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任命已公之于众，陈独秀也就在1月下旬赴京上任。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1916年9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所在地。
[1]蔡元培号孑民。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陈独秀惊魂未定，便有人敲门。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
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1904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
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原本在北京城内的沙滩。这幢红楼，是李大钊、毛泽东、鲁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陈独秀亦深谙训诂音韵学，曾被章太炎视为畏友。他跟钱玄同都擅长此道，又是旧识，何况思想同趋激进，相见甚欢。
不言而喻，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一个多月前，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时，陈独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学拜访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抵京，那“信息”便是从沈尹默那里得到的。
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字已小有名气了！”
“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陈独秀相识，也有那么一番趣事：
那是1910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同校有个教员叫刘季平（又名刘三），喜爱文学，跟陈独秀过从颇密。
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见墙上新悬一纸，上写一首五言诗。陈独秀精于旧体诗词，当即吟诵一番，细品诗意。
陈独秀指着诗末落款问道：“这个沈尹默，何许人也？”
“我的友人沈士远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唤沈二。”刘季平答道，“前几天士远和他一起来寒舍饮酒，几盅下肚，沈二诗兴大发，口占一首五言诗。翌日，他又将诗写在宣纸上送来，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诗词，请你不吝赐教。”
“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处？”陈独秀道，“我当面跟他说。”
“也好，也好。”刘季平把沈尹默的住处告诉了陈独秀。
于是，陈独秀往访沈尹默。刚刚迈进大门，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吗？”
“在下便是。”沈尹默赶紧起身相迎。
“我叫陈仲甫。”陈独秀跟他一见面，便大声说道，“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
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他从未遇见过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话使他很不自在。
受陈独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他跟陈独秀三天两头相聚，陈独秀不仅作诗，还写篆字给他。从此沈尹默刻意钻研书法，先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对东坡、米芾、黄庭坚也多所留心，心悟神通，倡导以腕运笔，自成一家，博得书法家之美誉。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处。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那里的黄山要塞炮台闻名遐迩。刘半农之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居长，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使学问渐丰。
从1916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刘半农因无高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后来刘半农于1920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此是后话。
就在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半年，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
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一爿茶叶店，于是胡家落脚上海。
胡适
胡传原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后死于战乱。胡传48岁那年，娶年方17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1891年——冯顺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胡适在20岁那年赴美留学，最初学农，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两年后，又改修哲学。24岁时，胡适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1917年5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6月离美，7月抵沪探母，8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决心。
胡适到来之后，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1917年11月——另一颗耀目巨星也进入北大。
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
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
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有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1920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
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在关注《新青年》。据《鲁迅日记》载，1917年1月19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了十本《新青年》。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1917年3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9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
如沈尹默所回忆：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1]
后来，到了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刊载《本志第6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
“第1期，陈独秀；第2期，钱玄同；第3期，高一涵；第4期，胡适；第5期，李大钊；第6期，沈尹默。”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
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
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1]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就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显赫的雄文之际，在1917年4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读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画生”！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笔名，作者不愿透露真姓实名。
那是陈独秀从一大堆来稿中，见到这篇寄自湖南的《体育之研究》。虽说文笔尚嫩，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况《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很少涉及体育，便把此文发排了。
推算起来，这是“二十八画生”头一回跟陈独秀结下文字之交。
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24岁的湖南小伙子。直到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笑谈“二十八画生”的来历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数一数，总共多少笔画？”
哦，“毛泽东（毛澤東）”——正好28画！
《体育之研究》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处女作”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1921年毛泽东28岁。巧合的是，当年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正好是28岁
写《体育之研究》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毛泽东这样谈及杨昌济：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善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2]
当1909年春，杨昌济从日本来到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在那里结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1918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6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街豆腐池胡同15号安家，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
这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哲学讲师，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长梁焕奎与杨昌济有着旧谊。梁漱溟跟杨教授切磋哲学，相谈甚洽，于是，常常造访豆腐池胡同杨府。
从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当晚间叩响杨府大门，常见一位个子高高的湖南小伙子前来开门。他跟梁漱溟只是点点头，偶尔说一两句寒暄之语，听得出湖南口音很重。开了门，他便回到自己屋中，从不参与梁漱溟跟杨昌济的谈话。
这位杨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画生”！
那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平生头一回来到北京。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钱去北京的他，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
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
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
杨开慧是毛泽东夫人，也是一位革命烈士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
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25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8块钱。”[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