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乃四通八达之道，洒脱通达的成功源于对自我及交往对象的深度了解，从而以双赢为突破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历史上的纵横家很懂得说话的艺术，他们从没有兵家的神勇驰骋，也没有法家的庄重铁血之律。他们只是让权力阶层接受自己的观点，改变目前的发展格局，成本和收获的差异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以救世书后半部春秋
圣人把他引以为同道，正是由于子产的光辉，“后半部春秋”才不至于过分暗淡。他的能力确实是大手笔，不单单在于交际表达上，更在于实实在在完成了法律和经济的联结，达到早期的法律经济化和经济法律化？
正是由于子产的光辉，“后半部春秋”才不至于过分暗淡，这位春秋时代的智者，“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他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封建贵族，强调礼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同时对周礼加以改革，使之具有规则的人伦的价值。“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时，与孔子同时代的他坚持用新法来改革时弊，提出宽猛相济的治国方式，很多观点对法家有极好的借鉴意义。当时的土地兼并酷烈，原有井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子产的祖国恰恰不幸“介居于两大国之间”，晋、楚都要征服郑国，“国境之上。无岁不是晋楚两家问罪之师”。这样的局面令人头疼。子产对时局的判断是：“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等冲突往往导致内乱。这正如学者高治奇所评论的：“拯之为国，族大宠多，俗淫而侈，又介晋楚之间，疆场日骇，民生蛰隘，未易以为治，而子产之相郑，则大有可观矣。”
“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圣人把他引以为同道：“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民为忠臣，于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由于子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他便有了后人考察社会历史的意义，他有效地回应矛盾、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子产明确承认私田合法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时，不退缩的他差点儿遭到对方率家兵攻打。“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民风”如此，子产大抵也没有办法，为避免触怒贵族利益，子产隐忍不发，此后才数其罪而诛之。改革使庶民的经济利益受到保护，“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井田制瓦解后，子产把军赋改为按丘计算分派，由新土地私有主负担。这个举措又遭到非议，“其父死于路，己为尾，以令于国，国将如之何？”有了成功的基础，子产的回答便很凛然：“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这个锐意改革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检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他当时用的是保甲法，正如王安石所说：“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
子产的能力确实很强，据清代学者李元度说：“子产之德过于管仲，即使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况，不敢比拟子产。”在经济政治改革基础上，子产这个“郑人铸刑书”，把其推行的法律赋予强制意义。“法”或多或少地挣破了“礼”，必然涉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调整，这又引起贵族的坚决反对。“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怕老百姓不顾忌当权者的意志，不再理会道德教化了，“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殊不知，子产所面临的是风雨飘摇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非常麻烦，无法用营造虚幻的太平盛世来陶醉，“乱世用重典”是他惟一的选择，事实也证明他决策的正确，“铸刑书”20余年后，晋国“铸刑鼎”加以模仿。
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到子产的纵横能力，他的能力确实是大手笔，不单单在于交际的言语表达上，更在于实实在在地完成了法律和经济的必要联结。刑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如果对其内容并无多少了解，此论的何在？子产的洞察社会似乎有某种先知先觉。法律由当权者掌握，民众不知其然更不知所以然，子产把刑书明确公布，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庶民议论执政的得失，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遗俗在晚近仍有残迹，子产让当时的老百姓满足了民主要求，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吾以救世也”，话说得多么明白，他无法摆脱的是匡救天下的苦心孤诣和悲悯情怀。
《左传》记述了他的遗言：“性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也；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以多言也，岂不或信。”几乎绝口不提天道的他还是很讲人道的，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说：“凡是在逻辑上难以理解的事情，在社会学上都可以被理解。”子产的纵横在逻辑上似乎还算不上严密，但在社会意义上却较为稳固，他的理性光辉通过历史的河流照亮了今人研究的目光。
法律和智慧不能分离
“本于黄老”的他研究“刑名法术之学”，他的法律观突出法治，以期建立中央集权政权。《韩非子》是智者法理观念的文艺延伸，他把法治建立在“人主之大利”的原则上。殊不知，尽管“法治”胜于“心治”，但法律和智慧不能分离。说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能不提及法家，说法家不能忽略韩非。“杨朱之弟杨布穿着一件白色外衣出门，正逢天上飘雨花，淋湿了他的衣服，他便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的黑衣服来。等到回家的时候，他的狗不认识他了，对他这个‘陌生人’狂吠。很生气的杨布就要打那只狗，杨朱见状说道：‘你不要打它，其实你又何尝不是这样。当初狗出门时是白的，回来时却变成黑的了，难道你不觉得奇怪？”’《韩非子》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处处体现着智者法理观念的文艺延伸，该书作者韩非是韩国积极主张变法的贵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位贵族的心路历程，不妨再列举几个故事：“燕国有个宾客自称会长生不死的法术，这种法术对于燕王很有吸引力，燕王专门派人去跟他搞研究。目的非常明确，让这位国家公派的研究者学成后回来，完整地把法术教给自己，以求能够在更多的时间内快乐地生活。可是这位专派人员还没来得及做完整的研究，那个懂得长生不老的宾客就死了。燕王为此大怒，责怪专派人员研究得没有门道，随即狠狠地加以惩罚。”不深究长生不老者的真实才能，却责怪专派人员掌握技能的速度，这种思维错位者的荒唐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郑地有个人去卖猪，直到天色很晚了也没卖出去，便急急忙忙赶路回家。正在这个时候，有个买主来问价钱，卖猪者不耐烦地说道：‘我回家的路很远，天又马上快黑了，哪里有闲工夫和你掰扯这个！”’如此指责不知深浅的故事还有这则：“有个姑娘就要出嫁了，外人对姑娘的父母说：‘女儿出嫁后，不一定就能生儿子。平日里应该让她从婆家多偷点儿衣物、器具什么的藏在外面，防备着一旦不生儿子，被婆家赶出来，生活依然有着落。’姑娘的父母觉得很对，便让女儿经常在外面藏私房钱。姑娘的公婆知道这件事后说：‘做了我家的媳妇，却又生外心，这样的媳妇怎么能要？’于是便把她休了。姑娘的父母更加佩服出主意的人有远见，便把女儿被休的事告诉了他，以后始终都对他很好。”
值得提及的是，如此会讲故事的人却是“口吃”，但“口吃”的他善于著书，研究的是“本于黄老”的“刑名法术之学”。他突出“法治”，实质上要建立中央集权政权，以实行君主专制独裁。在批判吸收各家主张，总结前期法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法为本”，法、势、术统一的“法治”理论体系，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提供根据。“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因道全法”，“治之至也”；“法与时转则治”，重视规则的他无疑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观。“人民众而货则寡”，自然财富和生存空间的有限导致了人间争夺和国家制度的存在，君主与法律从无到有，并随着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封建贵族看到自私自利的人性不可改变也无须改变．只能用赏罚因势利导加以利用，“欲利自为”，可从人性的“自为”出发，韩非把“法治”建立在“人主之大利”的利害原则上。法能够“禁奸”、“尊主”和“强国”；“法治”胜于“礼治”以及“任贤任智”，“智”与“法”是对立的，“名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法治”胜于“心治”，君主的智力不可能是全面的，应该通过“法”驾驭官吏统治人民。
才华总不是自然而然地为统治者所重视的，韩非的“法治”是用峻法和权术维持君主统治，在当时应该是进步的。这个主张变法图强的口吃者积极献计献策，却不知是否因为语言障碍而长期得不到采用，于是埋头著述了《说难》、《孤愤》、《五蠹》等作品。作品传到秦国，受到秦王的高度重视，遂发兵加紧攻打韩国。国君派韩非出使秦国，等于把他推上了不归路，由于政治上的利害，韩非受到同窗李斯等人诬陷而入狱，不久自杀身亡，这个结局是令人不愿看到的。
韩非大概还没有看到，铁的法律和韧的智慧不能分离，前者也是后者的结晶，看到法律弱点的竞争者可能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实现目的。放弃法律的尊严而陷害同窗的李斯没有用法律手段迫害同窗，自己却被法律手段结束了生命，不知道这是封建法律的荣幸还是悲哀。封建中国的很多事情大抵都是如此，当人们对某个事情充满期待时，事情突然走到人们所企盼的另外道路上，他们用不同的元素组织纵横的结构，法律的思路大概是更加规则，打着法律的幌子或者干脆用人际方式完成的思路往往杂乱无章，当普及和启蒙不够时，人们往往热衷于后者；当主体参与社会的程度逐渐提高时，前者便是人们不可能放弃的价值选择了。
以利益为关联的政治说辩
苏秦不是“大丈夫”，不具备独立人格的强大支撑，他的出场总是以洞察他人的利益关联为前提的。苏秦往往表露出这样的意思，听他的话就圣明，不听他的话则因为王者周围的人不好。如此这般的政治说辩，让弱国国君多加留意，他求功名如探囊取物。
能够在乱世身佩六国相印而游刃有余，不可能缺少卓越的交际能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肯定有说服力，这是苏秦成功的逻辑起点。但他的成功也并非一蹴而就，当他在秦国碰壁，资料耗尽，狼狈回家后，妻子见他落魄的样子，连织布机都没有暂停，嫂子也不肯给他做饭。饱经世态炎凉，他便“头悬梁，锥刺股”，深入浅出地研究了当时的整体社会发展态势，做出南北合纵的构思，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当此乱世之秋”，苏秦“慨然出山，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取功名直如探囊取物，一时显赫莫比。”亦战国时期一景观也。“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他和张仪“以纵横之术试其所学，你方上罢我登场，玩诸侯于股掌之上，颇似一场大游戏”。“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而称之为‘大丈夫”’，难道真是大丈夫？孟子日：“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苏秦绝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具备主体独立人格的强大支撑，他的出场总是以洞察他人的利益关联为前提的。比如说他帮助燕国，看好了地理环境和土地广袤、军队强大、粮食丰厚的实际，期待“天府之国”能够更加强大。而当时的时局情况是，秦国和赵国发生了5次战争，双方都很疲惫，燕国却保护了大后方，秦国暂时是难以损害燕国的，赵国攻打燕国却方便，不忧虑百里内的祸患，却重视千里外的邦交，实乃不智之举。秦国远交近攻，苏秦这里恰恰反其道而用之，以周围合力对付强秦，之后对赵国的游说也大抵如此：“圣明的君主能够判断敌国的强弱，能估量自己将士的多少和才能，岂能被众人胡言乱语所蒙蔽？”怎样能够不被蒙蔽呢？听他苏秦的话，这个目的最终也在赵国国君的认可下成为现实。
苏秦的做法非常明确，听我的话就说你是个圣明的人，不听话的则说你周围的人不好。国君从来没有犯错误，错误都是别人造成的，而目前还来得及扭转。如此这般的政治说辩，是很能让恐惧秦国进攻的弱国国君动心的，他也便有了求功名如同探囊取物的大好时机。活人可以说死，死人可以说活，这就是纵横家迷魂阵的厉害，这种语言艺术的社会功能极其强大，所谓“长袖善舞”，舞者似乎总是追求忘我的境界，纵横家正是战国舞台上不知疲倦的舞者。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日：
‘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话说得非常明白，苏秦不是这样的标准纵横家，他不可能句句都说谎，当然也不可能每句都说实话，他的技巧在于大多数的时候说真话，只在关键时候说假话，听这样的假话如同雾里看花，平时总觉得很有道理，在关键时刻往往得到致命一击，通过这种方式，他摆脱了平庸，而达到高明的境界，大抵也就是一体两面的妙处。
政治并不是板结之物，置身其中也能够体验到游刃有余的快乐，不乏情趣、意味和魅力。苏秦对齐王的劝说便有很多谎话的点缀，他精明地指出三晋和秦国的关联，以此说明燕国和齐国的关联。齐王没有听出他说话的基本出发点，其思考定位总是围绕齐国进行的，这样就忽略了苏秦在帮助齐国背后的深沉机敏的政治动机。苏秦还是了解各国国君情况的，总有办法把他们带进言语的迷魂阵，很少有国君能够从这种迷魂阵中走出来。苏秦实际上控制着时局的基本动态，战争与非战争、和平与非和平都在他铁齿钢牙之中，这实在是极其难得的。
但是历史如同东流水，没有哪个人物哪个事件可以长久占据历史舞台，苏秦的合纵很快就被张仪的连横代替了。所谓世事无常，此一时彼一时也，正如苏秦只是乱世中的难得的焦点，张仪的成功也是历史星河中短暂的一段。重要的是时代盼望着早日统一，“六国自坏”让秦国把握住了时机，从而有了号令四方的始皇帝。对于纵横家来说，任何时候的成功都不可能寄托于偶然，玩弄政治就犹如玩火。还是司马迁说得有理：“他们终不得其死，亦可悲矣！’’
崛起于耻辱而求奋发
他在困境时还能幽默，夫人说他嘴巴里的舌头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其成功内蕴苏秦的成功，其纵横能力不仅在于可见的质量，也深深扎根于长远的目光中。“批评帮助都是好意”，至少该理解为好意，“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