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财院财政系任教，就在第二年的4月份我认识了许毅同志。他是到中央财院找我们的院长陈如龙同志商量1964年召开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讨论会的事。陈院长叫去财政系的主任和几位老师，系里顺便把我也带去听一听。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认识我国财经理论界的大家。从此，我与许毅同志就不断交往了40多年，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一位从革命年代、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代就一直苦苦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同志，从来就没有人云亦云过，从来就没有放弃建立自成体系的财经理论，只有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完善。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大师级人物，许毅同志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思路极其丰富，我感悟较深的是在三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探索我国财经理论的真谛；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丰富的财经实践中总结提升财经理论；三是善于从环境变化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分析中把握经济大势，提出见解和政策建议。
一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乃至改革开放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的，研究中国财政经济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离开了这一理论指导，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许毅同志经常给我们念叨的话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跟随许毅同志写书和作调查研究的那段日子，曾听他讲过“文革”10年的故事，他坚信国家不可能那样长期乱下去。他做了能做的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在劳动锻炼中感受乐趣，过去较弱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恢复；二是读马列。在过去革命年代和建设时期工作事务太多，每每想学习，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抓住“文革”中难得的清闲，于是带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许多经常思考的悬念，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可以说是苦苦修炼了10年，终成正果。他重新恢复工作后，工作青春马上焕发出来，一方面抢救性地进行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编写工作，另一方面进行现实财经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进行了财政学新体系的创造性研究工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社会再生产原理、国家学说、分配原理、劳动价值论等，与中国财政经济实践相结合，构建了财政学的新体系，这个体系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所著的《财政学》里，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财政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
许毅同志在革命年代就从事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财政系统做各个业务部门工作，对财经工作的实际情况非常熟悉，这一优势在我认识的所有经济学大家中是无可相比的，这与他深刻的理论修养相融合，就成了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很有特色的人物。他一直强调，研究中国的财经理论，既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更不能从概念到概念，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从中国丰富的财经实践中去总结概括提升，这是许毅同志学术思想的鲜明特征。1964年在大连召开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讨论会，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财政本质和“三大平衡”，目的是着手创建新中国的财政理论体系。会议云集了全国科研、院校和实际部门的专家学者，讨论中对财政本质的看法要算是最为激烈也最为分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停留在概念之争，各自的概念都有各自的理论前提，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这讨论的中期，开了个大会，作为大会秘书长，许毅同志作了主题发言。他着重讲了新中国从经济恢复时期和建设时期丰富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践，用变化了的实践与各种关于财政本质的概念进行比较，找出有关概念与实践的矛盾，他主张应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正、丰富发展原有的概念。他的发言在研究思路和学术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会后我听到好多老专家都说听了许毅同志的讲话深受启发。对我来说研究财政理论问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入门的。
三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许毅同志总是善于从环境变化和宏观经济运行矛盾中把握经济大势，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这也是许毅同志研究现实问题的一大特色。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面对蓬勃发展的社队企业，社会各界，包括各领导层，认识很不一致，领导层也很难决策。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底许毅同志带领我们一班人到江苏作调查，深入社队，深入农户作了为时两个月的调查。许毅同志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道路的高度，满腔热情地科学地肯定了社队企业发展方向，向中央写了研究报告，为决策层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之前，面对大好经济形势中的深层矛盾，许毅同志与我一起分析了当时宏观经济运行中几大深层矛盾，提出了我们的见解，研究报告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还有，在我的印象中，许毅同志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企业财务问题到价格问题，几乎在不同期的关键时刻，都出以重要的研究报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作为财政经济的研究工作者引为学习的。
写于2006年3月
