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一）旨在“资治”的政治史
从《资治通鉴》的名称上，可以看出“资治”当代的用心。最初曾送在神宗面前的书并不叫《资治通鉴》，而是《历代君臣事迹》。“历代”二字尽管含有“贯通”之义，但根本宗旨隐而不露。经过宋神宗“赐名”，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仅贯通古今、古为今用，而且“资治”二字首当其冲，格外醒目。“资”是提供的意思；“治”是管理；“通”则是纵贯古今；“鉴”是镜子。所谓“资治通鉴”就是一面旨在提供古今治国方略的镜子。
司马光从“资治”出发，以探求历史上“治乱之迹”为宗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历史事实入史。所以，《资治通鉴》的内容主要是政治通史，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长治久安的经验教训。
1.写上层
这里所说的“上层”，自然是指封建统治集团，也就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书中尤其重视为君之道，用大量篇幅记载中国历史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贤明政治，详细描述乱国之君丧权辱国、涂炭生灵的经过，其历史评论也都是在“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的观点。他把历史上的君主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制，舍道以趣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历年图序》），像秦二世、陈后主和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资治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由于“治”是国家兴盛的前提，但凡帝王之“治”，也就格外引起重视。在司马光看来，皇帝首先应当善于选贤任能，不如此，社稷便不能长治久安。司马光在《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中写道：“人君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能其所矣！”这里司马光实际上是在告诫君主贤人和国家的关系，如同躯体的各个部分，看远处犹如看近处，在边疆犹如在朝廷，只有推荐有德有才的贤能之士充任各种官职，修明政治，为百姓谋求福利，那么自己的疆界内的百姓才能各得其所，社会变得稳定有序。
由于“乱”是国家“衰亡”的温床，所以，但凡古代帝王之“乱为”，司马光也往往尽量揭露出来。目的是告诫本朝统治者，江山社稷，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的道理。为此，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统治集团最高层的黑暗、腐朽和罪恶行径，使得历史上一大批皇帝被剥掉了“神圣”的外衣，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秦二世的残暴、汉灵帝的放纵、晋惠帝的愚蠢、南朝诸帝的贪欲、隋炀帝的荒淫、后晋主的无耻等等。
《资治通鉴》即使对历史上杰出的英武之君，也并不因为他们曾经有过重大贡献而讳言他们的过失。对“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如此，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如此，对“贞观之治”的明君唐太宗也如此。
2.写下层
所谓“下层”，自然主要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的最底层。由于他们是主要的被统治者，又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人心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政权的巩固，所以，司马光明确把“生民休戚”列入著述宗旨。正是在这一既定思想指导下，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资治通鉴》中几乎成了“生民休戚”的主线。不论是秦末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还是继之而来的汉末、隋末、唐末的农民战争，往往成为当时记事的中心。诸如起义背景、经过、规模、影响和结局，都一一呈现，所写文字几乎占当时所有叙事篇幅的一半左右。
司马光反映农民起义时，有关农民起义军声势及影响的内容，往往是据实直书。例如，写秦末农民大起义，“秋，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写他们“攻大泽乡，拔之；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 、 、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当是时，诸郡县苦秦法，多杀长史以应涉”。陈胜“又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之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通鉴》卷七）。
司马光不但如实地反映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进展情况，而且以隐含同情的笔调比较客观地揭示出起义的原因和背景。在司马光看来，农民起义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民众因饥荒年代的缺衣少食，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二是由于统治者过分地剥削、压迫而不体恤民众。由于司马光一贯坚持这种观点，因而，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对垒的封建社会中，也就为后人勾勒出一幅官逼民反，民不能不反，孰是孰非，自有后人评说的历史草图。
众所周知，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中的被压迫阶级，由于不堪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自秦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中国历史上曾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司马光对此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记述。诚然，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作为封建史家的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问题。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为北宋王朝提供前车之鉴，为帝王敲响历史警钟，以便未雨绸缪而及早采取对策。但是，客观上却反映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真实情况，比较真实地揭示了历代治乱兴衰的情形，也为后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献资料。
3.写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资治通鉴》记述了古代以来各式各样的战争，有发生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发生于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战争；也有发生于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
《资治通鉴》中揭示了大量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秦赵长平之战、三国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
司马光还特别留意反映上层统治者因“内乱”而爆发的战争，如发生于西汉景帝时期以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发生于西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发生于南朝梁武帝时期的“侯景之乱”等等。记述最为详尽的当属爆发于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资治通鉴》如此重视封建统治内部战争，主要是源于以下的思想认识：内部战乱有动摇、甚至摧毁整个国家的危险。通过反映有关战乱的前因后果，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从正面总结经验教训，为封建统治者开出警惕、应付的药方；二是可以从反面晓以利害，警告那些谋乱者，如若执意“逆天而行”，必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资治通鉴》中，也记述了古代以来许多民族战争。司马光在这方面比较强调国家统一，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凡是维护统一或爱国参战者，就颂扬；反之，就揭露和抨击。
（二）蕴有“唯物”的哲学史
《资治通鉴》无论是在记述古代的各种灾异及宗教方面，还是在阴阳五行以及某些天人关系问题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蕴涵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一是有关怪异现象。司马光本着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精神，一向反对“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传家集》卷六十五）。对于怪诞不经而又“强附时事”的资料往往不信其说，例如五星之变、五行灾异等，大多删而不录。有关日食、月食、彗星、地震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往往剔除其迷信色彩，将天象与人事分离开来。《资治通鉴》中也记述方士，但也是别有用意，或在行文中以“自言”“诳人”之类的字眼暴露其骗人伎俩，或索性直接评论，揭穿这些人原本就是“诡诞之士，奇邪之术”。
二是有关佛、道宗教。尽管在《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佛教和道教事迹的记载，但作者的基本原则是既不相信佛教，也不相信道教。司马光一向认为，“释老之教，无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识所共知”（《传家集》卷二十六）。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早在记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司马光就尖锐批评它“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通鉴》卷四十五）。作者还通过一系列史实揭露了佛教、道教的危害。
三是有关正闰之说。所谓“正闰说”，从表面上看，是有关封建王朝的正统与僭伪的学说，而究其本原，就是阴阳家五德终始说——也称“五德转移说”，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鼓吹的学说。主要是说水、火、木、金、土物质的德性相生相克，而周而复始，以此附会王朝兴替的原因。例如夏、商、周三朝的递嬗，是由于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由此虚构出一个唯心的历史循环论。考察古代，夏、商、周时期并不曾有什么“正统”问题。战国时代，为了给新兴的地主阶级统一政权制造神学根据，阴阳家邹衍便抛出了“五德终始说”。从此，折中说法便在特定环境下日渐传播开来。司马光对正闰说一贯持反对态度，而且运用科学的史学观点廓清了愚弄后人的“正闰说”的神学迷雾，可以说，司马光的史学观点着实高人一筹。
四是有关天人关系。由于司马光一向以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为信条，所以对古代以来的天命论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在分析刘邦建汉原因时，司马光指出，“高祖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其知人善使而已。故高祖自谓：‘镇国家、抚百姓，不如萧何；运筹策、决成败，不如子房；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韩信亦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斯言尽之矣”（《稽古录》卷十二）。司马光论述西汉的兴起，竟然一字不提“天道”，倒是一再地强调“人杰”在建功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这些地方的“轻天重人”的天人观，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此外，司马光因不同意正史中大肆宣扬的“君权神授”的理论，故而常常以各种形式剥掉帝王们所谓“神仙”下凡、天赐“龙种”的外衣，从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神”，首先是作为“人”来反映。于是，出现在《资治通鉴》中的皇帝们有功，有过，甚至有丑行，有罪恶，并不是特别“神圣”。司马光这样不虚美、不隐恶地反映历史，尽管其目的仍在于为皇朝提供鉴戒，但客观上为后人提供了一些相对可信的资料，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