表示要委以韩非重任时，他深知自己的谋略、深度和修养都不及昔日的同窗，于是“提醒”赢政：“陛下不要忘了，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哥，是有家国的人，早晚都是要面对自己的故土的，圣明的君主，你要做出聪明的判断。”这番话让秦始皇很是皱了皱眉头，他知道不任用韩非，就得让韩非人间蒸发，因为这个谋士的能量很可能成为秦国统一六国的障碍。而这个决断恰恰是李斯所渴望的，他还给昔日为自己启蒙的同学送上了一碗鸩药。
而对于秦国的大一统，李斯确实是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也做出了很让秦始皇感到欣慰的事情。他是《大秦律》的制定和执行者，辅佐秦始皇一统江山，使秦国发展成强大的封建国家，他在骊山坑掉数百名儒生时连眼睛都不眨。这时的他还记得自己发迹之前，只是个毫无富贵可言的仓库管理员，平时有工夫跟在猎狗的后面追野兔。如今的他已经是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面对文武百官对他的礼貌有加，他应该深知智慧这玩意儿还是能够当饭吃的。
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曾经“喟然而叹”过：“嗟乎！吾闻之荀卿日‘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间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为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根据唐代学者司马贞的解释：“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这个出身农家的河南汉子还算是清醒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他依附的那张皮化为乌有的时候，他这根羽毛也就难以着落了，事实果真如此。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们简直不能明白，这个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精明老道的人如何能栽在智商、情商都不够高的赵高和白痴胡亥手里。历史告诉我们，秦始皇在沙丘驾崩后，赵高领着胡亥发动宫廷政变，一度纵横捭阖的这位大知识分子竟然事事被动、处处挨打、节节败退，曾经没把赵高当回事儿的他尴尬得捉襟见肘。他只知道听皇帝的话，当皇帝重用他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政治生命的青春不老；当皇帝不在意他的时候，长期失去独立人格的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赵高就不会这样，因为跟这位贵为丞相的大人比起来，他这个小人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政变成功了，便可以哄着傻瓜皇帝控制国家；政变失败了，有皇帝为自己殉葬，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忍无可忍的李斯后来连忍的机会都没有了，“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不仅被黥，被劓，被斩左右脚趾，被枭首，被菹其骨肉于市，还被拦腰斩断。这个很残酷很丑陋很缺德的法律是他亲手制定的，这杯苦酒又轮到他自己喝了，更何况，“父族、母族、妻族”也都跟着遭殃，好几百条生命跟着他共赴黄泉。这个时候的他对自己曾经深深迷恋的权力感到深深的厌恶，突然又记起当年领着孩子追野兔的闲情逸致来，这种体验道出诸多封建知识分子可能的人生感喟。当统治者看重他们时，他们懂得体味权力带来的快乐；当遭到统治者遗弃时，他们往往感到很后悔，从不考虑独立人格缺失的后果。还是伏契克说得明白：“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几乎没有计谋出于他的运筹；几乎没有战斗由他亲自指挥，但他能将大家的智慧凝成合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刘邦的高明之处。他是细节的把握专家，能够容忍部属的弱点，继而在韬晦之间扭转了乾坤。
刘邦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履历，父辈也没有承继到多少家当，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童年始终与布衣为伴。他的父母被称为刘大叔和刘大妈，都是“无名之辈”，“无名之辈”给他起的名字是“刘三”，可见也是可以浑叫的。年幼的刘邦没有得到太多的父爱，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怀疑他是个野种。据说某日刘大妈曾经睡在湖边，当时电闪雷鸣，刘大叔看见有条龙伏在妻子身上，后来就生了刘邦，他的长相自然跟父亲有很大差距，让刘大叔看着很别扭。二是刘邦“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平时打扮得如同无赖。尽管后来当了个当时很麻烦的村官，仍不考虑形象，经常赊酒嫖赌，刘大妈只好到处还债，这让刘大叔很没面子，崇尚勤劳本分的人家出了这么个怪物，是怎么也不会让他感觉良好的。
不读诗书的刘邦却有着远大的抱负，当他在咸阳办差途中，遇到秦始皇的车队时，不仅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得非常实在，他对“大丈夫”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而且还相当讲究过程，这种发问较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气从容，自然缺乏必要的品位，但却非常实际。后来，当他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时，并没有天真地坚持当初的规定：“先入咸阳者王”，而是乖乖去当汉中王，听任项羽去威风八面，他知道实力比原始的规定要灵活得多，也真实得多。
刘邦没什么诗意或豪放的魅力，身上也没有贵族的血脉，支撑起事业的是他的管理能力。在进退攻守的紧要关头，几乎没有计谋出于他的运筹；几乎没有战斗由他亲自指挥，他最常说的话大概是：“为之奈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却非常多，因为大家可能更觉得这位领导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再者说，他手下的谋臣能力确实很强，张良懂得运筹帷幄；萧何精通镇抚之道；韩信能将百万之众，刘邦将大家的智慧凝成合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刘邦的高明之处。
由于他是“一无所有”地攻城夺地的，因而出手也非常大方，谁攻破的就赐给谁，这让将士们的热情非常高涨，也使得投奔者越来越多。他是细节的把握专家，在打败项羽的过程中．给他带来成功机会的都是项羽不注意的细节。比如说在鸿门宴上，刘邦说自己与项羽合力灭秦，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入关了，今天才与老朋友见面，实在太快乐了，只是担忧小人离间我和将军，造成不好的误会。项羽听后立即说道：还不是你们那儿的曹无伤说的，要不我怎么会无端地怀疑你？
疏忽之间就把朋友给出卖了，这样的傻事刘邦绝对不会做。他的度量也非常大，能够容忍部属的弱点，比如说有人举报陈平“盗嫂受金，反复无常”，刘邦并不在意，因为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这种宽容是项羽所做不到的。正是陈平设计，使得项羽失去了对范增的信任。当项羽的使节到刘邦军中时，刘邦用盛宴款待，接着又仓皇失措地说：还以为接待的是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羽的，那就不必这样费事了，于是撤掉盛宴，以粗劣的食物打发。这种粗劣的伎俩竟然也能射中项羽，迫使范增告老回乡，并在路上抑郁地死去。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邦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对韩信的逮捕就很能说明道理。早在韩信攻城夺池时，就曾经派人告诉刘邦，自己打算在齐地做“假王”。当时刘邦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与项羽决战，听到韩信的要求便火冒三丈，对使者发火道：整天等着你们来参加会战，却跟我要个什么“假王”，随即觉悟，马上改口说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做出一番大业，那不就可以做真王嘛！韩信这事做得不地道，后来又有出卖朋友、图谋不轨的勾当，刘邦的惩罚顺理成章，而他的办法仍然是按部就班，起初是打发他到楚地，接着又让他当淮阴侯，后来也不亲手杀功臣，更何况，韩信的被杀似乎还大快人心，舆论基础该不必担忧。
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他的领悟力、洞察力、判断力等都是一流的，表面随和而实则老练，他知道若要开辟帝业，就不能时刻计较暂时的得失，应该积聚世间“第一宝贵”的人才，并恰当地做换位思考，以图长久之计。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能够把个人发展同国家远景规划统一起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善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他超越项羽的性格因素，除了有很多年少时残存的习气之外，也算是拥有一番英雄的气度。他的很多举措都尽可能按着客观规律冷静地运作，避免过多的情感因素，继而开创了汉朝基业。
以柔克刚的汉光武
仁者刘秀以“柔道”来发展国家，儒道政治运用得当，恰好补足了暴政与酷治的误区。他善于从别人身上找到优点，并且及时地加以表扬。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隐忍地保全自己，赢得良好的环境支持，为日后霸业创造条件。
以柔克刚或以弱胜强，是很多封建士人的处世理念，他们总是以温柔的力量打败对手。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赤眉、绿林起义爆发时，宛人李通遂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这位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也抱着恢复刘氏统治的目的，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的地方豪强，组织武装部队“舂陵军”，拥立刘玄建立更始政权，他担任太常、偏将军，并与绿林军约定“合纵”。昆阳之战使他重创莽军，其武装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
面对刘秀势力的发展，很多起义将领都劝说更始帝杀死刘秀的哥哥，更始帝觉得应该如此。为了获得农民军的信任，刘秀赶赴宛城佯装谢罪认错以自保，后被派往河北镇抚州郡。诛灭了称帝邯郸的王郎之后，他被更始政权封为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率宗族、宾客、子弟纷纷归属于他，成为其政权的有力支柱，这时刘秀开始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了。当迫降和收编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部队后，他被称为“铜马帝”，继而与农民起义军彻底决裂，在群臣拥戴下称帝河北．不久定都洛阳，用3年时间打败起义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经过12年艰苦战斗，刘秀削除了地方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他致力于整顿吏治，并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鉴于西汉“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失误，这位颇有谋略的军事家“退功臣而进文吏”，禁止功臣干预政事，限制诸侯外戚的权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本人。他还加强监察制度，强化自身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又采取措施安定民众，恢复残败的社会经济，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
这位仁者以“柔道”来发展国家，柔道政治运用得当，“仁”与“谋”似乎是有缘的。人格的修养之于统治社会大有裨益，而这也恰好补足了暴政与酷治的误区，因而王道政治的发展前景为历史上很多人所钟爱。智者刘秀的“柔道”在收编铜马起义军时表现得极为突出，不仅“封其渠帅为列侯”，还命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骑马到铜马操练将士，从而得到了深切爱戴。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他的做法更加高明，能够善于从别人身上找到优点，并且及时地加以表扬，善于思考问题的他还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纠纷，使他们结交成为好友。
他从未忘记以往功臣，“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将领征讨时被刺身死，他能够乘车带着白布，前往吊唁。这种仁政无疑得到部属支持，怀柔政策避免了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使得“军政齐肃，赏罚分明”。在进军陇西完成国家统一时，他所率大军遭到围困，颖川、河东发生叛乱，急于赶回的他在临走时留信给岑彭，指出抓住时机的重要性，“既平陇，复望蜀”，拓宽发展的视野，后来此事当做典故流传至今。
这位仁君“在上不骄”，做事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经达到2100多万，历史上称“光武中兴”。因为素以“柔道”治理朝政，他扶植和保护了世家贵族利益，分化和镇压农民起义。在精神层面“宣布图谶”于全国，以儒家学说和谶纬神学为治政武器，用以加强统治的力度。他的温柔实质上是寓刚于柔。“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为了完成恢复刘氏政权的“中兴大业”，他做了毕生的努力，因为事半功倍的“柔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刘秀从制度上改革了以往的弊端，达到由乱而治的局面。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以柔克刚”的理念发挥到成功境界，其中妙处非常人所能够理解。正所谓“以刚克柔者多，以柔克刚者少，刚者多胜，柔者多败”，其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刚”的资本的时候，能够以“柔”的方式掩饰其目的，这种隐忍往往能够保全自己，赢得良好的环境支持，为日后霸业创造条件。
命世之才的格调和品位
物欲横流的时代是不能容忍精于格调的精神贵族的登场的，曹操遇到的不是“治世”，那他大抵只能做“奸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资本是他不能丢弃的旗号，也注定了他无法称帝。这位“奸雄”实是“真豪杰”，其格调和品位已经写进了正史。
曹操不是曹参的后代，其父只是曹腾的养子，而曹操的祖父母也“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来历不明”的曹操成长于“桓灵之间”，这应属历史上君昏臣恶的时期之一，要做个贤良是极难的。耳闻目睹都是外戚专权、宦官擅政、军阀称霸的新闻，社会风尚也很不客观：“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物欲横流的时代是不能容忍高贵的登场的，要么做曲意逢迎的无耻小人；要么做改变命运的乱世豪杰。曹操属于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